石峁遗址与黄帝城的关系：一个惊人的发现

● 高从宜

先秦诸子中，对黄帝属意最多者为《庄子》和《列子》。《列子》卷二即黄帝专篇。《庄子》的黄帝叙事就更丰富漂亮了：有黄帝南征北战的军政叙事，有“黄帝遗珠、罔象得之”的神话隐喻，有黄帝斋戒问道的崆峒故事，甚至还有黄帝与炎帝比较中的批评语言。荀子评价《庄子》“明于天，暗于人”。

司马迁《史记》的首要主题就是：“究天人之际”（ 商人尊“帝”，周人敬“天”。西周以降，“天”是与“帝”“神”并列性的神圣崇高概念；涵义和歧义非常之缤纷复杂。参阅汤一介、汪德迈《天》，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

就黄帝而言，他既有“天”（“帝”“神”）的方面，也有“人”的方面；先秦典籍中，《山海经》之外，《庄子》是“究”得最丰富与漂亮的了。1991年，王明先生指出：“黄帝历史的传述，主要是我国道家和道教学者的卓识和贡献”（ 王明《道教通论·序》，齐鲁书社，1993年）。那么，追寻“天人”黄帝的历史和精神“灵魂”，《山海经》和《庄子》乃是优先需要面对的古典文献。令人惊异的是：早在陕北石峁遗址发掘之前，《山海经》研究专家王红旗，“1987年在《民间文学论坛》杂志发表《昆仑地望探索》一文，首次指出昆仑丘在黄河河套以南的鄂尔多斯高原”，“位于陕西省黄帝陵的北面”（ 王红旗《全本绘图山海经·五藏山经》，武汉大学出版社，2011年）。

石峁遗址

王红旗“石峁黄帝城说”提出的1987年，神木市石峁遗址还只是一个“县级保护单位”。石峁遗址发现不久，沈长云于2013年3月25日的《光明日报》上发表了《石峁遗址是黄帝部族居邑》的文章。同年4月15日《光明日报》上，除又刊发了沈先生的一篇文章外，还有青年学者陈民镇《不要把考古与传说轻易挂钩 ——也说石峁古城》的商榷文章。在这位青年学者看来，把石峁遗址和黄帝部族居邑的联系研究就是“轻易挂钩”。殊不知，张光直《古代中国考古学》等名著的“此类挂钩”多得很！例如：在《仰韶文化的巫觋资料》中，这位公认的考古学“巨人”和“伟人”不仅将仰韶陶壶与道教著述《抱朴子》和欧美萨满研究联系起来，还将它们与气功入定“挂钩”（张光直《中国考古学论文集》，三联书店，2013年）！在《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断代》，他又语重心长地说：“风胡子死了两千多年之后的20世纪初叶，中国人对古代物质文化发展秩序的观念，仍然停留在风胡子的阶段（假如没有更倒退）”（同前） 。陈民镇的文章，恰表现了一种“倒退”！

关于石峁研究上他们的观点和分歧不必说了，倒是陈民镇文章中的一句话实在让人惊诧！这句话是：“在目前的条件下，将新石器时代的考古遗存与古史传说轻易挂钩都是危险的”。这句话学理上的问题与错误，沈长云《再说黄帝与石峁古城——回应陈民镇先生》大都已经指出。这里仅提两点：（1）它让人想到了“现在青年无青春”和“佛系青年”现象。胡适“大胆假设，小心论证”都讲了百年，青年学者的胆量竟比长辈还小。（2）“在目前的条件下”指什么？与沈长云观点商榷的文章，无论年龄老幼，皆提到“在目前的条件下”的一大情况是：“材料极度缺乏”。奇怪的是，他们既不“拿来”欧美成熟的文化人类学与神话研究成果，也不理会《庄子》和《山海经》两千年前已经写就的典籍，甚至罔顾当代王明先生的《道教通论》文章，以及唐晓峰2003年就提出的“中国北方地理的三元结构”理论。还嫌“资料匮乏”吗？

2013年以来，已经出版了《发现石峁古城》和《石峁王国之石破天惊》等书。石峁遗址与黄帝城的关系仍然处于严重晦蔽状态，学者们知道“危险”而三缄其口吧。这让人“在目前的条件下”，想起《左传》中关于剡子与孔子的著名故事。《左传》“昭公十七年”记载道：剡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昔者黄帝氏以云纪，故为云师而云名......大皞氏以龙纪，故为龙师而龙名。我高祖少皞挚之立也，凤鸟适至，故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自颛顼以来，不能纪远，乃纪于近......’仲尼闻之，见于郯子而学之。既而告人曰：‘吾闻之：天子失官，官学在四夷’，犹信。”

剡子的“高祖少皞挚”，为黄帝孙，父亲为清阳，以凤鸟为图腾。大皞氏呢，应该是“少皞挚”的父辈苗龙（参见马骕《绎史（一）·黄帝世系图》，中华书局，2002年）。《山海经》写道：“有木，青叶紫茎，玄华黄实，名曰建木……大皞爰过，黄帝所为。”“大荒之中，有山名曰融父山……黄帝生苗龙，苗龙生融吾，融吾生弄明。”。剡子的“高祖少皞挚”后来迁徙到东方，以凤鸟为图腾。大皞氏苗龙，仍然生活于父亲黄帝的祖地（融父山），也保持着西北的“龙纪，故为龙师”的龙图腾。石峁遗址极有可能正是黄帝族邑、苗龙部落的“国都。”(www.xing528.com)

作为后裔，剡子的追忆既高古深邃又情真意切。（1）一句“吾祖也，我知之”的开首语，是深情而坚定的历史意识！（2）“颛顼以来，不能纪远，乃纪于近”则是“绝天地通”的注解和旁证。（3）孔子尽管“见于郯子而学之”，他并没有接受有关黄帝的历史学说。这既有《论语》中“子不语怪力乱神”作证，也有《尚书》以帝尧开始为证；恰恰是“不能纪远，乃纪于近”的学风例证。（4）“天子失官，官学在四夷”既是“礼失求诸野”的重言式命题，也鼓励我们在陕北神木市这些过去的“四夷”之地追寻“龙飞凤舞”的远古文明踪迹。（5）最重要的，郯子把“昔者黄帝氏以云纪，故为云师而云名”置于自己言说的最前面，无疑突出了黄帝“云中君”的神圣崇高形象，也隐含了“天高云淡”的中国北部地区就是黄帝活动的早期圣地。神木市石峁遗址的考古发掘，最大魅力正在于此。

且回到“目前”的考古现场与成果来叙事：石峁遗址是中国已发现的龙山晚期到夏早期时期规模最大的城址。石峁遗址距今约4300年左右，面积约425万平方米。这个曾经的“石城”寿命超过500年。1983年，石峁遗址是县级文物保护单位；9年之后，1992年，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4年之后，2006年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3年之前，石峁遗址是周围乡间地头的存在对象。2006年以来，它属于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开始和它的身份适应起来。距离石峁遗址不远的黄帝陵，是中国“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第一号”。石峁遗址以“中国文明的前夜”入选“2012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和“世界十大田野考古发现”以及“二十一世纪世界重大考古发现”。2020年，石峁遗址又以皇城台的考古成果入选了“2019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考古专家李新伟在《东西对峙，何处中原》的专文评述道：“石峁遗址皇城台的发掘自2016年工作刚刚展开就引起又一次共工怒触不周山式的震动，令学界对倚天而立的西北高地更加肃然起敬”。

皇城台　石春兰 摄影

玉面人头像

石峁遗址，无疑强烈地启示着黄帝城与黄帝魂。黄帝时代，没有文字。明诏大号石峁遗址就是黄帝城，永无可能。考古的C14测年业已确认石峁遗址为4300年到3800年的古城，其庞大规模和格局也显示了它的都城形象。《越绝书》记载：“黄帝之时，以玉为兵”。石峁遗址众多的玉器中，“兵器”之外，还有礼器、法器和灵器——通灵之玉器。比如“一目人”玉器，就是一件通灵玉器；近似于佛教的法眼与道教的玄观。石峁时期，文字尚未出现，就以“一目人”玉器表达。《山海经》对此有记述（参见杨瑞《石峁王国之石破天惊》，陕西人民出版社，2017年）。

这是硬件了。庞大城址，地理方位，众多玉器，少女祭祀......这一切与《山海经》《庄子》和《水经注》等典籍对黄帝活动历史的记载高度吻合。

特别是石峁遗址的“皇城、内城和外城”格局，这是目前中国最早的三重结构“都城”。《尔雅》《淮南子》《水经注》等书都记载：“三成为昆仑丘。”屈原《天问》写道：“昆仑县圃，其凥安在？增城九重，其高几里？” “县圃”“增城”即昆仑城的上面两层，最下一层即“樊桐”。最上的“增城”，“一名天庭，是为太帝之居”。它是石峁遗址的“皇城台”吗？水落石出之前，这至少可以作为一个工作假设。

如果允许科学研究归纳方法的终极“跳跃”，学者们把石峁遗址视作黄帝城就自然而然了。李零教授将之戏称为“在一定基础上的胡说”。石峁遗址的研究更需要这种“胡说”——毕竟，历史上这里长期就是“胡人”世界。而人文社会科学中的演绎方法，在面对黄帝时代的神话传说与历史文明的时候，恐怕首先得有真诚而强烈的生命感情（马林诺夫斯基：“构成灵的实质的，乃是生的欲求所有的丰富热情”，“巫术信仰或宗教信仰，则与人类深切的欲求，人类的恐惧与希望，人类的热情与情操等等关系密切”。参见《巫书科学宗教与神话》，李安宅译，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石峁玉器中的“一目人”，兴许就是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