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陕黄河右岸的历史与人文：童年司马迁的耕牧河山之旅

● 王子今

成书于西汉时期的《史记》，东汉学者班固已经称其“贯穿经传，驰骋古今”（《汉书·司马迁传》），借用“经传”的文献意义肯定这部史学名著的绝高等级。章学诚曾有“深于《诗》者也”，“千古之至文”（《文史通义·内篇五·史德》）的赞誉。对于这部文学和史学共同崇奉的经典，鲁迅所谓“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汉文学史纲要》），评价尤为精当。《史记》的主要撰著者司马迁，于是被看作文化伟人。

关于司马迁强大的精神力量，人们通过身受重刑依然顽强著书的经历予以认识。清代学者赵翼分析战国至于两汉所谓“气节之盛”时，指出“轻生尚义，已成习俗”（《廿二史札记》卷五）。而司马迁能够战胜“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所如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的心理痛苦，“恨私心有所不尽，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汉书·司马迁传》），终于完成《史记》的撰述，得以“博有奇功于世”（《三国志·魏书·董卓传》裴松之注）。宋代学者黄震于是感叹道：“迁以迈往不群之气，无辜受辱，激为文章，雄视千古，呜呼，亦壮矣。（《黄氏日抄》卷四七）”司马迁的另一人生体验，即万里行旅，对于他的史学考察和史学理解意义也非常重要。苏辙说，“太史公行天下，周览四海名山大川……故其文疏荡，颇有奇气。”（《上枢密韩太尉书》）凌稚隆《史记评林》卷首引马存语：“子长平生喜游，方少年自负之时，足迹不肯一日休”，其用意在于“尽天下大观以助吾气，然后吐而为书”。

司马迁祠墓“河山之阳”牌坊　　书盦 摄影

司马迁祠有一处醒目的牌坊，上题“河山之阳”。“河山之阳”一语出自《史记·太史公自序》中一段回顾自己生平的文字。司马迁写道：“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年十岁则诵古文。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张守节《正义》解释“河山之阳”：“河之北，山之南也。案：在龙门山南也。”所谓“龙门山南”，即司马迁家乡。按照司马迁自述语序，可知“耕牧河山之阳”在“年十岁”之前。(www.xing528.com)

我曾经在《汉代劳动儿童——以汉代画像遗存为中心》一文中分析了汉代未成年人参与生产劳动的情形，当时忽略了司马迁《史记》中这条非常重要的史料。司马迁父“谈为太史公”。裴骃《集解》：“如淳曰：‘《汉仪注》太史公，武帝置，位在丞相上。天下计书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序事如古《春秋》。’”以这样的家境出身尚且有幼年“耕牧”体验，可知当时社会中下层阶级儿童多数应经历过这种劳动生活。汉代未成年人参与生产劳动实践，是相当普遍的情形。司马迁《史记》中有所记述。如《高祖本纪》记载，“高祖为亭长时，常告归之田。吕后与两子居田中耨。”说后来的汉惠帝和鲁元公主年幼时都曾经跟随吕后参与田间劳作。《卫将军骠骑列传》写道，卫青“少时归其父，其父使牧羊”。其他史籍记载儿童劳动的故事，有杨震“少孤贫，独与母居，假地种殖，以给供养”（《后汉书·杨震传》李贤注引《续汉书》）。第五访“少孤贫，常佣耕以养兄嫂”（《后汉书·循吏列传·第五访》）等。王尊“少孤，归诸父，使牧羊泽中”（《汉书·王尊传》），承宫“少孤，年八岁为人牧豕”（《后汉书·承宫传》）等，则取“牧”的劳动方式。《释名·释长幼》关于“童”是这样解释的：“十五曰‘童’。牛羊之无角曰‘童’，山无草木亦曰‘童’。言未巾冠似之也。女子之未笄者亦称之也。”《说文·人部》也说：“僮，未冠也。”汉画像石、汉画像砖多有儿童参与“耕牧”的画面。这些画像资料中所看到的“童”，都是被发童子，表现出“未巾冠”的形象。当然，司马迁“耕牧河山之阳”在“年十岁”之前，较“十五曰‘童’”，还要年幼很多。

《汉书·昭帝纪》记载了始元二年（前85）少年汉昭帝在“钩盾弄田”参与耕作实践的故事：“（春二月）己亥，上耕于钩盾弄田。”这一历史记录具有仪式性意义，在正史系统中是受到重视的。《宋书·礼志一》《南齐书·礼志上》都曾回顾这件事。据《汉书》的注家解释，“弄田”为“年幼”“戏弄”之田。汉昭帝耕于“弄田”故事，存留在长久的历史记忆中。宋代学者宋祁的作品中至少5次说到“弄田”。清乾隆帝诗文中“弄田”凡38见。汉昭帝“耕于”“弄田”，自然首先是帝王进行重农宣传和勤政表演的一种方式，与司马迁等幼时的“耕”完全不同。但是对于尚是未成年人的汉昭帝来说，这又是一种耕作游戏，也是一种劳动实习。我们还注意到，九岁的汉昭帝“耕于钩盾弄田”，和司马迁“耕牧河山之阳”大致在同一年龄。这可能是汉代社会未成年人普遍参与“耕牧”劳动的人生阶段。

颜师古说：“司马子长撰《史记》，其《自序》一卷总历自道作书本义。”（《匡谬正俗》卷五）“耕牧”经历的表现，绝不会是不经意之为。储欣《史记选》这样评价《太史公自序》：“耕牧壮游，磊落奇迈，想见其为人。”指出童年司马迁“耕牧”生活与“其为人”的关系，体现出非常透彻的历史文化观察力。桓谭说：“通才著书以百数，惟太史公为广大，余皆丛残小论。”（《太平御览》卷六〇二引《新论》）王充说，“汉作书者多”，司马子长“河汉也”，而“其余泾渭也”（《论衡·案书》）。司马迁对于“田农”“田畜”等经济行为非常重视。梁启超指出，“西士讲富国学”，“太史公最达此义”（《〈史记·货殖列传〉今义》）。也有学者强调，通过对“农”的看重，可知司马迁“相信经济的力量对于国家与伦理有莫大的影响，最为深刻”（周容：《史学通论》）。也有学者说，“历史思想及于经济，是书盖为创举。”（杨启高：《史学通论》）司马迁对经济史的理解，早年“耕牧”体验应是必要的知识基础。而《史记》能够“详察社会，精言民事”（朱希祖：《中国史学通论》），“一扫封建上下等级”（徐浩：《廿五史论纲》），特别是面向底层，关注平民的立场，以及有的学者所称颂的“社会眼光”（蔡尚思：《中国历史新研究法》）、“自然主义”（李长之：《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等表现，很可能与他幼年即产生的与劳动者的亲近情感有某种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