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尹在先秦——汉魏时期，曾经享有极高的地位和声望。《尚书》中有多篇文献，是以歌颂伊尹的功业为背景而写定的，在诸子的著作中，对伊尹给予高度评价的所在多有，特别是《墨子》《孟子》《吕氏春秋》三部重要子书，都对伊尹推崇备至。《墨子·贵义》：“昔者，汤将往见伊尹，令彭氏之子御。彭氏之子半道而问曰：‘君将何之？’汤曰：‘将往见伊尹。’彭氏之子曰：‘伊尹，天下之贱人也。若君欲见之，亦令召问焉，彼受赐矣。’汤曰：‘非女所知也。……而子不欲我见伊尹，是子不欲吾善也。’因下彭氏之子，不使御。”《孟子·万章下》称赞“伊尹，圣之任者也”。也就是“圣人”行列中敢于任事、有担当的典型。《吕氏春秋·赞能》：“得地千里，不若得一圣人。舜得皋陶而舜受之，汤得伊尹而有夏民，文王得吕望而服殷商。”还可以举出一例，《荀子·臣道》的评价是“殷之伊尹，周之太公，可谓圣臣矣。 ”
入汉之后，司马迁著《史记》，在《殷本纪》中大段摘录《尚书》中歌颂伊尹的文字入史，更加扩大了伊尹在历史上的影响。
《尚书·商书·咸有一德》
古人为何如此推崇伊尹？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伊尹辅佐商王朝开国，功勋卓著；二是在商汤去世之后，伊尹扶立汤的嫡长孙太甲即帝位，可是太甲失德失政，败坏商汤法度，伊尹竭力规劝而无效，于是采用断然措施——以国家重臣的身份，将太甲流放到桐宫（商汤的陵墓所在地）加以软禁，伊尹自己执掌国家的最高统治权力；同时，伊尹诱导被软禁的太甲反思过失，经过三年的时间，伊尹判定太甲确实改过向善了，又迎接太甲返回都城，伊尹把统治大权奉还给太甲，而自归臣位；伊尹还写了一篇文章给太甲，内容是告诫他该如何做一个好天子。这个过程，在《史记·殷本纪》中有简明扼要的记述：“帝太甲既立三年，不明，暴虐，不遵汤法，乱德，于是伊尹放之于桐宫。三年，伊尹摄行政当国，以朝诸侯。帝太甲居桐宫三年，悔过自责，反（返）善。于是伊尹乃迎帝太甲而授之政。帝太甲修德，诸侯咸归殷，百姓以宁。伊尹嘉之，乃作《太甲训》三篇，褒帝太甲，称太宗。”
古人认为，伊尹的一生，辅佐商汤开国，功劳最大；而扶立-放逐-迎归太甲，难度最大。伊尹被歌颂为“圣人”“圣臣”，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后者。以国家重臣的身份废立天子，而自己执掌政局，在一般意义上说来，属于“以下犯上”，当然是“非常”之举。伊尹之前未曾有过；伊尹以天下为重，断然决策，开创未有之举，为后世做出了表率。西周初年，周公仿效伊尹典型而秉国，西汉后期又有霍光废立皇帝而大权独揽。由此形成了一种政治模式，这就是后世史家所称誉的“伊尹周公之事”“伊尹霍光之事”。
但是，这种以国家重臣而废立天子的运作形式，在后代也有畸形发展——有的权臣，甚至是篡杀之臣，喜欢用伊尹、周公的形象来伪装自己，给自己专断朝政制造舆论。西汉末年的王莽、东汉末年的曹操，都曾经以伊尹、周公自况。
战国时代的儒学名师孟子，在讨论伊尹的历史定位时，围绕着臣子是否可以废立君主的问题，就提出“有伊尹之志，则可；无伊尹之志，则篡也。（《孟子·尽心上》）”对照王莽、曹操的所作所为，不得不感慨孟子真有远见卓识，他似乎预见到后世某些政治家玩弄的伎俩。
先秦——汉魏时期，人们对伊尹的历史叙事和评价，没有异词，也无异议，但是，到了西晋武帝（司马炎）太康年间，在河南古汲郡境内，有一位名叫“不凖”的盗墓者，盗掘了一座古墓，由此出土了一批竹简古书。后来朝廷派出有学问的官员，负责整理这批《汲冢书》，其中就有一部被命名为《竹书纪年》的古代编年体史书。此书的记事范围，上起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及战国后期。经过学者的研究，出土这部珍贵古籍的古墓，应该是战国后期魏国安僖王的墓葬，这部史书应该是由魏国史官所写的。值得注意的是：《竹书纪年》所记的古史，与传世文献的记载相比较，有许多不同之处。涉及商代前期的历史，它的记事文字，对于伊尹“忠心秉国”的政治家形象无疑具有“颠覆”的意义！
请看《竹书纪年》的记载：“伊尹放太甲于桐，尹乃自立，暨及位于太甲七年，太甲潜出自桐，杀伊尹，乃立其子伊陟、伊奋，命复其父之田宅而中分之。” 据此，伊尹放逐了商汤的长孙太甲自立，太甲在桐宫被关了七年，后来伺机从桐宫逃回王都，杀了伊尹，恢复了王位，还宽宏大量地对待伊尹的两个儿子，让他们分了伊尹的田宅。
随着《竹书纪年》的问世，就不得不面对一个重大问题——如何看待伊尹的历史定位？他是忠心耿耿的辅政重臣？还是如同后世王莽、曹操一类的权臣？甚至是篡位之臣？——这是个问题！于是，自隋唐以下研究经史之学的学者，都要面对和回答这个问题。
唐代经学名家孔颖达在《尚书正义》的《太甲下》篇，针对《竹书纪年》对伊尹的记载，做了驳论。他的基本观点是：根据《太甲下》篇经序的记载，“伊尹奉太甲，归于亳。其文甚明。《左传》又称：‘伊尹放太甲而相之’。……伊尹不肯自立，太甲不杀伊尹也。”按照孔颖达的意见，尽管他知道《竹书纪年》异说的存在，但是，他判定，原有的经史之说可信，而《竹书纪年》的新出之说是受战国流俗妄说的影响而改写了古史，故不可信。(www.xing528.com)
值得注意的是：清朝中期，有一位著名的考据学家崔述（号“东壁”），在他的遗著中，就针对伊尹和太甲的关系写有一篇考论专文，名字就叫“太甲不杀伊尹辨”。他力主从《尚书》到《史记》的古史文献以及先秦儒家和诸子的记载可信，而《竹书纪年》的另类记载不足为凭。或许是战国史官受当时君臣关系的影响而臆写商代前期历史（参见：《崔东壁遗书》之《商考信录》有“太甲不杀伊尹辨”条）。他的基本思路与孔颖达相似而论证更为完善。
如果说，孔颖达和崔述之说，代表的是经史学家的基本观点，那么，宋代大文豪苏轼的《伊尹论》，则代表了文史学家对这个“疑案”的基本判断。
《伊尹论》首先高度评价伊尹是具备大德大才的国家栋梁：“办天下之大事者，有天下之大节者也。 ……夫天下不能动其心，是故其才全。以其全才而制天下，是故临大事而不乱。”又具体论述伊尹对太甲的非常之举：“夫太甲之废，天下未尝有是，而伊尹始行之，天下不以为惊。以臣放君，天下不以为僭。既放而复立，太甲不以为专。何则？其素所不屑者，足以取信于天下也。彼其视天下眇然不足以动其心，而岂忍以废放其君求利也哉？”
商代甲骨上关于伊尹的记载
我们在当下讨论伊尹的历史地位问题，除了要继续关注传统之学的研究成果之外，更要注意商代甲骨文和出土简牍的新材料、新成果。
考察安阳出土的商代甲骨文的记载，伊尹的地位是很尊崇的。在甲骨卜辞中屡见致祭伊尹的记载，有学者做过统计，大致有130多片卜辞记载与祭祀伊尹相关。其中，有一片卜辞是同时祭祀大乙（成汤）、伊尹的。这些可以说明，卜辞所见的伊尹地位之尊贵，介于“殷先王”与“先公”之间。当代以研究商代历史与文化著名的张光直先生还对“祭祀伊尹，大多在丁日”的卜辞记事展开了独到的研究，从而对殷商王制提出了全新的判断（参见：张光直《谈王亥与伊尹的祭日并论殷商王制》，载其著《中国青铜时代》）。张光直先生所讨论的问题是更为深刻的大问题，这里无法展开讨论，只就本题所论的“谜案”而做简捷的推理：假如说，《竹书纪年》所载为实，伊尹是争权失败被杀的权臣，那么，太甲和他的后世子孙，只会斥之为“权奸”，完全没有必要历代都以尊崇的礼仪来祭祀他，向他表达敬意。或者换用另外的表达：我们根据历代商王在祭祀中对伊尹表达的虔诚之意，只能得出一个结论：伊尹在他们的心目中，是功勋卓著、德高望重的社稷大臣。如此，《竹书纪年》中所见的伊尹形象，就不值得相信了。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尹诰》书影
最近几年，《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正在逐年出版。其中，多见与伊尹有关的先秦文献。在第一辑整理报告问世后，围绕着伊尹问题的讨论就出现了多篇有研究深度的文章。据我见闻所及，就有：虞万里《由清华简〈尹诰〉论〈古文尚书·咸有一德〉之性质》、田旭东《尹挚与伊尹学派——以出土文献为考察中心》、廖名春《清华简〈尹诰〉篇的内容与思想》、郭永秉《清华简〈尹至〉“至在汤”解》、孙飞燕《也谈清华简〈尹诰〉的“惟尹既及汤，咸有一德”》等多篇有新意的文章刊发。此后，在第三辑和第五辑中又有新的材料公布，这些战国时流行的“伊尹故事”，一共有五篇新出文献了。这些新出的材料，都是以伊尹为贤相为其基本构成的。都可以与《吕氏春秋》《史记》的记载相互印证。而目前学者的研究，也都秉持相同或者相近的判断。
总结历代学者的考论意见，特别是吸纳甲骨学、简牍学提供的新材料以及研究结论，我认为：伊尹的历史定位，基本可以得出结论了：伊尹是秉正辅国的社稷重臣，而不是玩弄权术失败被杀的权臣。《竹书纪年》的异说，不足以颠覆先秦——汉魏时期众多典籍的基本结论。
再赘述一句：针对商代某个历史人物的评价，在传统文化经、史、子、集四个部类的文献都有涉及，并且，在甲骨学、简牍学以及金文（本文未曾展开）等学科中都有新发现 ——这样的人物，似乎只有伊尹一位。这是多么有独特魅力的特殊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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