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陕黄河右岸的历史与人文：揭秘‘蝎子山’为何是‘福山’

● 王子今

沿黄观光公路沿途历史文化考察经过“福山”景区，内中有以蝎子为形象主题的大型艺术雕塑。经介绍，得知“福山”原称“蝎子山”。

为什么“蝎子山”后来称作“福山”呢？

当地朋友介绍，通常人称体胖为“发福”，被蝎子蜇了之后，创伤部位会肿大，一似发胖，于是理解为“福”。“蝎子山”因此称为“福山”。

这样的解释似乎缺乏足够的说服力。

福山蝎子雕塑　　书盦 摄影

唐人段成式《酉阳杂俎》卷一七《广动植之二·鳞介篇》中有关于“蝎子”的故事，可以一读：“蝎鼠负虫巨者，多化为蝎。蝎子多负于背。成式尝见一蝎负十余子，子色犹白，才如稻粒。成式尝见张希复言，陈州古仓有蝎，形如钱，螫人必死。江南旧无蝎。开元初尝有一主簿，竹筒盛过江。至今江南往往亦有。俗呼为‘主簿虫’。蝎常为蜗所食，以迹规之，蝎不复去。旧说过满百为蝎所螫。蝎前谓之螫，后谓之虿。”(www.xing528.com)

这段文字介绍了唐代社会对于“蝎子”的昆虫学知识。如“蝎前谓之螫，后谓之虿”等。关于“蝎子”南传路径的说法，“江南旧无蝎”，唐玄宗开元初年才由一主簿“竹筒盛过江”，似乎有传说性质。“蝎子”经常被蜗牛所食，发生这种生命悲剧的地方，“蝎子”不会再行走到那里。这种说法的真实性恐怕也难以确知。但是“蝎子”经常把幼虫背负在身上，段成式自称亲眼看到“一蝎负十余子，子色犹白”，形体只是像“稻粒”大小。这样的情景记录，作者自称“成式尝见”，或许是比较可信的。《格致镜原》卷九七引《五杂组》说：“蝎孕子在背，长则剖背出而母死。此亦枭破獍之类也。”蝎负子在背，写作“蝎孕子在背”。除了“蝎子多负于背”之外，所谓“蝎鼠负虫巨者，多化为蝎”，也值得注意。古人发现“蝎子”有突出的与“负”有关的习性，而可以说与“负”大致谐音的“福”字，或许因此可能由“蝎子”生成联想。思考“蝎子山”为什么称作“福山”，似乎这也是一种思路。

这样的推想还缺乏坚强的论证。但是作为一种参考意见，或许有益于这一问题的深入考察。

蝎子的文化象征意义相当复杂。其他民族也有相关迹象值得注意。藏族考古学者夏格旺堆著文《藏族民居装饰的嬗变》，讨论了藏式民居门壁装饰即门外周围左右墙或者门板以涂绘手法表现的图案内容，有以蝎子为主题的情形。蝎子图案出现于以白色为底的左右墙上，也出现在以黑色为底的门板装饰中。“涂绘这些图案的颜色主要是黑色、白色和红色。而作为门壁装饰出现时，其底多是白墙。这种涂绘图案颜色的区别，表现于日喀则地区以黑色涂绘出蝎子，而拉萨、山南等地以红色涂绘蝎子。这一点是大的区域在表现装饰图案的较显著的特点。”夏格旺堆还指出：“蝎子图案，有些地方以灶神形象来理解，且以为是一位女神鲁神——鲁莫（klu—mo，有人译为‘龙女’，因不敢苟同，暂留音译）的化身。作为灶神形象的蝎子图案，一般见于厨房烟熏变黑之墙上，用白色糌粑点画。据说，蝎子以白色来画出，主要是因为灶神是一位‘身裹素装，佩戴瑰玉，手持金勺的美丽女神’，她的服饰是白色的，所以蝎子应用白色来画。然而门壁装饰中的蝎子，又为什么出现黑色与红色形象呢？这一问题，笔者还不能有更好的解释。但有一点似乎可以作为参考，那便是这种颜色也许不具有更深刻的涵义，作为门壁装饰与‘鲁莫’的化身，她所赋予的真正涵义应该与符号在人们社会生活实践中已被扩大化了的延伸寓意存在某种联系。这种现象，除在民居装饰中存在外，还存在于藏族社会生活的许多层面。所以，蝎子图案出现于门壁装饰，除了有神与灶神相关的对饮食富足的祈愿外，还可能有种辟邪与象征吉祥的寓意吧。”（《中国西藏》2018年5期）论者审慎科学的态度值得赞赏。承夏格旺堆研究员告知，他的意见最早发表于《中国藏学》2001年3期。可知对于这一问题，他有长期的观察和缜密的思考。

也许不同地方民俗生活中的相关现象有复杂的表现。我们还看到，藏式民居门壁装饰的蝎子图案有门的左右分别以红、黑两色涂绘的情形，与夏格旺堆所说“日喀则地区以黑色涂绘出蝎子，而拉萨、山南等地以红色涂绘蝎子”有所不同。这可能还需要通过色彩人类学的方法来分析，而不一定局限于美学或区域民俗学视角。

藏族民居门壁装饰中的蝎子图案　　张鹰 摄影

尽管对蝎子图案作为民居装饰主题的意义可以有不同的认识，但是“祈愿”“富足”“象征吉祥”的推想，显然是有充分的合理性的。这对于我们讨论“蝎子山”为什么称作“福山”时不能避免的“蝎子”与“福”之关系的思考，无疑有一定的参考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