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史：抗战第二阶段特征及军事形势

抗战第二阶段，因敌人已经占广大地区，需要一个时期将它消化，暂时不再向交通不便的西部中国前进，所以军事形势大体上是敌我相持。但政治形势逆转后，团结发生问题，抗战情绪一般低落，士气不振，战斗力逐渐减低，变成了一种苟安状态。最后造成了三十三军事上的大撤退。幸亏国际的压力迫使日本投降，否则抗战局势的变化和过程的艰苦，将更不堪设想。

日寇侵略我国，向来采用“以华制华”的政治阴谋，它自从占平、津、京、沪以后，就成立了华北、华中两个伪组织，又勾结素来亲日的汪精卫，想分化我抗战的阵营。可是汪精卫的抗战必败的论调，早已被人家打击得“体无完肤”，德大使的诱和又不成功，日寇知道他留在抗战阵宫内的汉奸作用已减弱，便把他拉到南京去组织伪国民政府，来动摇抗战的重庆。民国二十七年底汪精卫由战时首都出走，经河内发出电文主和。民国二十八年1月，国民党决议开除汪的党籍，党内已经无明显宣传失败主义的人。但若干重要人物如陈公博、周佛海、褚民谊、陈群、缪斌之流，仍然大批大批地随汪先后投敌。日汪还时常向重庆招手诱和。民国二十九年，日方为试探和平，且将桂南军队自动撤退。这时重庆内部对抗战有彻底信心者也很少。有人解释抗战到底的“底”只是恢复卢沟桥事变以前状况，而不是收复一切失地。有人认为抗战胜利只有依赖国际干涉，英美调停。因此他们所想望的只是苟且偏安，和日伪相当地和平共处，以拖延时日。

这时英美等国口头上对中国表同情，实际上仍不断给日人以援助。如英国在民国二十九年一度封锁滇缅路，又曾承认日人攫夺我海关税的办法，曾将我存天津白银移交日人；美国继续接济日本；法国对德屈服后，容许日人进占安南，威胁我西南的安全。民国二十八年7月英日签订有田克莱琪协定，不仅是解决天津事件，同时还有酝酿“远东慕尼黑”（将中国权利慷慨送与日本）的作用。民国三十年夏间，美国亦曾一度调停中日战争。

在此时期，蒋委员长虽然官式地驳斥汪日密约之类的日伪文件，但民众中的反汪宣传或示威则被政府禁止。德苏战争后，政府虽因德意承认汪记伪组织，已与德意绝交，但仍有德意路线派在重庆公开鼓吹德日必胜论，以及宣传希特勒党徒的“大地政治学”。

民国三十年冬，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英美对日宣战，中国也跟着正式对日宣战，同时对德意宣战，并参加了二十六国《联合国家共同宣言》。但因英美战争初期不利，中国方面对抗战悲观情绪更增加，日方又加强和平攻势，于是我方将领投敌的如庞炳勋孙良诚之流，为数不少。庞炳勋部下军官还自称奉有密令，就是反共第一，抗日第二。

庞所说的话可说是抗战第二阶段的特征。因为若干将领，已经将抗战初期“抗日第一”的信念改变，所以作战不起劲。虽然像民国二十九年张自忠殉难的襄河之役，民国三十二年冬开罗及德黑兰会议时的常德大捷，这些个别的战役，都是值得称道的，但许多其他的捷报如长沙三次会战，鄂西、桂南的日军撤退等，实际都是日方诱和的姿态。而如长沙大火（民国二十七年11月）、宜昌失守（民国二十九年）、浙赣线撤退（民国三十一年）、滇西失陷（民国三十一年）以及三十三年的中原大败及湘桂黔大奔逃的惨剧，尤其是后期军事怠工的显著结果。(www.xing528.com)

张自忠

造成这种现象（抗日第二）的根本原因是政治上的矛盾（反共第一）。国共两党的关系不如抗战初期的好，摩擦日益加深。因朱德部队及华南抗日部队在敌后曾发动百团大战等战役，粉碎日方的“扫荡”政策，截至战争结束前，扩大解放区到十九个区，解放人民至一万万以上，正规军增至九十一万，民兵两百三十余万，这种势力的膨胀，很为国民党所不喜欢，故曾由张荫梧、石友三等在敌后和共军摩擦，又以装备优良之胡宗南部队数十万经常包围陕甘宁边区，并封锁特区经济。

民国三十年春，参谋部强迫将皖南新四军北调，又于途中袭击，俘军长叶挺，明令解散新四军。在后方，则因防范共产党及压制一切民主分子的缘故，加紧剥夺人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之自由，以恐怖手段，压迫救亡青年退出抗战岗位。若干新的秘密法规如“限制异常活动办法”“共党问题处置办法”“沦陷区防范共党活动办法草案”等都成为此时各级文武官所切实奉行的宝典。抗战初期，本来因为民众没有充分自由，动员不够深入，到了后期，自由全被剥夺，民运完全停止，动员便更动不起来。行政官吏自中央以至乡保，贪污横行，肆无忌惮，以致国计民生，都走到山穷水尽，前方兵士喝白粥，后方饥民食草根，征兵变作抓丁，征粮成为勒索。政治力量削弱到这样，凭什么抗敌呢？

政治力量减弱的症结既然由于国共两党的摩擦，各中间党派便发动了调停的运动，共产党也提出民主团结的要求，但国民党则用预备立宪的姿态来敷衍。民国三十年，各中间党派组织民主政团同盟，后来扩大为民主同盟，从事于“政治民主化”与“军队国家化”的运动。民国三十三年，共产党提出“联合政府”的口号，但国民党坚持国民党的法统，不肯和其他党派平等联合。故政治终于不能好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