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抗战政策的决定是在民国二十六年2月。早在民国二十四年华北紧急的时候，民众的抗战要求就成了不可遏制的形势。首先是一二·九大请愿及一二·一六大示威，喊出“武装保卫华北”“收复东北失地”“反对华北自治运动”“停止一切内战”“要求言论集会结社出版自由”等口号，冲开了“救国有罪”“抗日犯法”的铁纲，打破了三四年来的沉闷空气，开发了全国抗日救亡反内战争民主的运动，推动了举国精诚团结共赴国难的新局面。
陶行知
一二·九运动以后，上海就产生了各界救国会，国难教育社诸团体，后来救国会的组织普遍到全国，又成立全国的总组织，推沈钧儒等为委员。民国二十五年7月，沈钧儒、章乃器、陶行知、邹韬奋发表“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同月，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中，蒋委员长解释由和平转向抗战的“最后关头”，是“领土和主权不能再有丝毫的丧失”。可是真正要抗战，必须先做到对内的和平统一。在全国人民团结御侮的呼声中，两广事变及西安事变都和平解决了。特别是西安事变以后，形势转变得快，十年对战的国共两军都逐渐停火了。到民国二十六年2月，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开会，中共向国民党提出了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
五项要求是：
（一）停止一切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
（二）开放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之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
（三）召集各党各派各军各界的代表会议，集中全国人才，共同救国；
（四）迅速完成对日抗战之一切准备工作；(www.xing528.com)
（五）改善人民生活。
四项保证是：
（一）在全国范围内停止推翻国民政府之武装暴动；
（二）苏区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直接受南京政府与军事委员会之指导；
（三）在特区政府区域内，实施普选的彻底民主制度；
（四）停止征收地主土地之政策，坚决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共同纲领。二中全会对中共提议没有什么表示，也没有公然拒绝，另通过一个“根绝赤化”案，表示对共产党问题也采用和平解决的办法。在会议中，宋庆龄等十三人提“恢复中山先生手订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此案未公开发表。这次会议确定了对内和平方针，可说是确定了抗日的前提条件。到8月庐山谈话会中，蒋委员长讲演，就宣称“如果战端一开，就是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接着，国民党代表蒋中正、张冲、邵力子与共产党代表周恩来、秦邦献、林祖涵在庐山会谈，蒋委员长允许公布承认陕甘宁边区。9月，各报登载中共共赴国难的宣言，内面提出前述的几点保证及实行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蒋委员长随即发表谈话，表示“开诚接纳”“不问过去”。
从此，国共合作的新局面开始，国内和平统一实现。国府任命朱德为十八集团军总司令，彭德怀为八路军军长；又将南方各省游击队合编为新四军，以叶挺为军长。他们这些装备较劣的军队，在抗日战争中活跃于广大敌占区，以游击战运动战困扰敌人，建了不少的奇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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