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史：探讨抵抗政策的坚持与放弃

自从国府实行对日不抵抗政策以来，各界人士多数反对，就是国民党元老也多数不表赞同。如民国二十一年3月，驻沪一部分国民党中委为十九路军抗战失败致电蒋汪，批评妥协政策。同年9月，冯玉祥、李烈钧、柏文蔚等十五人联名通电，要求放弃不抵抗主义及依赖国联之谬想，动员抗日，收复失地。

民国二十三年4月，宋庆龄、马相伯、何香凝、李杜等发布“中华人民对日作战基本纲领”，号召“成立工农兵学商代表选出的中华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所以人民请愿示威，军队局部抗战，此起彼伏，不断兴起。南京当局于一·二八战争爆发后，虽然邀集各方人士，举行国难会议于洛阳，但实际由不抵抗派把持，不采纳全国民意，而通过了“对日交涉”“全力剿共”的方针。此后不抵抗派便一面宣传不抵抗的理论，一面镇压抗日的言论与行动。

在理论上，有汪精卫的“一面抵抗，一面交涉”之说（民国二十一年2月在徐州讲演）——其实所谓抵抗是十九路军自动的行为，与国府无关——有他的“抗日必先剿共”说，将剿共和“诸葛武侯要出兵中原，必先平定南蛮”相比；有他的唯武器论，抗日必败论；有蒋中正的“安内始能攘外”说，三日亡国论（民国二十三年7月在庐山军官训练团讲“抵御外侮与复兴民族”，说日寇只要三天就可以把中国要害之区都占领下来，灭亡我们中国，中国准备三十年还不能战胜日本，如要抗日，只有等待时机，等待它和太平洋其他强国决战的时候），有了文江的退到堪察加论（民国二十四年6月丁氏在《大公报》上发表《苏俄外交史的一页及其教训》一文，曲解布勒斯特和约，主张：日寇要我华北，便连华中给它，退到云贵去“复兴”民族。

其实当年苏俄对德讲和的用意，是使共产党有可能取得时间、利用帝国主义营垒中的冲突，瓦解敌人势力，为自己保留着农民，养精蓄锐来准备向高尔察克和邓尼金等反革命军进攻，那次和约是加强革命势力而分散国际帝国主义的一种让步，和中国的不抗日政策完全不同），胡适的准备五十年论等等。

沈钧儒(www.xing528.com)

李公朴

至于镇压抗日运动的措施，则有如民国二十年12月17日，学生群众在南京请愿时，军警打死学生三四十人。民国二十四年6月7日，日领事因《新生》周刊刊载《开话皇帝》一文，认为侮辱日本天皇，提出严重抗议，南京训令上海市府向日道歉，撤换上海公安局长，封闭新生周刊，判该刊主编杜重远徒刑一年两个月。民国二十四年12月9日及16日，北平学生抗议冀东汉奸政府成立，反对所谓防共自治，要求停止内战，举行示威，被宋哲元部军警用水龙枪刀木棍袭击，死伤无算。民国二十五年2月20日，国府颁布“维持公安紧急治罪法”，规定军警枪杀抗日群众、逮捕救国分子、解散救亡团体、封闭救亡言论机关为合法行为，次日，平津当局派大批密探赴各校逮捕学生运动领袖一百零九人，指为共产党。民国二十六年11月23日，逮捕上海救国会领袖沈钧儒、邹韬奋、李公朴、章乃器、沙千里、王造时、史良七人，在法院以“危害民国”罪起诉（七君子案）；这些事实是最显著的。

此外还有人用暗杀方式威胁人民领袖，如民国二十一年6月民权保障会副会长杨杏佛被刺，鲁迅、宋庆龄、蔡元培等均接到暗杀警告。民国二十三年11月《申报》负责人史量才被刺。此时全国人民的处境，正如民国二十四年11月清华等十校通电所云：“昔可以赤化为口实，今复可以妨碍邦交为罪名，而吾民则一举一动，皆有犯罪之机会矣！北大学生组织反帝国主义座谈会，清华学生组织现代座谈会，此约法所许之权利，而政府则解散之，逮捕之。著作乃人民之自由，而北平一隅，民国二十三年焚烧书籍，竟达千余种以上！”可是在朝党为了坚持一种与众不同的路线，却感到“政治上独裁的要求，乃较之任何国家更为迫切”（民国二十一年3月复兴社成立宣言），所以有复兴社或蓝衣社之类的团体产生，以帮助执行镇迫民众的方针。

可是民族失败主义的谬误，在许多次局部抗战的胜利中已经充分暴露。对内军事不但无结束的希望，而且因对日政策问题，反而增加抗战派（中共、两广等）军事上的声势。加之日帝国主义刀锋进入华北，黄河流域即将沦陷，民气激昂随而增长。自北平一二·九学生运动以后，救亡呼声波及全国，党政军各界稍明大义的人，也都认识停止争一致对外的必要。到了这个时候，任何高压与武断宣传都无法阻止抗战的要求，所以不抵抗政策最后就不得不放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