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不只是一个反帝国主义的政治斗争，同时还是一个反封建的新文化运动，这个运动开始于五四以前数年，为促成五四斗争之思想的背景，五四的斗争又把这个运动推进了、展开了。反封建的文化运动，一方面是批评中国传统的学术思想礼制风俗等，将过去一切文化重新估价，一方面提出“科学”与“民主”两个正面的标识来。
最初发动这个运动的是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杂志，胡适与陈独秀在该杂志提出白话文学的主张，陈独秀、鲁迅等高举反对旧礼教的旗帜，钱玄同、吴稚晖等提倡新语文的应用，他们和旧派做过多次论争，对青年发生的影响最大。(www.xing528.com)
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对新文化运动热心资助，他聘了陈独秀做北大文科学长，胡适、鲁迅等做教授，与国故派刘师培、辜鸿铭等教授相对峙，充分发展大学内部的民主精神，造成讲学自由的风气。于是北大的优秀学生傅斯年等与一部分教授编了一个刊物，叫《新潮》，响应《新青年》，北京晨报首先改革副刊，登载新的评论与文艺，此外北京还有一个重要周刊《每周评论》及通俗刊物《新生活》。这样就使得北京，特别是北大，成为新文化中心。
五四大示威发生，新文化运动随着救国运动而普遍到各省，一时大小刊物纷纷出现。上海六三运动以后，全国学生联合会成立，差不多各级学生会都有刊物，其他同人刊物也非常之多，南方著名的刊物有《星期评论》（上海）、《湘江评论》（长沙）等，报纸副刊大半也革新起来，最著名的有上海《民国日报》的《觉悟》及《时事新报》的《学灯》等。同时因为宣传救国及组织抵货运动，各地学生多开办了平民学校，组织了宣传剧团以及下乡工作团体，因之新思想也逐渐带到下层群众中去。
五四时期的青年对我国传统的旧文化，采取书情攻击的态度，那时候的言论比较近年来批判传统文化的言论要激烈百倍，比方“非孝”的主张，将“孝”这种道德简单地否定了。“以世界语代替汉文”的主张，认为中国只有“太阳”“月亮”“吃饭”“睡觉”之类的字句，没有学术的语言，过去的中国书完全是宣传迷信与专制的，应当一律废除，早些走上世界同文的路。像这类的议论，在初期新文化运动是不能免的，并且对于解放旧思想的束缚，也是必要的。
但是现在看起来那都是“聊以快意”，对事实没有益处的话，不合于科学方法的。我们现在认为旧文化是新文化的根基，没有旧的传统，新的便无从产生，即使从外面移植新文化进来，也不会有接受的能力，不过旧的文化不适合于新时代，它应当“日日新”地向前进步，把它的缺点淘汰，优点发扬，所以我们主张接受前人的文化遗产，但不能够无条件地接受，只能批判地接受。所谓批判地接受，既不是全部接受，也不是全部否定，而是兼有淘汰与发扬两方面作用的意思。
五四时期的介绍新思潮，形成万流并进的形势。在外国互相水火的学说，同时输入中国来，开始时彼此还能相安，各行其是，青年们的头脑也就把它们兼收并蓄，比方社会主义啦、无政府主义啦、民主主义啦，大家混作一团。到民国十年，新青年杂志谈起社会主义来了，于是发生了社会主义的论战，主要的对垒者就是所谓安那其派（无政府主义派）与马克思派（科学的社会主义派）。安派理想很高，而马派注重事实，前者为理想家，后者为实行家，两方人生态度不同，所凭借的社会背景各异，起初人们以为两者相近似，自经过论战，人们都明白了它们的差异，也就发生了深刻研究的兴趣。
民国十二年，又发生了一次科学与玄学的论战，中心问题是讨论人生观，当时参加群战者都是社会名流，双方壁垒分明。张君励、梁启超等主张玄学的人生观，认为旁的事情可用科学解决，人生观问题不能用科学解决，人生观是属于形而上的范围。丁文江、胡适、吴稚晖等主张科学的人生观，认为世界上任何问题都属于科学范围，人生观也不能例外。玄学派认为东方的精神文明是救世之宝，科学派认为西方的物资文明才能够为人类造幸福。科学派虽然比较倾向于实际，但仍然不能用正确的科学方法来处理精神文明，处理玄学派所提的问题——西方有物质文明而战争的灾祸那么酷烈，那不是应该用东方精神文明去治疗吗？科学派不能够明白地指出：西方战祸是资本主义制度（现代西方精神文明正是这个制度的标记）的产物而不是物质文明的罪过，西方人正在提倡新的社会制度（从而有新的精神文明）来救济它，那不是东方精神文明所能做的事。玄学派笼统抽象地说以精神文明来补救物质文明的缺陷，更是文不对题。这一场论战不能够得到满意的结果，实在是五四时代新文化运动不很深刻的表现，这是时代所限制，不能不由后来的新文化运动去补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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