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前夜的民众：中国近代史中的自发斗争

因为革命同盟会影响扩大，不一定要直接发动民众，民众也常常有自发的斗争。下层民众的自发斗争比较幼稚，既没有组织，也缺乏适当的策略。例如笔者亲见的长沙饥民暴动：那次事件发生在辛亥前一年（1910年）三四月间，一天下午由灾区逃到长沙郊外的饥民聚集到数千人，大有骚动的趋势，巡警道赖子沛坐着三人抬的轿子出城弹压，竟被饥民群众包围，把辫子盘在鳌山庙的杨柳树上，毒打一顿。饥民乘势汹涌入城，见警察就打，顷刻间全城警察逃躲一空。饥民冲到巡抚衙门，巡抚岑春煊劝论无效，恐饥民闯进去给他亏吃，偷偷地打开后墙逃走了。饥民于是放火烧巡抚署，大抢米店，进而焚烧教堂及学校，见外国人或着学生装的即殴打，仍然和义和团的举动一模一样，据暴动者的宣传，是这些信洋教读洋书的人把米吃贵了。他们张贴的匿名布告说“官逼民反，群怒难犯”。可见他们对清朝官吏怨恨而且不怕。第二天北京电令布政使（藩台）庄某用武力镇压，乱事随即平定，但政府的无能完全暴露，统治力量大见削弱。

比较这个，更有意思的是从一部分上层分子的请愿转变出来的群众运动，以及大都市中知识分子所领导的宣传与集会。关于后者，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了一些例子，如出版各种书报、进行拒俄运动等，现在且说一说前一种群众运动。我曾说立宪运动中有许多次请愿都受了清政府的斥责，这种请愿运动便逐渐变成了革命运动了。那些发起请愿的上层分子本意不是反对清政府，只是希望清政府实行自上而下的改革，但请愿失败的结果使得他们下面的群众失望、情怒，把反清的意识激动起来了。例如湖南咨议局代表谭延闿罗杰为要求提前召开国会事进京请愿，临行前，长沙较先进的知识分子就在各学校中做了一番宣传鼓动，某教育家在讲演激昂的当儿，当场断指，写了“请开国会断指送行”八个字的血书，后来两代表碰了钉子回来，一般青年都认识了清政府的真面目，革命情绪陡然炽烈起来。这时候湖南咨议局及长沙地方自治研究会当中的若干积极分子，觉得非把办地方自治及开国会等事情的意义向下层群众宣传不可，于是他们开办“夜学”出版改良的歌谣小册子等，脚踏实地做点启蒙工作。两年后辛亥革命发生，湖南首先响应武汉的起义！这些做自治运动的积极分子都参加了。谭延闿的登台做督军，就是这些转入革命阵营的立宪派分子拥戴出来的。当时湖北及四川咨议局，也有同样情形。

这种群众运动中还有直接代表工商市民利益的，如收回粤汉路运动，收回山西河南煤矿运动，拒绝沪杭甬铁路借款运动等。特别是1911年（宣统三年）的反对铁路国有运动，竟成了辛亥革命的导火线。当时盛宣怀任清内阁邮传部尚书（交通部部长），宣布全国铁路收归国有，他的意思是借外资来修筑，各省绅商因为不满意清内阁，又不赞成借外债，仍主张铁路商办，由民间集股经营，所以表示反对，请求清政府收回成命。清政府不允许，各省绅商也不肯放弃自己的主张，特别是四川湖南等省，这运动一天天扩大，有许多学生及市民参加，竟形成了广大的群众斗争。这在湖南不过发展到罢课为止，在四川则发展到武装冲突的地步，巡抚赵尔丰都被群众打死了。据说四川民众示威集会时，每人头上戴着万岁牌位——这个牌位是代表皇帝的——军警见了行礼不迭，竟不敢下手拿人，这种斗争方式很有趣味，也可见群众长于创造。四川民变发生后，清政府派端方入川，相机剿抚，端方号称满人中有见识有才干的角色，还没有到达成都，四川的风潮已发展成为战争，同时武昌的革命也爆发了。(www.xing528.com)

当时的自发斗争还蔓延到军队里面。那时军队正在开始改造的阶段，旧式的巡防军及新式的常备军同时存在，新军采用新法训练，兵士识字的比较多，常识比较丰富，军官也多半是具备时代知识的青年，若干教练人员都是留学生，因此新军大多数倾向于改革政治运动，或表同情于反清革命，辛亥前一年，广东新军一度哗变。辛亥武昌起义也是新军干起来的，军官学校学生随即参加。首先响应武昌的湖南起义，也是新军领导。清政府从前派袁世凯在天津训练新军八镇（八师），之后又在全国各省训练新军合成三十六镇（三十六师），结果除北洋八镇外，其余都异常不稳，在加紧强化武力之中埋下推翻自己的种子，这个矛盾很值得玩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