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古代的读书无用论
金克木（1990）对古代的读书无用论做了一个梳理。[4]李秉鉴（2011）对古诗中的读书无用论做了考察，进一步印证了读书无用论自古有之的道理。[5]陈冠州（2007）所写的《弃学拼直销/读书无用论?——学校意识形态的忙与盲》向我们表明：我国台湾地区也存在着大学生集体休学从事直销行业的情况，并指出这种情况的出现和传销公司的诱惑、学校课程的失误有关。[6]很多学者对新中国成立后的三次读书无用论进行了专门的研究，这些研究介绍了每次读书无用论产生的原因、表现，有些还提出了对策。
古代的读书无用与现代的读书无用有很大的不同：就流行的范围来看，它的范围小得多，一般的中下层民众还是坚信读书有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是个“民不迁，农不移，工贾不变”[7]的社会。自隋朝开始的科举制为社会的流动注入了新的活力。人们想改变自己的命运，只有通过寒窗苦读。“民为本，工为轻，商为末”，经商和做工是被看不起的。读书无用论多半产生在一些没有多少知识“前统治”阶级那里，但当他们一旦统治国家也会宣扬读书的好处和重要性。还有一些是对古代知识分子的揶揄，读书无用指的是文人无用，是武人对文人的轻视，也有文人相轻的情况。[8]还有些是文人对不能实现自我抱负的感慨，如“读书误我四十年，几回醉把栏干拍”[9]。然而，在科举制发挥调节社会阶层流动的背景下，“读书无用”思想根本成不了气候。
（二）“文革”中后期的读书无用论(www.xing528.com)
“文革”时期的读书无用论也称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次读书无用论。它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是由政治动荡引发的。“文革”中，“白专道路”“分数挂帅”等受到猛烈批判。国家对新中国成立后的17年持全盘否定态度，认为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专了无产阶级的政”。一些知识分子被称为“反动学术权威”，知识分子被称为“臭老九”，受到残酷的政治和人身迫害，人们因为惧怕戴帽子而放弃学习。学校的教学秩序混乱，人们无视读书的价值导致教育系统性的混乱。学校削减专业课，增加政治课，忽视基础教育，强调实用性。学制缩短，学习内容稀薄、残缺，教育质量无法保证。高中毕业生无学可上，只能上山下乡，接受劳动改造。[10]“读书无用”的思潮因此泛滥，并在“文革”后期达到高潮。尽管读书无用论在1969—1972年间被认为是刘少奇“读书做官论”的变种受到过批判[11]，此种思潮有所收敛，但是1974年的“批林批孔”运动使得教育界人人自危，“读书无用”仍旧发挥着重要的影响。此一时期读书无用论的典型人物是白卷英雄张铁生，代表性的话语是：“我是中国人，何必学外语，不学ABC，照样干革命”“知识分子是臭老九”“读书越多越反动”“宁要没有文化的劳动者”。第一次读书无用论的消亡是在粉碎“四人帮”之后。那时“科学技术工作受到了全党和全国人民前所未有的重视和关怀”。广大科学技术工作者和工农兵群众，积极开展科学实验活动。青少年中出现了热爱科学、学习科学的新风尚，国家发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号召，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12]1977年冬天，全国恢复高考。知识再次受到重视，人们纷纷报考大学，“读书无用”不攻自破。但这一时期的读书无用论使得人才队伍出现断档，“全国成为一片文化沙漠”[13]。
（三）改革开放初期的读书无用论
改革开放初期的读书无用论也被称为第二次读书无用论，它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到90年代初。第二次读书无用论源自一种“脑体倒挂”现象：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的大潮汹涌澎湃，私营经济爆发出巨大的活力。一些没有多少文化的人下海经商成为巨富，而在体制内工作的教师、医生、干部等群体的收入并没有明显的增长。教师、医生、干部等群体的收入低，生活困难，但是他们在教育上的投入却是很大的，教育程度和贫富状况的反比关系加上改革开放初期知识分子无法用理论来解释中国很多的经济现象，知识没有发挥它应有的力量。由此，社会上滋生了第二次读书无用论。比较典型的话语是：“造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当教授的不如卖冰棍的”“穷不过教授，傻不过博士”。这一时期的读书无用论导致了很多大专院校的学生“学习动力不足，学习情绪低落，弃学、退学”[14]，并认为弃学赚钱是一种“自救”[15]。随着高层次人才需求的增加以及“文革”后高考毕业生在社会上发挥的巨大作用，这一轮的新读书无用论渐渐沉寂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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