享乐主义思想在我国虽不像在西方国家那样有深厚的根基，但也很早就有了萌芽。早在奴隶社会，中国的享乐主义现象就初见端倪，商朝时期就有商纣王大兴土木，广建园林楼台，他酗酒无度、荒淫无度、沉迷声乐，好美色、重肉欲，“唯妲己之言是从”而荒废朝政。春秋战国时期亦有人过着奢靡的生活，战国时期著名思想家、哲学家杨朱是典型代表，他把当世的重要享受归纳为碧瓦朱蔓、锦罗玉衣、芳香甘美的食品、仪态万千的女子四种[30]，认为不断填补自己享乐的欲望便是人活着最大的价值，短暂的人生要尽情享受，并提出了较为系统的纵欲主义人生哲学。《列子·杨朱篇》一度竭力称誉感官欲求的实现和恣肆，这是我国历史上寥寥无几的持有享乐主义观念的案例[31]。孟子批判杨朱是利己主义、享乐主义者，杨朱从此被看作我国古代“拔一毛以利天下而不为”的典型代表。杨朱的享乐主义始于“则人之生也奚为哉?奚乐哉?为美厚尔，为声色尔”，其实这句话并不完整，后半句是“而美厚复不可常厌足，声色不可常玩闻”，[32]只看前半句就对杨朱的思想理解不全面了。而后来的书中在批判享乐主义时，却常常忽略后半句。杨朱赞同人快乐生活的条件是“美厚”“声色”，但他也强调不过度追求，要有所节制。他并不能被称作纵欲享乐之人，他认为想要持久的快乐，就要“修节以制欲”，告诫人们能探寻享乐但不能影响生命质量。之后在魏晋时期，享乐主义思想获得极大发展，在《古诗十九首》里便有反映，比如《驱车上东门》中写道“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33]，表达出即使是求仙或服丹药也无法长生不老，倒不如只顾眼前快乐，饮美酒、穿绸缎。陶渊明也曾道“俯仰终宇宙，不乐复何如”[34]。
此后每个朝代盛世的享乐主义表现也基本如此，固然在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儒家、宋明理学等诸如“存天理、灭人欲”“安贫乐道”等节制欲念的说教告诫始终萦绕在耳，甚至日常生活中一些看似正常的娱乐也被当作不道德行为去对待，在清朝后期的嘉庆、道光年间，因此被处分的官员不在少数。虽然历史证明，这种现象是不能持久的，也一点不妨碍享乐主义者的尽情享受。在这种道德教条下，官员易发展为两个极端：一种是极少数谨言慎行，遵照规则导致全家清苦的官员，如父子历事三朝却未增置一瓦房、一亩地的大学士董诰，被赞“一生不恋财”的朱珪；另一种是喊着口号，说一套做一套的官员，后一种也是大部分横行官场的人员的代表。一味强行约束正常需求的要求也是难以维持的，并且累积到一定程度，释放出的反面力量会令人瞠目。到了我国历史上繁华的唐宋时期，社会的安定、经济的发达为享乐主义提供了肥沃的土壤，更放纵了人们的思想，著名诗人李白的诗句“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黄金白璧买歌笑，一醉累月轻王侯”[35]；白居易“生前不欢乐，死后有余赀”等都是享乐主义思想的代表[36]。这些文人墨客的作品也可以说是享乐主义倾向在那个年代的真实写照，当时统治阶级的穷奢极欲之风已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明朝末年，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开始革新并兴盛，江南沿海富可敌国，整个社会出现一股纵欲主义风气，主要思想是批驳禁欲主义，反对封建礼教对人性的羁绊和管束。那时的文人及思想家们极度散布追求肉欲、物欲是人的天然秉性和情感，是正当的，肯定纵欲的生活，极力宣扬世俗生活的享乐。明末社会渴望宣扬人性，然而结果却是造成人性的歪曲。荒废朝政、玩物丧志、军备废弛的情形最终导致祸患，在内忧外患中，一个朝代走向覆亡。回顾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时期，唯我独尊的皇帝坐拥三宫六院，统治者骄奢淫逸成风，这也成为历朝历代衰亡的主要原因之一。
（二）改革开放以来的部分党政干部享乐主义的现象
事实上与西方国家推崇个人主义，享乐主义风行已久相比，我国一直以儒家思想为主导，且集体主义的深厚传统长期扎根，使得享乐主义一直未能在我国持久发展且大众化。但是新中国刚成立后不久，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西方的多元文化传播迅速，坏风气也随之进入我国，由于长期的思想禁锢，在经济飞速发展、生活条件改善后，一些国人的信念之门显得不堪一击。党内尤其是个别高级官员、党的高层干部身上也开始滋长贪图享受、安于现状的态度。对此，国家领导人虽早有预防，类似“财、色于人，人之不舍，比如刀刃有蜜，小儿舔之，则有割舌之患”，此类告诫不绝于耳。但凡贪图安逸、耽于享乐者，常被贬为声色犬马之徒，见不得人，不成气候，遑论“主义”?[37]享乐主义随人民获取的成功而来。毛泽东也曾一直警诫全党可能会因为暂时的胜利打开“潘多拉”盒子，产生不愿艰苦奋斗，追逐享乐主义的思想，要严防这种病态的风气乘虚而入。(www.xing528.com)
然而，随着社会主义建设进程加快，国民经济的高速发展，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生产力得到极大解放，社会财富激剧增加，改革开放继续深入推进，享乐主义又开始迅速蔓延。党政干部贪污腐败现象开始萌芽，道德滑坡、精神萎靡等现象屡见不鲜，并从钱权贵族阶层走向大众化，享乐主义向纵深发展。
（三）现代社会的大众化享乐主义
颇为滑稽的是，2003年1月，享乐主义者代表在广州发表《享乐主义者宣言》[38]，享乐主义思潮在我国的发展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在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刚刚踏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享乐主义宣言》无疑昭示了人们对当时社会生活状况有较大改善的一种误解。享乐主义被盲目追崇，并与消费主义、利己主义、纵欲主义等相伴而生，但这些在我国历史中并不盛行。2013年6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将教育实践活动的主要任务聚焦到作风建设上[39]，集中解决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这“四风”问题，把反对享乐主义作为党内建设的重要问题提出来[40]，一时间我国众多官员因作风问题被查落马，查出一批房多、车多、女人多的“三多官员”，其影响辐射全国，也直指我国目前社会风气的肮脏。享乐主义也渐渐从党员干部阶层走向大众化，民众在生活水平总体提升的情形下，思想行为愈加开放、多元，国人普遍存在的思想信念“缺钙”、精神上“软骨”等问题亟须得到妥善解决与引导。
综览国内外文化，享乐主义观念的萌芽及发展有着几乎相通的来由，即持有人生目标和旨趣在于最大限度满足欲求的想法，一些人尝试以暂时寻欢作乐的方式逃匿“时光荏苒”的残忍现实。“在各个时代，享乐主义都是社会上层人干的事，例如罗马帝国、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城邦，十八九世纪的英法两国的贵族阶层，那些拥有无限权力和物质资料的人都把无尽的享受看作是生活的目标。[41]”但是，这与中国、欧洲、印度等那些令人敬仰的哲人们所认为的对于幸福生活的理念是相异的。若享乐是在自身欲求得到满足后的情感领悟，则享乐主义观念所倡导的个体欢愉和幸福便涉及人生最根本的命题——对痛楚和安乐的亲身体会和价值需求。而当今社会，享乐主义已不再是上层阶级的专属，在我国社会各个阶层甚至大学生群体中都已逐步走向大众化的今天，其造成的影响之大亟须引起广泛关注。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