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民粹主义本质特征
自民粹主义出现以来，研究者们对民粹主义的研究就从未停止过，但要对民粹主义进行概念界定是极其困难的，这是由民粹主义自身的易变特性所决定的。既然民粹主义声称以“人民”为第一要义，因此，我们先按照大多数学者的观点对民粹主义的“人民”倾向进行解读，进而探究民粹主义的概念内涵。
首先，要解决民粹主义问题先要解决何为“人民”的问题。人民的首要特性是数量上的绝对优势，数量众多的群体才是人民的代名词，只有数量多才能使行动被赋予极大的合法地位，使其继续取得非多数潜在者的支持。其次，还要关注哪些不是人民的问题。相对而言，民粹主义者更愿意将哪些群体不是人民确定下来，在民粹主义者看来，“人民”是处于中心地位的，那么处在中心地带以外的边缘地区人民自然也就被排除在外，这样就可以将人民进行聚合而使自己处于绝对优势地位。
（二）中国民粹主义的“前世今生”
在民粹主义不足300年的现代历程中，因为有法国大革命、俄国革命的激进主义洗礼，有卢梭思想、俄国空想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的思想浇灌，使得民粹主义在现代思潮和政治实践中占据了引人注目的一席，这一在全世界范围内不断游荡的幽灵自然也同样在中国的国土上生根发芽。
1.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粹主义思想
追溯历史，我国一直都是农民小生产者占绝对优势的农业大国，虽然外来的新兴资本主义经济给传统的农业经济带来过极大的冲击，但几千年流传下来的小农经济依然占据着主导地位。这些都为民粹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提供了丰沃的现实土壤。催生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粹主义的思想基础有：一是大同思想、平均主义思想，二是民本思想，三是墨子的“兼爱”学说。
首先，大同思想以天下为公为本质，以平均生活状态为美好愿景，主张建立一个以自主劳动为基础的、平等博爱的理想社会。大同思想强调，被束缚的种种行政机构及政治制度，不仅限制了人民的自由，还对人民的利益造成了损害。只有打破这种死板的制度，建立一个“公世”才能解救人们。这种思想在中国近代也得以发展，同时体现出中国空想社会主义的特征。无论是古代小农经济为背景发展下的大同思想，还是当今的民粹主义，两者都代表了下层劳苦大众的呼声，都是对政治情况的映射，都希望能够改变现有的制度和社会状况。
其次，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与民粹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些民本思想来自封建统治的思想库，既是对历朝历代国家兴亡的经验总结，讨论问题的核心是如何有效治理国家，确保君王天下长久；又为被压迫阶级提供了反抗合理、造反有理的根据。孟子说“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对不善待百姓的君王可使其“易位”，可诛之。从中可以看出，民本思想是以君王为中心本位，同时保障民众的地位利益。
最后，墨子的“兼爱学说”也是一种被放大的民粹主义。它既强调要以现实的利益需求为根基，同时又要兼顾互助互爱，两者的矛盾决定了兼爱学说的空想性。政治家们之所以提出这样的政治设想，只是为了实现调动广大群众的积极性以达成某种政治意图，这与民粹者的政治意图存在着共同之处。
2.近现代中国的民粹主义思潮(www.xing528.com)
中国民粹主义自诞生之日起就是在不平等的社会背景之下演变的，进入近代以来随着中国国情的变化发展，社会思想界对民粹主义的民主诉求更加强烈，民粹主义真正进入活跃阶段，并逐渐发展壮大为一种强大的社会思潮。整理中国民粹主义思潮的演变历程，我们可以将其概括为三大表现：一是对资本主义进行批判和揭露，在批判资本主义制度中寻求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捷径；二是对“人民”“民众”极端崇拜，以民众的力量为源泉，唤起民众进行大规模的社会运动；三是对知识及知识分子极端轻蔑，具有明显的反智主义倾向。这些特点表征贯穿于不同思想家的民粹思想演变之中。1919年五四运动后，以章士钊为首的晚清国粹派知识分子果断地摈弃了资本主义道路，对中国农村和农民给予了厚望，对中国农民表达了深切的同情，体现了浓厚的民粹主义情怀。章士钊认为中国国情与西方国情存在着本质上的差异，西方国情是以工人问题为基本问题，而中国的国情是以农民问题为基本出发点。因此，章士钊逐渐认识到只有农业才可以救中国。之所以看中“农国”，很重要的原因是他认为农业国比较平均，没有工业国那样的贫富分化和阶级对立。在他看来，建立在自给自足基础上的农村自治，带有浓厚的平均主义色彩，是空想的农村社会主义，与中国传统小农经济特征颇为相似，这里也可以看出章士钊作为晚清文人内心深处所固有的民粹主义情结。
五四运动以后中国的民粹主义除了章士钊的“农国论”民粹思想之外，在中国革命阵营中也有突出体现。在中国革命历史上一直存在着“左”的思想倾向，这种倾向也同样具有鲜明的民粹主义倾向，它通常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相混淆，在反帝反封建的同时，也将民族资产阶级作为革命对象，对民族资产阶级予以打击。这种“左”倾民粹主义在建党初期开始起步，在大革命后期达到发展高峰，一直影响到解放战争时期，这一思想倾向给民主政治造成了极大伤害，同时也对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造成严重阻碍。
民粹主义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民粹主义和李大钊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剪不断理还乱”的问题。在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形成过程中，始终存在着一种民粹主义的冲动，这一方面李大钊的表现尤为典型。早在1919年2月，李大钊在《晨报》上发表了《青年与农村》，指出：“我们中国是一个农国，大多数的劳工阶级就是那些农民。他们若是不解放，就是我们国民全体不解放；他们的苦痛，就是我们全体国民的苦痛。”[1]这里可以看出，作为知识分子的李大钊对中国社会底层的农民倾注了极大的热情，几乎把农民看作是最先进的阶级，把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耕生活看作是一种理想化、诗意化的生活。李大钊是中国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他从俄国民粹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的过程中得到启发，把注意力转向农民大众，最早认识到农民问题对于中国革命的重要性。这种对中国社会认知的高度理想化，甚至是抽象化，也是民粹主义的一贯做法。从李大钊的言论可以看出，自有崇拜“大众”情结开始，劳工神圣、劳工崇高就成为一种革命的理论标杆。
3.新时期的民粹主义思想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国家战略推行过程中，“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发展策略在执行过程中不免产生新的不公平的现象和新的社会矛盾。随着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加大了，东西部的发展也失去了平衡，在就业、住房、医疗、教育等方面不均衡问题突出。社会的阶层分化趋于明显，矛盾开始显现，这为民粹主义的产生准备了丰厚的土壤。新时期民粹主义的具体表现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宣扬极端平民化。在民粹主义者的思想观念中，平民阶层的老百姓群体是阳光群体，无论是在他们的话语体系之中，还是在他们的思想世界，往往会认为“官员没有一个好东西”，“仇官”现象在一个时期里广为流行，便很能说明问题。
其次，宣扬绝对平均化。民粹主义者认为应该实行绝对的平均化，也就是绝对的平均主义，主张人人获得相同的财富，甚至认为应该回到“大锅饭”时期，这一思想倾向明显具有“仇富”心理，尤其是在贫富差距逐渐扩大的社会背景之下这种倾向愈演愈烈。
再次，宣扬大多数正义。民粹主义鼓吹动员的是绝大多数人的力量，用人数多来代替多数人。在一些热点事件中，民粹主义这一影子如幽灵一般游走，常常宣扬和平手段不能用来解决问题，一定要“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以之作为由此成为维护“所谓正义”的武器。
最后，宣扬人民至上、百姓即上帝。将人民、百姓、大众作为神圣招牌，而这里所谓的“人民”不过是抽象的概念，与新时代党和国家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之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不相符合。而现实中又往往打着底层弱势群体，如农民工、小摊贩等的幌子，甚至极端化、情绪化地将官员、富人、知识分子、警察、城管列为人民的对立面，逢官必反、逢富必恨，人为地制造新的阶级对立和仇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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