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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沧桑录(1911-1949)文物名胜,越秀山上名胜仍存

时间:2023-08-27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民国时期,越秀山上建有孙中山纪念碑、海员亭、光复纪念亭等名胜,大多至今尚存。民国时期的越秀山,前朝留下的文物名胜仍有不少,后多毁圮不存。2月23日,碑堂合一重新刊登悬奖征求设计图启事,9月2日公布获头奖者为吕彦直。后来修了马路,被一分为二了。百步梯的顶端直接中山纪念碑基座平台。碑身正面(南面)以高约七米、宽约四米的巨块花岗石镌刻着《总理遗嘱》全文: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

广州沧桑录(1911-1949)文物名胜,越秀山上名胜仍存

民国时期,越秀山上建有孙中山纪念碑海员亭、光复纪念亭等名胜,大多至今尚存。此外还建有学校、医院、博物馆运动场、政府机构等。其开发和建设规模,远超前代。

民国时期的越秀山,前朝留下的文物名胜仍有不少,后多毁圮不存。

1.孙中山纪念碑·百步梯

孙中山纪念碑位于中山纪念堂北面的越秀山顶。此处原为古越王台故址。清末时,山顶建有几幢平房(据今存清末照片),民国前期,尚有神安炮台遗址(见1918年《广州市图》)。

纪念碑的选址和兴建,是1926年1月1—19日举行的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的。

由于纪念堂的选址改变(原似定在西瓜园,最后定于越秀山南麓原总统府故址),纪念碑与南面山麓的中山纪念堂遂处在同一轴线上,前堂后碑,形势天然。2月23日,碑堂合一重新刊登悬奖征求设计图启事,9月2日公布获头奖者为吕彦直。“当年中山纪念堂、纪念碑应征图案的评判工作,是由高剑父等一批德高望重的一流专家所担任的。”(《广州中山纪念堂钩沉》)

1929年1月15日,中山纪念堂与中山纪念碑由筹建委员会李济深等同时奠基立石,正式动工兴建;碑于1930年1月竣工(一说1929年建成)。南临“百步梯”,共498级。承建商为香港宏益公司。

当年尚未辟建纪念堂北面的马路,中山纪念碑通过百步梯与中山纪念堂相连,实为一体建筑。后来修了马路(今应元路,当时称纪念堂路或纪念堂北路),被一分为二了。广州人一般也不将之看作一个整体(纪念堂归纪念堂,纪念碑属越秀公园)。

百步梯是自越秀山脚通往山顶中山纪念碑的阶梯,宽五六米不等,梯级、石栏、平台全部用花岗岩石砌筑。山脚有东、西两入口(正与中山纪念堂东、西两附楼相对),往上登,相汇于一个大平台。平台呈八角形,面积约为202平方米,与正对着的中山纪念堂堂体的平面形状相呼应,外围绕以花岗岩石栏杆。今此处为越秀公园游憩活动分区之一,旁边立有《百步梯一级平台游憩活动分区示意图》。供人们在此进行健身活动。

“大平台之上有台阶10组,计360级。整座‘人’字形百步梯,共有台阶18组,计636级。每组台阶之间,均有一个15—25平方米不等的花岗岩石小平台。自大平台始,大小平台两侧,间隔安放对应的两张4座位的水磨石椅子,供拾级者歇息。由于年深月久,历经破坏,如今,百步梯两旁,仅剩有8张4座位的水磨石椅子了。除水磨石椅子外,沿梯还装备有与纪念堂庭院内一模一样的宫灯路灯36支。这些路灯高约4米,灯杆和方形玻璃灯箱边框都是铁铸件,漆朱红色。方形玻璃灯箱上,覆盖着一个墨绿色的铸铁四角亭子顶,独具特色。”(《广州中山纪念堂钩沉》)

百步梯的顶端直接中山纪念碑基座平台。

中山纪念碑所在为越秀山主峰。

碑高37米,坐北朝南外立面用花岗岩石砌筑。内里为钢筋混凝土结构

碑首层为四方基座,长约15米,宽约15.6米,高约7米(至围栏顶)。底面积约234平方米。在基座与碑身相接的转换层,绕以小平台,小平台四面绕以石围栏,围栏石板上的卷草花纹雕刻,与中山纪念堂铜像基座平台四周的围栏石板上的纹饰相同。围栏石板的侧面嵌石雕羊头,东、西、北三面各6个,朝南面的8个,共26个,象征羊城。有资料称基座平台有石栏杆围绕。石柱上共有26个羊头石雕,误。石柱上没有羊头石雕。

碑身下大上小,以曲线向上收分为四坡尖顶,呈方锥形,挺拔而雄伟。

“有的书上说‘纪念碑原为尖顶,后来遭雷击辟断,维修时就改为平顶了’——这是失实和没有根据的。纪念碑本来就是这个样子——吕彦直的设计原图清楚地表明:纪念碑顶部东西向呈三角形尖顶;南北向则呈方形平顶。”(《广州中山纪念堂钩沉》)

碑身正面(南面)以高约七米、宽约四米的巨块花岗石镌刻着《总理遗嘱》全文:

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现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务须依照余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继续努力,以求贯彻。最近主张开民国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尤须于最短期间,促其实现。是所至嘱!

著名书法家吴子复书于1931年,其书法以隶书见称于时,书风遒劲古雅,稚拙纯真,有“吴隶”之称。此为其代表作之一(其他代表作有镇海楼横匾、镇海楼长联、广州博物馆横匾等)。字涂金,在阳光下熠熠生辉。

《总理遗嘱》碑之上,原来镶嵌着中国民主革命第一烈士陆皓东所设计的国民党党徽石雕(以整块石头雕成),20世纪50年代后被凿去,填补进去的小石块,还是未能抹去该党徽石雕的几何外形八角形。

纪念碑座刻“中华民国十八年一月十五日孙中山先生纪念碑经始筹备建筑委员会李济深等立石”“建筑师吕彦直,承造人林佐”。

《总理遗嘱》碑之下,是一块长约0.8米,宽约4米的石碑,上刻“中华民国十五年一月四日 中国国民党接受总理遗嘱决议案 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谨以至诚接受总理遗嘱并努力以履行之”56个正楷大字。谭延闿书。1926年1月4日,国民党“二大”通过的《谨以至诚接受总理遗嘱并努力实行之》决议案规定:在粤秀山上建筑“接受总理遗嘱纪念碑”,两天后改称“中国国民党总理孙先生纪念碑”。

碑座正南面开一圆拱门,宽约2米,高约4米。从此拱门进入碑内,是一个约12平方米的门厅,门厅东、西两面墙壁上各有一块约4平方米大小的墙面。门厅以北是一个约50平方米的大厅。其四面墙壁与前门厅墙壁,原均嵌碑石,上有当年政要与各种机构的题词,后被铲去销毁,今余空白平面。

登碑的楼梯口设于大厅北侧。沿着平坦斜坡式的盘旋梯而上,共十三层,可达碑顶,俯瞰全城。其第二层开一门,可出平台眺望四周风景

今天在百步梯旁立有一个《中山纪念碑》的说明牌,文称:

碑身用花岗岩砌成,高37米,外呈方形、尖顶。而37这个数字刚好与国民党在大陆统治的实际年数相一致;另外碑的主体高度,是由59块砖砌叠而成的,这与孙中山先生的寿辰吻合……石碑的正面有一块高约7米的花岗石,上面刻有孙中山先生的《总理遗嘱》,它的高度刚好在第15块砖的水平处,这与孙中山先生“执政”年数相符;而它的宽度又占据了5块砖,意为当时“五权宪法”的象征。

窃以为这主要是后人的“发明”,并非当年设计者与施工者的“寓意”。

1934年广州市政府编《广州指南·中山纪念堂纪念碑》载:

纪念堂在德宣分局段内之德宣西路,即原曰抚标箭道,后改为督练公所。民国初年,以为督军衙署;至民十、十一两年,总理驻节于此。十一年六月,陈军称兵围攻总统府,即在是处。该处毗连粤秀山,地势雄壮,后人追思总理功业,遂于是处建筑纪念堂。气象雄伟,建筑堂皇,为吾粤有价值之建筑物。至粤秀山原曰观音地址,为该山之最高峰(高出吉祥北路面二百一十英尺),建总理纪念碑,以资景仰。是处交通便利,西有盘福路,东有德宣东路,中有吉祥路,北有应元路、镇海路,以达粤秀山麓。路程:由财政厅前为出发点,可雇人力车前往,车费约一角半。

1938年10月21日,广州沦陷。12月,中山纪念堂与中山纪念碑由汉奸组织派员接管,名称是“广州市革命建筑物管理专员办事处”。

抗日战争胜利后,1945年10月,国民党广州市政府正式接管中山纪念碑,发现各层玻璃窗均被撬盗。可见长期失于管理,并屡遭破坏。

1946年4月,省政府派员对纪念碑进行修复。配齐了沦陷时被撬盗的所有玻璃窗户。哪料过了4个月,碑上各层的玻璃窗再次被撬盗。缺去六十二件。

民国时期广州城区中轴线的北起点是中山纪念碑。

广州古城传统中轴线是承宣街、正南门直街,即今北京路北段(中山路以南段)。

民国时期广州城区中轴线是维新路(今广州起义路)。辟建于1919年,路名取“维新变革”之意。北起清代旧巡抚署(今人民公园地),南至珠江江岸。为南北纵贯广州城的一条主干道,是当时广州城区最宽阔的马路之一。

1933年海珠桥建成后,北自越秀山顶中山纪念碑始(也有称自镇海楼始,但镇海楼不在正北,而在中山纪念碑的东北方),南下山脚,是中山纪念堂,往南经广州市政府(今存)、中央公园(今人民公园)、维新路,南过海珠桥(民国时期没有海珠广场)通往河南区延伸至刘王殿,全长约6000米,将广州城区划分为东西两部分,成为民国时期的广州城区中轴线。自中山纪念碑至海珠桥这段中轴线,也是广州市政治行政中心区。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广州城区迅速扩展,至90年代,广州中轴线实际上已移至天河区的广州大道。

1959年9月30日,广州电视台(广东电视台前身)建成试播。那时还没有自己的天线铁塔,便是通过设在中山纪念碑顶的电视临时天线,试播黑白电视节目的。发射功率1千瓦。经过将近一年的努力,电视图像技术质量从不稳定到逐渐稳定,1960年7月广州电视台正式播出。

1962年,中山纪念堂连同中山纪念碑公布为广东省文物保护单位。

1978年7月公布中山纪念碑为广东省文物保护单位。

1994年划定从中山纪念碑石座和百步梯边线向外延伸20米为省级保护文物。

2001年6月25日,中山纪念堂连同中山纪念碑由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仲元图书馆·广州美术

仲元图书馆位于越秀山上镇海路旁,海员亭东面。为纪念粤军名将邓仲元而建。

邓仲元(1886—1922),名铿,又名仕元。广东惠阳人。早年加入同盟会,参加过黄花岗起义。追随孙中山十多年,历任东江第一军参谋长、中华革命军东江总司令、参谋长兼第一师师长等职。1922年3月21日傍晚,在广九车站被刺不治。此凶案至今成谜。孙中山追赠他为陆军上将,并着陆军部从优拟议恤典。安葬于黄花岗。

1927年,国民党元老李济深提议创建仲元图书馆以作纪念。由建筑师杨锡宗设计,式样仿北京故宫文华殿。1929年奠基,1932年3月23日邓仲元去世10周年纪念日落成。坐北朝南,门楼建在正面小山岗(狗头岗,亦称狗头山)前,立柱采用水磨青砖砌建,铁门和柱顶装饰为中西合璧建筑的特色。四周有山岗环绕,绿树成荫,环境优美。

大楼占地面积253平方米,总面积7600平方米。钢筋混凝土结构,仿木斗拱和飞檐,歇山顶,绿琉璃瓦,水磨青砖墙,花岗岩墙脚,雕刻花饰为门框,水泥洗石米台基和月台。大楼正门内两边各有一道转曲楼梯直上三楼,室内也有一道楼梯可上二、三楼。一楼后半部有地下室。主楼总面阔41米,总进深22米,建筑面积2241平方米,高两层。台基仿清代宫式栏杆,雕式考究,富丽典雅,具有民族特色。

图书馆建成后,名气不小,却始终未正式对外开放。另有资料记载1932年对外开放。

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外迁学校纷纷迁回广州复校。广东省立艺术专科学校(1940年春创办于韶关,或称1938年创办于曲江)从粤北迁回广州宝华路,为1945年底省立之三所广州高校中之一所。由于校址地方狭小不敷用,1946年8月至1947年6月,广东省立艺术专科学校曾借仲元图书馆为校址。在校学生有200多人。以丁衍庸为校长,分美术、音乐戏剧三科,并成立实验剧团。后校址再迁至光孝寺。建国后改组为华南文学艺术学院。

1950年,广州市人民博物馆成立,以仲元图书馆为馆址。1955年(一说1953年)春节起迁回镇海楼,辟仲元图书馆为广州市人民博物馆自然部陈列室。

1953年,“中南体育学院运动竞技指导科”建立,设游泳跳水水球足球乒乓球篮球6个队,运动员189人,驻仲元图书馆(另一记载是,1954年6月,中南体院竞技指导科在越秀山仲元图书馆成立)。1957年迁二沙体育训练基地。另一记载是:1956年广州市体委从仲元图书馆址迁出。

1956年9月,中南体育学院竞技指导科建立体操队,在仲元图书馆训练。

1956年冬,仲元图书馆改为广州艺术博物馆。

1957年2月17日,广州美术馆成立,以仲元图书馆作馆址,11月,广州美术馆开幕,对外开放。广州市政府向北京故宫博物院商借了一批明清著名画家的作品和一批宫内旧藏的工艺品来作开馆第一回展览。名为“故宫博物院藏艺术品展”。故宫博物院明清藏画到广州展览,这不仅在建国后是第一次,在建国前也是从未试过的。结果反应甚佳,广受欢迎。同时,广州博物馆所藏书画移交广州美术馆。

广州美术馆是中国最早成立的专业美术馆、艺术类型的专题博物馆、举办各种美术展览,征集、保管和研究历代书画名家美术作品的专门机构。

1959年,市政府拨款8万元,在大楼后侧旷地增建一座长廊式的画廊,作为展览美术作品之用。1962年扩建。“文化大革命”期间闭馆,1980年2月8日复馆。建筑面积2241平方米。收藏宋元以来历代绘画作品七八千件,广东名家名作尤多。有北宋文同墨竹图轴、元代黄公望溪山图轴、明代陈献章草书卷、林良秋树聚禽图轴、高剑父秋鹰图轴等珍品。

华侨关金鳌先生先后于1982、1984年将其收藏的水粉画水彩画油画速写169件捐献给广州美术馆。

1984年底,广州市清退查抄文物图书办公室在广州美术馆举办查抄文物图书认领会,展出查抄文物图书33 400册,1995年底在文明路鲁迅纪念馆再次举办。两次共退还文物图书25 200件(册),占参展文物图书总数76%;退还查抄户1100户,占登记查抄户1223户的90%。

广州美术馆主楼前是一片岗地,名五星岗。1989年9月28日,在五星岗兴建的回环碑廊竣工(一说1987年落成。一说1990年建成),镶嵌晋至清代的名家碑刻118版,为原清代广州潘仕成海山仙馆摹刻的历代书法丛帖刻石。大楼前水池两边又各建一小陈列室,并在水池前、小山堆竖立体艺术雕刻各1座。增添了诗情画意的艺术境致,幽美雅静。

1998年,在馆址东边续建碑廊,嵌有“尺素遗芬”刻石58方,均是清末海山仙馆遗石。

2002年7月,公布广州美术馆为广州市文物保护单位。现为广州博物馆美术馆展区。

3.望海楼·镇海楼·五层楼·镇海层楼

明代时在越秀山上修建的最著名建筑是望海楼,后改名镇海楼。楼建于越秀山中央山脊小蟠龙岗上,这是广州现存最完好,最具气势,也最富有民族特色的古建筑,是广州最著名的古楼,广州城的标志物之一;又是我国四大镇海楼之冠。因楼高五层,俗称五层楼——老广州便多用此称。

关于镇海楼之修建,说来是六百多年前的事了,乃广州历史上一段有趣的掌故。

话说明初洪武年间,镇守广州的永嘉侯朱亮祖将宋三城合而为一,并辟东北山麓,开拓城北八百余丈,城墙跨到了越秀山上,同时建此楼于城墙之最高处。至于建于何年,史志记载不一。

一说洪武六年(1373)。“洪武六年,永嘉侯朱亮祖拓北城八百余丈,建镇海楼。”(清乾隆《南海县志》)

一说洪武七年(1374)。“北门镇海楼,明洪武七年为永嘉侯朱亮祖所建。”(《粤东诗海》引黄河《葵村集诗序》)

一说洪武十三年(1380)。理据大致是“明洪武十三年,永嘉侯朱亮祖以旧城低隘,辟东北山麓以广之”(清道光《南海县志》)。既然是年扩展北城,故亦应在是年建筑位于北城城墙最高处之镇海楼。

较多的是笼统的说法:“洪武初,永嘉侯朱亮祖建。”如清初《广东新语》、道光《广东通志》等均如此记载。

明万历年间(1573—1620)郭棐修《广东通志》,载广州城区的扩展始于洪武七年(1374):“(七年)永嘉侯朱亮祖拓广东北城八百余丈。”至洪武十三年仍在修筑,可知工程浩大,非一蹴而就之事。

朱亮祖于洪武元年随廖永忠取两广,洪武三年封永嘉侯,洪武十二年出镇广东,洪武十三年九月初与其子俱被处死。镇海楼既为朱亮祖建(这在史志记载中基本没有异议),而此楼之建成当需一两年,故认为始建于洪武十二年(1379),而建成于洪武十三年(1380),应当较为符合史实。

为什么会在越秀山上修建这么座大楼呢?其中原因,历来有多种说法:

一、因为当年粤地濒海,岁多边患,建此楼以加强城防守备,作军事瞭望之用;亦为“雄镇海疆”,故名镇海楼。其地理位置,正处广州老城正北,扼守城垣边关。因而后人有认为此楼乃广州现存最早的城防建筑。

二、不为城防,而只为壮会城(广州城)之势。所谓“壮三城之观瞻”。

三、“朱亮祖所建,谓岭南濒海都会,且近水涯,宜镇以土,遂建此楼。”(《粤东诗海》引黄河潋《葵村集诗序》)这就不是城防建筑,而是风水楼。

四、为镇压广州此地的“王气”。清乾隆《楚庭裨珠录》记为:“以越山气王,建楼镇之。”(气王:有王者之气)清初屈大均《广东新语》说得更为详细而明白:“以压紫云黄气之异者也。”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广州背山面海,形势雄大,有偏霸之象”——从南越国、南汉国至南明绍武政权,广州曾是三朝十帝之都,只是屈大均没有写出来,其意却是十分明白的——而这镇海楼“巍然五重,下视朝台,高临雁翅,实可以壮三城之观瞻而奠五岭之堂奥者也”。相传永嘉侯建造此楼后,镇守粤中的封疆大吏中再没有心怀异志的乱臣贼子。这楼是用来镇压这类邪气的。

以上诸说均有道理,也可能就是这诸种理由之综合,促使朱亮祖建造此楼。而“镇王气”之说,又衍化出下面一个神奇的传说:

话说明洪武皇帝朱元璋得了天下,派朱亮祖领兵打下广州城,并封他做永嘉侯,镇守南疆。

朱亮祖这人很信风水,心想当今皇上小时候只是个放牛的,无路可走时还去寺庙当过小和尚,经常饿肚皮,现在却成了天子,一定是他的风水好。于是朱亮祖就经常带着风水佬在广州四处寻找风水宝地。一天,他来到越秀山上(当时的越秀山是林壑幽深,古木参天的郊野之地,不是今天这个当代公园的样子),只见小蟠龙岗一带环山面水,气势雄伟,又听了风水先生的一轮吹嘘,便决定把自己的府第建在那儿。当晚高兴得多喝了两杯,发觉自己正站在新府第前眺望大海——南面就是宽阔的珠江,粤人称为珠海。突然,只见海中飞出一条青龙来。张牙舞爪,尾卷残云,鼻孔里喷出的水柱直冲苍昊,紧接着便是晴天霹雳,电闪雷鸣。这把个杀人如麻的朱亮祖也吓了一大跳,正想转头入屋,却见白云缭绕的越秀山上冲出一条赤龙来,鼻嘴喷火,那火柱比青龙喷出的水柱还要高,也是张牙舞爪,扑向青龙。双方立即展开一场恶斗,只见巨浪冲天而起,火海漫天盖地,最后青龙力气不支,逃回海里去了。

朱亮祖猛然惊醒,才知是南柯一梦。回味梦中情景,不知主何凶吉,忙叫幕僚进来占梦,结果不得要领。他的那帮谋士,这个说越秀山上出赤龙,主羊城要出能人了,大吉;那个说两龙相斗,主天下祸乱,大凶;还有的说,二龙相争,火胜水败,主天下大旱,有灾害。云云。搞到朱亮祖不知听谁的好。没两天,这事就传了出去,引起广州全城人心惶惶。这下子朱亮祖也惊慌起来,急忙修本,星夜派人进京启奏洪武皇帝,请主上定夺。

朱元璋看了奏章,也心中不安,就传国师刘伯温进殿一决疑难。刘伯温问明情况,明白这不过是永嘉侯自己日有所思夜有所梦而已,而且这梦要怎么断都行,心想现在还是安定民心要紧,便对洪武皇帝说,这是个吉兆,赤色火龙主皇上圣明;青色妖龙乃海上盗贼——当时海盗猖獗,海疆不宁——盗贼潜逃,主大明天下兴旺强盛,固若金汤。可令永嘉侯建一四方塔楼镇住海妖,便可保大明江山永固了。

朱元璋听说是吉兆,也很高兴,但静下心来一想,这越秀山上飞出龙来,打赢的还是条喷火的赤龙,这总叫人不放心:莫非那里有“龙穴”不成?做皇帝的,谁不担心天下又生条龙出来?于是下令朱亮祖在观音山上风水最好的地方修一座镇海塔楼,目的就是要封住“龙穴”。朱亮祖不敢有违圣旨,就在自己打算建府第的地方建了这座镇海楼了。

这是一个曾在旧广州广泛流传的民间故事。

有关建楼“镇王气”还有另一个传说,而且与今天的越秀山过去为何得名“观音山”有关——过去老广州多称越秀山为观音山的。相传某日,明太祖朱元璋与道人铁冠子登上南京钟山,铁冠子忽然指着西南方对朱元璋说,广东海面笼罩着青苍苍的一股“王气”,似有异人要出世了,得立刻在广州建造一座镇海楼压住,否则日后必成大明的祸患。朱元璋于是派遣大臣到广州,在白云山脉中之所谓“龙头”处(即今镇海楼所在山岗)修建了一座五层的塔楼,并在第五层楼上安放了一个罗刹像,以镇压南越之“王气”。罗刹是佛经中恶鬼的通称。唐朝慧琳《一切经音义》说:“罗刹,此云恶鬼也。食人血肉,或飞空,或地行,捷疾可畏也。”相传罗刹可以变成不同形相:或男或女,或鱼虫或鸟兽。罗刹男黑身朱发绿眼,罗刹女能变为美丽妇人,魅惑食人。这当然都是迷信。而当年镇海楼上所供的是个女罗刹。州人游山登楼,看到楼上有像如观音,也没加考究,便以为观音菩萨在此,于是称此山为观音山。

这个说法流传并不广,不及上述的民间故事;而关于观音山的得名,另一个更为后人所接受的说法则是:明成祖永乐元年(1403),都指挥花英在越王台故址处建造了一座观音阁(其具体位置约在今中山纪念碑下之“佛山”石牌坊一带),“郡人岁时多游屐焉”。(清道光《白云越秀二山合志》)因阁而称山,越秀山便被叫成观音山。此外还有其他说法,但有一点没有异议,那就是因人们认为山上有观音菩萨而称“观音山”名。

说回上引民间故事,这涉及楼名的问题。

后人主要提出两种说法,一说明初楼建成,本名五层楼,后楼毁,到明嘉靖年间重修后,张岳题匾“镇海楼”,才得镇海楼名。另一说与民间故事一致,认为此楼本名镇海楼,五层楼只是俗称。若根据上面列出的建楼原因来推论,应以后一说为是;试想如果只以其楼层多少来命名,那未免太通俗、太一般,也太没文采了,更与历代文士对此楼的描述(详下文)相悖。耗巨资建成这么个雄伟城楼后只挂个“五层楼”的匾,(岂不是建成六层就名“六层楼”,建成七层就名“七层楼”?)那多煞风景!但若以今存文献为依据,此楼初名应叫“望海楼”——尽管这名字后来渐被人遗忘,现在更已不大为人所知——而镇海楼与五层楼之名是后来才有的。主要论据是:以上两种说法(初称五层楼或镇海楼)所依据的文献几乎全是清代人的著作,而在明天顺五年(1461)修成的《大明一统志》第七十九卷《广东布政司·广州府》里就只记有“望海楼”一条目,全文是:“望海楼,在府城上北,本朝洪武初建,复檐五层,高八丈余。”(明万历《广东通志》记“楼高八丈多”即从此而来)这分明说的是镇海楼了(因为此地四周再没有一座“复檐五层,高八丈余”的楼),却只字没有提镇海楼名,亦没有提五层楼名。

现在我们无法肯定当时有没有“镇海楼”或“五层楼”的别名,但可以肯定的是,“望海楼”才是当时官府所认可的此楼的正式名称;如果楼上挂匾的话,应当就是这三个字。因为《大明一统志》是受皇帝诏命纂修的,依据的材料主要是官修的《大明志书》(1370年修成,十年后五层楼才建成)、《大明清类天文分野书》(1384年修成,当时五层楼建成才四年)、《寰宇通衢》(1394年始修,后中辍)、《寰宇通志》(在《寰宇通衢》的基础上于1454年修成),而当时《大明一统志》是最具权威性的。如果以上数部官修地理志书记的是“镇海楼”或“五层楼”名,那《大明一统志》应该不会只列出“望海楼”一个名字来。这里还有一个有力的佐证:清前期康熙十二年编成的《广州府志》中,亦是这样记载:“望海楼,在府城上。明洪武初建。复檐五层,高八丈余。”并没有提镇海楼或五层楼名。也就是说,直到清代前期,官府所认可的此楼的名称似乎仍是“望海楼”,尽管当时镇海楼、五层楼名早已有了。明末清初广东文献大家屈大均《广东新语》亦这样记载:“洪武初,永嘉侯朱亮祖戡定南粤,于越秀山巅建望楼。”这“望楼”无疑即“望海楼”简称。

至于以上所记的民间故事,只能当作民间故事来看待了。

为什么叫“望海”呢?因为当时登此楼可清楚地看到珠江。

楼建于州城最高的地方——在广州成为现代城市之前,它一直是广州城最高的建筑物,所谓“楼冠全城”,建成后就成为人们登临览胜,遥赏珠海白云景色的好去处;登楼远眺,不但全城在望,更见南面珠江水波荡漾,浩瀚接天,煞是壮观,正如后人所撰名联:“急水与天争入海,乱云随日共沉山。”“矗立云汉,山川形胜,一瞬可悉。”(清乾隆《南海县志》)明代初年的珠江宽达七百余米(河北一德路南侧至河南福场西一巷北侧),为今天珠江的三倍以上,人们称为珠海;再加当年没有现代工业的污染,空气晴朗,可视度大,因而登楼得以“望海”。别说在明代时,就是到了19世纪后期,站在五层楼上,还可以看到番禺莲花山上的莲花塔,至于珠江南岸的琶洲塔、赤岗塔,自然就更看得清楚了(见美国人威廉·C.亨特著《旧中国杂记·九层宝塔》,此书1885年初版)。而眺望珠江也正是清代羊城八景之一“镇海层楼”一景之所在。

不过今存之镇海楼并非明代所建之镇海楼。历六百余年的风风雨雨,这古楼是屡次毁圮又屡次重建的。

楼初建成时,“复檐五层,高八丈余”(《大明一统志·广东布政司·广州府》)。“高八丈余”为二十六七米(现楼高28米),约为现在八层楼那么高。至于宽多少,深多少,史志无载。明末清初屈大均《广东新语》称“洪武初,永嘉侯朱亮祖戡定南粤,于越秀山巅建望楼,高二十余丈”是不对的。

过了近百年,楼已甚残破了。明成化年间(1465—1487),当时的两广军务提督韩雍重加修治(那时《大明一统志》修成不久,可证“望海楼”当为其本名),成化、弘治年间(1488—1505)全楼竟遭火焚毁,所谓“烬于火”(清乾隆《南海县志》、清嘉庆《羊城古钞》)。因耗资甚巨,未能复建。“亟图再作,以费巨力艰,持弗决者累年。”(明张岳《镇海楼记》)

过了数十年,明嘉靖乙巳年(1545),提督蔡经(一名张经)正式兴工重建古楼。后蔡经离任,侍郎张岳接任,继续修建。这是第一次重建。而在重修之前一年,即明嘉靖二十三年(1544),蔡经就在楼前修建了一座亭子,名仰高亭。此亭后毁圮,不再见记载。

嘉靖二十六年(1547)正月朔,楼建成,仍为五层,题匾“镇海楼”,寓雄镇海疆之意。“镇海楼”的得名当自此始。张岳当年撰《镇海楼记》记述:

规制如旧,而闳伟壮丽视旧有加。楼前为亭曰“仰高”,左右两端跨衢为华表,左曰“驾鳌”,右曰“飞蜃”,旧所无也。方楼之未作也,环海百万家挢首齐嗟,若失所负。及其既作,重檐飞阁,迥出云霄,以临北户(按:古人以“北户”指称南方边远地区)。群山内向,大海浩渺,如秃者之冠,痿者之起。凡海邦之形胜精神,有不迅张翕沓以赴兹楼者乎?……斯楼之成,岂徒抗形胜于一邦,实所以章国家一统休明之盛。

(碑在今越秀山镇海楼前碑廊,碑文载于清同治《番禺县志·金石略四》、宣统《续修南海县志·金石略一》)

可知当时重建的镇海楼前有仰高亭,左右两边有华表,这是现在所没有的。

今楼前一对用红砂岩石雕刻的狮子和楼前广场西侧碑廊中的明嘉靖《镇海楼记》碑(这是现存最早记载镇海楼的碑记。当年十一月立。黑色端石石碑,高2.43米、宽1.34米),是明代遗存下来的重要文物。

当时人叶权(1522—1578)曾游镇海楼,他在明嘉靖四十四年(1565)撰成《贤博编》一书,书中有《游岭南记》一文,这样描写镇海楼:

广城佳致当以五层楼为最,在粤秀山上观音山后……重檐叠槛,高逼霄汉,梁栋榱拱,窗户磴道,五层间寸寸悉铁力木为之。木大者两抱,人行其中,宏窨如入洞室。闳敞壮丽,下瞰一城,万山北接,大海南开,长江如带,可谓伟观。中州欲构此楼,安得此美材为之哉!

文章不长,但已足可让后人想象一下当年镇海楼之雄姿。由此文亦可知,当年镇海楼又称五层楼,是一座木构建筑。楼中大柱要两个人才能抱过来。站在楼上向北望,山峦起伏,连绵不断;向南望,可以清楚地看到宽阔的珠江。景色很壮观。

同时代的嘉靖年进士,南园后五子之一李时行有《宿五层楼》诗,把读者引进一个凭空御风的境界,遨游了霄汉之际的奇异幻境。诗曰:

危楼凌碧落,俯眺万山秋。明月樽前过,银河槛外流。

高歌振林木,清梦落沧洲。夜半闻笙鹤,翻疑霄汉游。

杨作国于明隆庆丁卯年(1567)题《镇海楼》诗二首,序句是:“镇海楼落成登眺二首(楼为大中丞李公捐资创修)”,其碑刻原立于镇海楼,现在没有了,其二云:

崇楼百尺据崇墉,放眼乾坤远照冲。俯瞰琉璃波万顷,平临翠黛岫千重。

上方灯火凌空汉,下界潮声送晚钟。日暮天涯催客绪,乡关何处白云封。

写出黄昏之际登楼远眺所看到的景色,亦即清代羊城八景中“镇海层楼”之景。

明代后期,嘉靖时以贡生历官国子博士的欧大任撰《镇海楼》诗,写深秋时登楼览胜,天高气爽之景,是众多咏镇海楼诗中的名作,被后人誉为“气韵沉雄”。诗曰:

一望河山感慨中,苍苍平楚入长空。石门北去通秦塞,肄水南来绕汉宫。

虚槛松声沉暝壑,极天秋色送征鸿。朔南尽是尧封地,愁听樵苏说霸功。

从以上诗文可以想见当年的镇海楼是何等雄伟壮观。明万历三十年(1602)《广东通志》这样形容:“左有楼五层,名曰镇海,登其颠,则百粤形胜,了然在目,真岭海之雄观也。”可知当时题匾“镇海楼”。自嘉靖二十六年(1547)重建后,这匾大概一直没换过。

不过几十年后此楼又毁圮了。明末期崇祯十年(1637)任广东布政使的姜一洪及知县朱光熙(崇祯十二年任南海知县)再次重新修建,这是第二次重建。

今天镇海楼东西两山墙和后墙的第一、二层,均用红砂岩条石砌筑。可能是明代修筑时的遗物。

1644年,李自成攻进北京,明朝覆亡。

又过了六年,即清顺治七年(1650),清军围攻广州城。当时广州属南明永历政权统治,十月初十日是永历帝生日,一帮文武官会齐集于五层楼拜祝。当时守西门外城的主将叫范承恩,在为永历帝祝寿时,因主将杜允和直呼其名字,感觉自己受辱于众,心生怨恨,遂潜通清军,致广州城后来被攻陷。此事载于清计六奇《明季南略》。

清军攻陷广州城,镇海楼毁于兵火,所谓“顺治庚寅,粤乱楼废”(李士桢《重修镇海楼记》),“省垣两遭兵燹,镇海楼为灰烬”(清《南海百咏续编》)。

清顺治八年(1651),已占据广州城的平南王尚可喜听了堪舆家(风水佬)的话,在原基上又重新修复镇海楼,是为第三次重建。(www.xing528.com)

同时,尚可喜将楼下山地圈为养鹿院,并修路直通藩王府(今市府大楼、人民公园地),占了城北大片地方,其他官员不敢过问。人们从远处眺望,这条路径“如破巾在首”,风水佬认为是很不吉利的,后来尚家果然破败(见《粤东诗海》引黄河潋《葵村集诗序》)。

当时楼被藩王霸占,禁止州人登临,并设官守卫;又在楼上放信鸽来传递军事信息,相传信鸽从五层楼飞到清远中宿峡,一天可往返几次。撤藩后,两广总督李栖凤增建缭垣,楼上供奉文武帝君,复为州人登临览胜之地。“咏觞茗麈,遂无虚日。”可见颇热闹。

不过此楼随后又毁了。清康熙十二年(1673)十一月,吴三桂起兵反清,“三藩之乱”爆发。镇守广东的尚可喜之子尚之信随后响应,数年后投降。就在这场“平藩煽乱”的过程中,镇海楼再次“废为平地”(李士桢《重修镇海楼记》、清道光《白云越秀二山合志》)。

康熙十九年(1680),尚家败亡。翌年,原藩兵北撤。康熙二十一年(1682),李士桢出任广东巡抚(相当于省长),来到广州。康熙二十二年(1683),广东当局上奏朝廷,请将原藩兵占住的房屋归还广州百姓,“凡诸古迹名胜,缺而弗治者,皆以次举复”。朝廷批复同意。当时缙绅、士庶向李士祯进言:“河南海幢寺阁,高耸杰业,于郡不利。五层楼关系形胜,亟宜修复。”李通过咨询各方意见(广咨博询),决定修复镇海楼。“乙丑夏,首撤高阁,改为平宇。冬,相度形势,谋建斯楼。随捐俸倡……庀材鸠工,量期命日。以康熙乙丑岁十一月甲子日经始,迄康熙丁卯岁四月丁卯日落成。”依此记载,官府在乙丑年(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夏天把原楼上层拆掉;冬季开始谋划重新修建,并于当年十一月甲子日动工,至康熙二十六年丁卯(1687)四月完工,工期约一年半。此为镇海楼第四次重建。(以上记述及引文,采自李士桢《重修镇海楼记》。此人任广东巡抚近六年,有政绩)

这次重建,“计费巨万,壮丽坚致,不减畴昔。仍涂黄壤,盖象土云”。(《粤东诗海》引黄河潋《葵村集诗序》)李士桢《重修镇海楼记》记载了当年镇海楼的壮观及其附设楼阁和四周的建筑:

(楼)高计七丈五尺,广计九丈五尺,袤(南北距离的长度)计五丈七尺,层计有五,题曰镇海楼。

旧制,楼之东西有亭,东曰“驾鳌濯旭”,西曰“控蜃搴霞”,今于两端各建一门,仍题旧名,以存前迹。又于楼之两旁筑立圈门,东曰“环山”,西曰“带水”,绕楼而行,周遭相通,岿然奂然,若胜旧观。

蒲涧白云,黄木赤花,缭绕左右。虎头十字诸门外澄波万顷,在指顾间。遐瞩远览,洋洋乎岂特东粤一大观也哉!实五岭以南第一楼也。

楼巅奉文昌、关帝二神。文昌助天嬗化,为儒者贵神;关帝福国佑民,肸蚃海内,皆所谓聪明正直而一者也,故并祀焉。

楼东南一冈地势宽衍,面带深林,藏风纳气,最为幽寂之境,乃建亭屋三楹,奉吕祖像于中,命羽士鲁全中率徒侣守之。饔餐香火之需,余与诸司绅士捐资赡给。

又建屋数楹,以为宴息庖湢之所,星坛法醮,步虚笙磬之声,云中飘落,下界闻之,更新胜境。

(此文后被勒石,立碑于越秀山镇海楼侧,今不存。文见于清康熙《南海县志》卷十七《艺文》。清光绪《驻粤八旗志》记镇海楼“高十余丈”,不确。)

清代营造尺,一丈为320厘米,一尺为32厘米。楼高七丈五尺,约合24米;广计九丈五尺,约合30.4米;袤计五丈七尺,约合18.24米。今天镇海楼楼高28米。呈长方形,阔31米、深15.77米。二者相差不大。但看清嘉庆《羊城古钞》所附《镇海层楼》图,二者形制就相差大了,绝对不是同一种类型。

据此文亦可知,此前的镇海楼的东西两边建有亭子,现在就各建一门以代替,楼顶则加建了两座神楼,又在楼之两旁,建筑圈门。

当年广东文献大家屈大均见三藩既平,复明无望,便隐居乡下著述,写成《广东新语》一书以补《广东通志》之不足,书中《宫语·六楼》这样描述当时的镇海楼:

自海上望之,恍如蛟蜃之气,白云含吐,若有若无。晴则为玉山(即粤秀)之冠,雨则为昆仑(番大舶也)之舵。横波涛而不流,出青冥以独立,其玮丽雄特,虽黄鹤、岳阳莫能过之。(清雍正《粤中见闻》把这段话摘抄了一遍)

可见是何等的玮丽雄特。其时楼左有三君祠,祀任嚣、赵佗、陆贾。后毁圮不存。

屈大均曾登楼吊古,写有一首《卖花声·题镇海楼》词,音节亢亮而深沉,寄托家国兴亡之恨。词曰:

城上五层高,飞出波涛。三君俎豆委蓬蒿。一片斜阳犹是汉,掩映江皋。

风叶莫悲号,白首方搔。蛮夷大长亦贤豪。流尽兴亡多少恨,珠水滔滔。

与屈大均同时的清初岭南三大家之一陈恭尹撰《镇海楼赋》,他的描述又是另一番文采:“涌地五成,浮空百丈,北拱神京,南临溟涨。”“下听松风,俯临绝献。海珠一洋,四江一线,隐映池台,参差古殿。万室如鳞,千帆若扇。”综合屈文与此文,便是清代羊城八景中“镇海层楼”之景。陈恭尹并赋《九日登镇海楼》诗:

清樽须醉曲栏前,高阁临秋一浩然。五岭北来峰在地,九州南尽水浮天。

将开菊蕊黄如酒,欲到松风响似泉。白首重阳惟有笑,未堪怀古问山川。

诗中颔联“五岭北来峰在地,九州南尽水浮天”成为咏五层楼的名联。据清樊封《南海百咏续篇》载,康熙二十四年(1685)春,当时饮誉全国诗坛的著名诗人王士祯在五层楼举行盛大诗会,可谓名人雅集,其间陈恭尹写了此诗,王士祯读完此联,为之搁笔。(不过此说不可靠,因为康熙二十四年时楼仍未建成;且诗名《九日登镇海楼》,九日即九月九日重阳节,诗中亦“菊蕊”等词。诗写于秋天,并非春天)又有文史大家赵翼在《瓯北诗话》中极力称赞此诗,谓此联“虽少陵亦当视为畏友也”(少陵,指唐代大诗人杜甫),均可见此诗在当时甚具影响及广受后人之推崇。

当时的南海文昌县令沈元沧(1666—1733)亦有《登镇海楼》诗,写楼前州城景色与山川风光:

凌虚百尺倚危楼,似入仙台足胜游。半壁玉山依槛峙,一泓珠海抱城流。

沙洲漠漠波涛静,瓦屋鳞鳞烟火稠。黄云紫气消歇尽,还凭生聚壮炎州!

晚清曾名动天下的康有为亦有《登越秀山顶五层楼》诗:

登山缥缈又登楼,风起云飞揽九州。沧海有时经浩劫,布衣何处不王侯。

袖中纳纳乾坤易,眼底茫茫星汉浮。云水此身频出入,珠江花发又扁舟。

镇海楼自建造后,就雄踞在州城之北,为纵览广州全城风光之佳处。明代时它没被选入羊城八景,实在是遗漏了。清康熙年间重建后入选清羊城八景,名“镇海层楼”,可谓顺理成章。清乾隆九年(1744)金甡《镇海楼》诗,称“兹楼实冠冕,极北扬高旒。……岭海壮都会,大势一览收”。当年站在楼上南眺珠水,“珠江一衣带,海客万斛舟。飘飘凫鸥聚,风帆弄轻柔。”可谓景色壮美。(金甡《镇海楼》诗碑原在海幢寺,已不存。碑文载于清末宣统《番禺县续志·金石志四》)

清乾隆年间(1736—1795)任广东学政的李调元撰《南越笔记》,又名《粤东笔记》,书中《五层楼》条记述:“五层楼一名镇海楼,在广州城内观音山之东北。明洪武初,永嘉侯朱亮祖所建,岿然上出重霄。登至第五层,全府境像皆归一览之中,真巨观也。粤中楼阁无杰出者,当以此为第一。”

成书于清嘉庆年间(1796—1820)的《羊城古钞》形容镇海楼“矗立霄汉间,山川形胜了然在目。每当四窗洞开,一望无际,俯涵巨海,仰陟苍冥,亦一远观也。”又说它“辉煌壮丽,为岭南第一胜概”。卷首并附有“镇海层楼”写意图:楼五层,层层上缩,其形既是楼,亦如塔。每一层的檐下均有回廊,既有正门,也有侧门,四窗洞开,跟今天所见之五层楼相比大不相同,绝对不是同一种类型,应是康熙二十四年(1685)重建竣工后的镇海楼外貌。“上矗云汉,俯极四陲,山川形胜,瞻顾在目,岭南奇观,此为最焉。”(清道光《广东通志》)而当时楼外的景观则是“蒲涧白云,赤花黄木,缭绕左右。虎头十字以外,澄波万顷,在指顾间。实五岭以南第一楼也。”(清道光《白云越秀二山合志》引清乾隆《南海县志》)晚清樊封《南海百咏续编》则称其“明窗洞启,俯接沧溟,为三城雄镇之表”。从这诸种文献可见清人对此楼的推崇备至了。

镇海楼真正发挥城防作用大概是在清咸丰四年(1854),是年红巾军围攻广州城,当时的两广总督叶名琛与广东将军穆恩特就在镇海楼上调兵遣将跟红巾军对抗。后来叶名琛在咸丰七年被英法联军俘虏,囚死于印度加尔各答,赋诗有“镇海楼头百尺寒,将星翻作客星单”句。又鸦片战争一役,英军炮轰羊城,五层楼被炸去了一角。

清香山(今中山)小榄人、文士何瑞丹(他倡筑通乡大围,使小榄后无水患)在战乱后登镇海楼远眺,撰《登镇海楼》诗感叹:“南尽波涛迷岛屿,北来鸿雁带烟尘。休嗟割据当年事,且念干戈此日身。”

几十年后,中法战争爆发,兵部尚书彭玉麟在清光绪十年(1884)来到广东督师抗敌,其指挥部就设在镇海楼上。彭能诗善画,独爱梅花,在镇海楼之第三层供梅花赏玩。当时的镇海楼是任由人登临览胜的,也因此才没有荒废。民国黄节《重修镇海楼记》这样记述:“光绪中衰,彭玉麟掌边防,来屯斯楼,设厅事第三层,面梅花悬于中。尔时士大夫登眺莞楼者,卖饼饵茗,往往延坐终日。扶梯板高尺计,历阶数十,人不惮登,故游迹之所常至,而楼以不荒。”

一日,彭玉麟凭栏远眺,看此楼“五百年风雨尚在,万千种胜迹尽收”,心中大为感慨,挥笔写下一副楹联:

万千劫危楼尚存,问谁摘斗摩霄,目空今古?

五百年故侯安在,使我倚栏看剑,泪洒英雄!

(按:当时并无现代标点。联中“霄”字有写成“星”字或“天”字的,“使”字有写成“只”字的,略有异文。上为今挂于五层楼联字,亦无标点。)

此联对仗工整,声调铿锵,寄怀沧桑,情感浓郁,赢得后人广泛称赏。另有一说,此联实为彭之幕僚李棣华所撰。不管是谁写的,联语所抒发的肯定是彭玉麟的心境:“问谁摘斗摩霄”“使我倚栏看剑”都自然是将军,而不是幕僚。原联为岑春煊(1903年4月——1906年9月任两广总督)所书刻,已不存;民国初年,书法名家叶恭绰又榜书“镇海楼”与此联,悬于楼上;据说笔力雄健无匹,名联名书,被誉为“双绝”,可惜后来毁于“文革”(另有资料记载是1957年后被毁弃)。今人所见之联,乃20世纪50年代由当代书法名家吴子复所重写刊刻,为隶体,功力深厚而洋溢一种清新雅健、稚拙纯真的韵味。

大概二十年后,曾任广东教育总会会长,广东咨议局议长的近代杰出爱国诗人丘逢甲来登镇海楼,写下《镇海楼》诗,亦为佳作:

高踞仙城最上头,万方多难此登楼。金汤空抱筹边策,觞咏难消吊古愁。

绝岛风尘狮海暮,大江云树虎门秋。苍茫自洒英雄泪,不为凭栏忆故侯。

晚清时的镇海楼是广州人的登高览胜之地,尤其在九九重阳节,更是成群结队而来。光绪时人陈坤《岭南杂事诗钞》有诗咏:“一年容易又深秋,结袂联踪汗漫游。笑问登高何处去,观音山上五层楼。”并加按语:“粤秀山左,明洪武初永嘉侯朱亮祖建镇海楼,凡五层,俗因呼为五层楼。矗市云汉,山川形胜一瞬可悉。重九日,城中士女登高,相率至此。”[美]约翰·斯塔德《1897年的中国》记载:

清末的广州……穿过城门,顺城墙前行不远,便可见到一座高大的瞭望台,这就是人们熟知的五层塔楼(笔者按:指镇海楼)。这座谷仓式的建筑已多年失修,零星散落着斑驳的红色。来广州的游客都喜欢到楼上来休憩和登高望远。站在五层塔楼的顶上,可以眺望整个广州城……

数百年来,骚人墨客登五层楼赞咏抒怀者甚多,留下了不少脍炙人口的篇章,上面录载的只是一小部分。今还有清代黎简、李调元、杨锐等名家咏五层楼的诗作传世。而咏镇海楼联,除上面列出的外,著名的还有下面两副:

岁登大有,人乐春台,览胜直穷千里目;

海不扬波,山皆献瑞,筹边时上五层楼。

——陈弘谋(清乾隆东阁大学士、工部尚书)

五岭南来,珠海最宜明月夜;

层楼晚望,白云仍是汉时秋。

——胡汉民(民国元勋)

可谓佳作。

清代时,有关镇海楼有过这么个传说,载于《粤小记》:

许来,字方来。番禺人。为张真人(张天师)法官,善捉狐怪。家中器具悉以符镇之,人不能取。有偷儿窃其古瓶,迷闷不能出户,及返故处乃已。承宣街(今北京路)圣贤里有寡妇为怪所惑,延治之。夜有老翁启户入,见许惊走。逐至粤秀山镇海楼,怪入大石板而没,自尔不复至。

这类鬼怪故事,只可聊作谈资。

再说中法战争后二十余年,清末宣统三年(1911),在镇海楼后出土了晋永嘉(307—313)古砖,上书“永嘉七年春宜孙子”。字在篆隶之间。以工部营造尺,长九寸五分,宽四寸三分,厚一寸二分,两面有方格纹,字在砖边(民国二十年《番禺县续志·卷三十三·金石志一·周至宋》)。永嘉七年即西晋愍帝建兴元年(313),正是中原大乱,晋室南渡之时。

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清朝随后覆亡,民国建立。

1913年,粤赣宁三督讨袁失败,军阀龙济光随后盘踞广东,在镇海楼附近设置炮位,派出军队巡逻,划该处一带为禁区,一代名楼与民隔绝。当年在这名楼上发生过的一件最轰动的事,乃龙济光秉承袁世凯旨意,诱杀《震旦日报》(曾发表《不斩袁头誓不休》等反袁文章)编辑人康仲荦与警察厅长陈景华。

这是1913年的中秋节。龙邀二人上镇海楼宴饮赏月。二人没有提防,欣然前往,不料到得观音山上,均被枪杀。

陈景华是广东警察史上一个颇具传奇色彩的人物。他本是革命党人,反清志士。推翻清朝后,就任民政部长与第一任警察厅长。上任后,铁腕治乱,曾不动声色地杀过不少人(据传处决过百二人)。当龙济光亮出袁世凯之令(加给陈景华的罪名是“密谋煽乱,残害人命”“私运枪械,接济赣匪”)要取他性命时,倒也能慷慨就死。陈在生前曾下令棺材铺出售棺木时要将死者姓名、住址、性别、年龄等查明后上报,棺材铺老板以为这是政府准备抽收寿板税,遂联合关门罢工。陈一边派警员从外地购运棺木供应广州市场;一边发出布告严令棺材铺复业,中有“景华以杀人著,勿谓言之不先也”等语,吓得棺材铺老板只好复业,并按要求申报资料。现在陈被杀害,至暴尸多日,因棺材店相约不出售棺材与他成殓。

说回镇海楼。民国建立后八九年间,广东常有兵争,这座名楼竟成了“马槽军灶”,以致最后只剩下四壁与楼基,可谓断壁颓垣了。但另据记载,1919年广州拆城开马路时,元代铸造的计时器铜壶滴漏从拱北楼上被移置于镇海楼(原件于1959年调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展出。今广州博物馆陈列的是复制件)。如此说来,当时应还有楼的模样,并无毁圮。1928年林云陔任广州市长时,倡议重修,由市工务局拨款4万多元作重建款,当时的镇海楼“四壁兀立”,人们也搞不清是“始建之基耶?抑重建之基耶?”(民国黄节《重修镇海楼记》)此为第五次重建。距上次重建,已近两个半世纪。

此次重建从1928年5月5日动工,至当年10月22日竣工(此据《广州文物志》。有资料记为12月竣工)。按旧基垒筑,将原来的木楼层结构改为钢筋混凝土结构,并在正立面加建栏杆;相传砖石砌筑之外墙基本上是明代时的旧物,笔者认为这不可能。明嘉靖叶权《贤博编·游岭南记》写明这古楼是木结构,并无砖石砌墙;清嘉庆《羊城古钞》所载《镇海层楼》图,也明显是木结构,楼墙是木板,而非砖石。

重建后的镇海楼,整座漆成绛红色,坐北朝南,成一座巍巍巨构,也就是人们今天所看到的这个模样。同年,曾任广东教育厅长、广东通志馆馆长,书法名家兼诗人黄节撰书《重修镇海楼记》,记述了镇海楼的历史沿革,并在十二月勒石立碑,碑高2.5米、宽1.04米,今位于越秀山镇海楼东侧。碑文载:

当楼未修也,赭壁青烟块然,附郭残城坏堞,出没其下。及其成也,涂饰丹蠖,扫除烦秽,盘马纡道,干云而上。大海奔流,五山南来,以临北户;形胜在目,浩淼无际。夫昔日之楼也,不改者山海也。

1928年10月24日,广州市政府第107次市政会议,通过设立广州市市立博物院(据今存广州市市立博物院开幕典礼照片。不少资料记为“广州市立博物院”“广州市市立博物馆”,均误)提案,院址定为重修后的越秀山镇海楼。

1929年2月11日,以镇海楼为院址的广州市市立博物院开馆。为中国较早成立的博物馆之一。内分五层,陈列矿物地质、鸟类、昆虫、哺乳类等标本及民俗用品、工艺美术雕刻、书画、革命先烈纪念品及历史文物等。该院成立博物院管理委员会,以谢英伯、丁衍镛、辛树帜、陆薪翘四人为常务委员。

1934年广州市政府编《广州指南》载:“博物院……现在标本总值三四万元,计有古物、民俗、革命纪念、美术、动植物,及矿石等。每月游览人数,据该院最近之统计,平均约三万有奇。”并记当时镇海楼景况:

粤秀山位居城北,为广州市屏蔽……山之东北,有镇海楼,建自明洪武十三年永嘉侯朱亮祖。楼凡五层,矗立云汉。广州形势,一瞬可悉……辉煌壮丽,为岭南第一胜概。其后屡遭兵燹,即传诵人口彭玉麟所撰之联:“万千劫危楼尚存,问谁摘斗摩星,目空今古;五百年故侯安在,只我倚栏看剑,泪洒英雄。”亦复无存。近市政府为保存古迹起见,已于十七年五月间,重建落成,丹青照眼,金赭呈鲜,市立博物院即设于此。博采文献异物,陈列其中,公开游览。每当春秋佳日,宾影葵丝,相憍于道,洎乎夕阳在山。明月初上,俯瞰全市,则见电火齐辉,繁星万点,真巨观也。

1950年9月,广州市政府决定成立广州人民博物馆,暂以镇海楼东面的仲元图书馆(今广州美术馆)为馆址,接收寄存于文德路广州市中山图书馆等处的原广州市立博物馆文物、生物标本等3000多件。

1950年12月,广州人民博物馆筹备处派员到清远、新会等地接收一批古籍、瓷器等。是年,该馆统计藏品共8652件(未经鉴定)。

1951年3月1日,广州市人民博物馆正式开馆。

1951年,广州人民博物馆接管镇海楼。市政府拨出专款全面维修,作为该馆历史之部,展出历史文物、革命文物。原仲元图书馆为自然之部,展出自然物产、气候资源等。

1952年,镇海楼进行了一次大修葺。当年9月2日,河南客村晋墓首次发掘出土的金饰在广州人民博物馆展出被盗。

1954年4月30日,广州人民博物馆易名广州博物馆。

1955年春节起,广州博物馆从仲元图书馆迁回镇海楼。建筑面积5000平方米。

1963年对历史部分的陈列进行了大修改,使其能够比较系统地反映广州历史发展的概貌,成为广州博物馆的主体陈列。“文革”期间关闭,万幸珍贵文物没被毁损。1972年重新开放,举办了历代陶瓷展览。“文革”结束后,办成了“广州历史陈列”,系统地展现了地方历史的发展面貌。

今广州博物馆(镇海楼)已成为收藏、研究广州地区古代、近代文物资料,进行地方历史陈列展览的专业性博物馆,常年展出“广州历史陈列”以及广州地区的考古发掘和文物收集所得,史料翔实。通过这些文物,以及照片、史画、模型、图表等,展示广州城市二千多年来的历史发展概貌。全馆用地面积4386平方米,陈列展览用房建筑面积2705平方米。馆藏文物二万余件。建馆60多年来接待中外游客2000多万人次。

镇海楼前东侧竖1928年《重修镇海楼记》碑刻,文见上。西侧竖明嘉靖丁未年(1547)十一月立的《镇海楼记》碑,乃黑色端石,高2.43米,宽1.34米。石质本坚硬细腻,通篇字体端正,但亦已严重风化,碑文不易读了,幸好清同治《番禺县志·金石略四》与清宣统《续修南海县志·金石略一》均载有碑文。这是现存最早记载镇海楼的碑记,叙述嘉靖二十四年提督尚书蔡经倡议重建镇海楼,蔡去任后由总督侍郎张岳继续主持完成重建工程的经过。

《镇海楼记》碑之南立着一长列的碑刻,名镇海楼碑廊,又称越秀山碑廊、广州博物馆碑廊。1962年8月1日建成(一说修建于1964年,疑误),陈列历代碑石,共二十三方。为广州市明清时期有历史价值的碑刻史料。这些石碑有的原在越秀山,有的是别处运来的。碑廊之建,既为保存石碑免遭自然风化侵蚀,亦为供游客观赏和考究。

4.孙先生读书治事处碑

1930年,中山纪念堂建筑管理委员会在粤秀楼旧址建筑“孙先生读书治事处纪念碑”,6月16日落成。乃钢筋混凝土石米批荡建筑。坐北向南,碑身高约5.5米,碑脚2.28米,呈尖顶方柱形,台座宽6.20米,高0.76米,正面有5级台阶。

碑的正面镌刻“孙先生读书治事处”八字,背面镶嵌高1米,宽0.60米的连州青石,上刻当年广州市市长林云陔撰写于1928年的《抗逆卫士题名碑记》(一说是孙中山秘书林直勉撰并书),记载62名总统府卫士在“六一六事件”中奋战之情形。

1981年,碑上的“孙先生读书治事处”八字贴金翻新。

2002年9月,公布为广州市登记保护文物单位。

2008年12月19日公布为广州市文物保护单位。

5.海员亭·海员亭牌坊·海员路·镇海路

海员亭位于越秀山小蟠龙岗镇海楼东边山坡上,是我国海员工人为纪念香港海员大罢工而建的纪念性建筑。建成于1933年。

亭下方另建有海员亭牌坊,立于路旁山坡上。是一座四柱三间花岗冲天式石牌坊,明间阔6.21米,高约5米,坊额镌刻胡汉民题“海员亭”三个红色楷书大字,两旁坊额刻有坊纪,述建亭经过。

在镇海路沿石级上,穿过海员亭牌坊,便来到海员亭。

海员亭矗立在一个方形平台上,高6米多,环竖8条石米批荡圆柱,重檐八角攒尖顶,亭顶覆盖绿色琉璃瓦,地面用石米砌成蓝底黑铁锚白字的“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英文缩写CSU)旗帜图案。

1983年8月13日,公布海员亭为广州市第二批文物保护单位。

6.光复牌坊·光复纪念石牌坊·光复纪念亭

位于海员亭西侧、镇海楼东侧的小蟠龙岗上。为纪念辛亥革命推翻清朝(时称光复)及广州旅香港同胞捐款支援广东军政府而建。

1911年11月9日,广东宣布脱离清廷独立,成立了广东军政府。当时广州“库藏如洗,饷粮告匮”,参加广东军政府工作的广州旅港同胞代表李煜堂、杨西岩、邓仲泽等30余人组成了侨港筹饷局,“先后募得三百余万元,接济军糈,籍屋清社。政府嘉之,为建光复牌坊于粤秀山”。(转引自《广州市志》卷十六《文化·文物志》)

这座光复牌坊(亦有资料写作“光复纪念石牌坊”“光复纪念石坊”)用花岗岩石建造,建于1929年。曾任广东财政司司长的李煜堂于1928年十一月撰《粤秀山上光复纪念石坊跋语》(此碑在今光复纪念亭内)载当年筹款经过,文尾曰:“今日者,吾国同一实现,固足以慰总理在天之灵,亦可以副港侨当日之望也。请诸政府,得许建坊,爰赘数言,永留纪念。”

另有唐兰甫等人撰于1929年的《光复纪念碑》(此碑在光复纪念亭内)述其事。

光复石牌坊正面嵌胡汉民题字“光复纪念”石额,背面嵌陈少白题“革命之源”、杨西岩题“实现共和”、古应芬题“脱离专制”石额。

1938年10月日军侵占广州后,石牌坊被拆毁。

抗日战争胜利后,1948年4月,在光复牌坊原址,用钢筋水泥及残存的八块刻花白麻石建成一座四角亭,7月建成。名光复纪念亭。

光复纪念亭为四角攒尖顶,绿琉璃瓦面,坐北朝南,平面方形,边长3.5米,高7米,台基高0.95米。四边各设阶梯3级,梯旁砌原牌坊的抱鼓石。纪念亭四面镶嵌石额。原光复牌坊残存的胡汉民题刻“光复纪念”石额嵌在南面,左右面分别嵌古应芬题“脱离专制”、杨西岩题“实现共和”石额;北面嵌一摹刻民族英雄岳飞笔迹“还我河山”石额。内刻新添的邓仲泽等人撰写的《建造光复纪念亭梗概》。

中间两石柱刻对联:“何时世界大同,宪法先从民主立;此日河山光复,义旗曾向港侨来。”

1989年12月,公布光复纪念亭为广州市文物保护单位。

7.观音山足球场·广州市公共运动场(越秀山足球场)

1934年《广州指南》记载:

广州市公共运动场设于越秀山麓,乃市政府拨地建立,三面环山,一面向南……四边座位约一万五千席,内有煤屎竞走路、足球场、垒球场各一,排、篮场三,沙池凡二,形势天然。

据此描述,此广州市公共运动场即为今越秀山足球场(旧称观音山足球场)之前身。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此地已有较平整的泥地足球场。

此地是民国时期举办运动会的地方。

1926年4月,第一届广州市辖学校运动会在观音山足球场举办。有10多所学校、1000名学生参赛。项目有田径、排球、足球、篮球、垒球、千人操、童军操等。当时体操比赛项目只有双杠、低单杠、木马和横梯等单个动作,没有完善的比赛规则。是为广州体操比赛的开端。

同年12月,举办了第二届市辖学校运动会,参赛者是广州市内的中小学生。

1927年11月举办第三届。1931年5月举办第四届,运动员达3000余人。市立师范学生张启钧、屈兆祥、金子章获男子优秀运动员前三名;女子优秀运动员前三名是:张洁琼(市三十九小)、蒋垣蓉(市三中)、金有娣(孤儿院)。

1933年1月,举办第五届市辖学校运动会。

以上五届市辖学校运动会均在观音山运动场举办。

1933年春,南京教育部颁发中学毕业会考规程到粤。学生们酝酿反对。6月某日早晨,广州各校学生在观音山体育场集合,斩鸡头、烧黄纸、反对会考,旋即列队到教育厅,请求收回成命。由上午纠缠到下午。临散队时,有学生把“广东省教育厅”的木制长招牌除下,扛到永汉路(今北京路)附近,弃在路侧。事后教育厅也没有追究。

1934年4月,广州市体育运动委员会为了进一步发展群众性体育活动,把原定的第六届市辖学校运动会扩大为广州市第一届运动会,4月8—13日在东校场公共运动场举行。

1929年出版的《广州市市政府统计年鉴》,刊载广州市公共园场面积表,其中运动场一个,即越秀山广州市公共运动场,面积为1.7公顷,即1.7万平方米,比现在越秀山体育场少得多(今天越秀山体育场占地4.3万余平方米,建筑面积1.3万平方米)。

观音山足球场也曾是举行集会的地方。1931年九一八事变,东三省沦陷。12月2日,广东省立五校(工专、省一中、省二中、省女中、省女师)学生集合在第一集团军总司令部前请愿,要求出兵及武装学生抗日。12月17日,扩大行动,联合市内各校在观音山足球场举行抗日救国大会,并将队伍开向正在中山纪念堂内举行西南政务会议的当局请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观音山足球场建为越秀山体育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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