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上述分析，可以得到的结论是，西递村中的祠堂建筑倾向于分布在空间认知最关键的位置，其中尤以地标建筑敬爱堂、追慕堂最为显著。但是，我们并不清楚这样的结果是怎样形成的，究竟是人们依据村落空间对祠堂建筑主动选址的结果，还是祠堂出现后，后续村落的营建发展自发形成了最终的结果。
依据敬爱堂、追慕堂以及其他祠堂和村落建设历史过程的分析，作者认为，在村落发展的漫长过程中，上述两种机制共同作用形成了祠堂建筑空间布点的特征。追慕堂的形成处于村落建设大体完成的时期，其他一些处于中间性高值街道上的祠堂出现年代也较晚，如凝秀堂、继述堂和前边溪的几座长房分祠，此后村落空间虽然经历变迁，但是街道网络的结构没有发生大的改变。因此，这些祠堂的位置极有可能是有意识选址的结果。敬爱堂建设时，村落空间仍集中在前边溪汇源桥至古来桥之间，因此，即使村民在敬爱堂建设之初就主动选择了易被途经的地点，如果在之后的村落建设中没有一种控制的力量存在，这一地点的中间性也会发生变化。作者认为，当敬爱堂建成后，作为村落中的地标，不仅影响了空间的认知，而且村落的营建活动也受到这种认知的影响，从而使敬爱堂的空间地位得以延续。比如，前边溪的空间逐渐填满后，正是由敬爱堂位置向直街和横路街发展的[3]，而这种发展增加了敬爱堂所在位置的中间性。事实上，不论哪种机制，宗族文化都是其背后的支配力量。正是强调凸显宗族象征——祠堂的共同文化心理，促使村民的营建活动自发地创造、选择和维护了祠堂建筑作为地标的形象和空间位置特征。
值得注意的是，对于西递的中间性分析仅仅是依据街道网络图形计算得到的，表明街道网络作为村民活动的线索，看似无序的复杂形态之下蕴涵了影响村落空间形态产生、发展的深层结构。即使村民没有对这种结构的理性认知，也没有统一的规划设计，其日常营建活动却既受到这一结构的支配，又不断“编织”着这一结构。基于在村落空间认识中凸显祠堂地位的地标建筑空间布点，正是这种深层结构中的重要一环。
[1] 段进，龚恺，陈晓东，等.世界文化遗产西递村空间解析[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6：226(www.xing528.com)
[2]段进，龚恺，陈晓东，等.世界文化遗产西递村空间解析[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6：227
[3]段进，龚恺，陈晓东，等.世界文化遗产西递村空间解析[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6：1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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