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标建筑（群）与中心性关系差异性分析

虽然，地标建筑（群）的分布与中心性空间分布之间存在总体上的关联性，但是，不同案例和不同的中心性指标之间仍然存在一定的差异，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网络发育程度引起的差异

四个案例中，海宁较为独特，除了位于老城内的工人路新商业中心建筑群、市政府与中心性存在少量关联外，其余地标建筑（群）与街道中心性没有明确的关联。作者认为，引起这种差异的原因主要来自于城市街道网络发育的程度。

海宁案例中，皮革城主要的服务对象来自周边区域，其与城市内部结构关系较弱，因此与城市街道网络的关联性不大。银泰和政府大楼都是老城边缘或距老城较远的新建建筑。在海宁这样一个处于快速发展的小城市中，原有的城市规模较小，其街道网络系统的规模也较小，对新建大型项目的约束作用相比于大城市要小得多，而新区的路网处于发育过程中，分布稀疏，没有形成完整的结构体系，因此，银泰和政府大楼这些原有城市空间边缘拓展建设的大型项目与街道中心性关系不显著。其中政府大楼建设相对较早，靠近老城成熟的街道网络体系，因此，相对银泰而言，已初步显示了与街道网络中心性的关联。待新区其周边发展成熟，新的城市结构建立，这种关联性出现的可能性很大。

2）“地理中心”城市与“偏心”城市引起的差异

所有案例中南京老城的地标建筑（群）分布与街道中心性分布的关联性最为显著，地标建筑（群）都位于街道中心性最高的核心位置；青岛和新加坡案例中，地标建筑（群）虽然总体上与中心性高值街道的分布相关联，但是有些建筑（群）所在位置并不是中心性最高的或者集聚现象最突出的；还有些建筑与中心性的关联性不是十分显著，如新加坡滨海艺术中心、金沙综合体；此外，还存在一些例外的情况，如青岛海关大厦、南京青奥中心、新加坡大华银行广场和新达城—艺术中心建筑群。

对比这两类案例发现，南京的中心性高值集聚核心大致位于其地理中心位置，青岛、新加坡的中心性高值核心则具有明显的偏心特征。进一步分析发现，这两个城市都是海滨城市，中心性高值核心地段不约而同的偏向海岸线。作者认为，在不受其他作用力影响的前提下，出于空间联系经济性的考虑，地理上的中心位置具有天然的优越性。但是，海滨城市发展具有“亲水”的趋向，青岛、新加坡城市的最初发展也都是从滨海地带开始的，亲水对城市建设形成一种“拉力”，并体现在城市整体的街道网络组织上，促使其中心性的核心偏向海滨地带。另一方面，海滨地带的空间毕竟狭小，地理中心的影响始终存在，特别是对地理中心更敏感的联系度指标和较大的空间范围内，中心性的核心更加靠近地理中心。因此，青岛、新加坡的中心性高值核心都偏向滨水地带，特别是在搜索半径2500米时更为显著。而南京城中虽然有玄武湖等自然要素，但其位置和规模都不足以对抗地理中心的拉力，地理中心的特征较显著。(www.xing528.com)

受到地理中心力量和亲水拉力的共同作用，海滨城市中的地标建筑（群）的分布往往并不像“地理中心”城市那样典型，有的建筑更加偏向滨水，相应的，代价是较大范围内中心性的损失，有时某些特别强调滨水景观的建筑（群）甚至会离开本书所定义的高值地段，如青岛海关大厦、青岛海关大厦、南京青奥中心、新加坡大华银行中心、新达城建筑群、金沙综合体都位于一个十分“亲水”的边缘地带，但是，它们仍然与一个高值街道集聚的地段相距不远。因此，总体而言，这些建筑（群）的布点仍然受到城市结构的作用，只是在这些城市中，它们还受到其他因素的强烈作用。

3）主中心和副中心引起的差异

在南京案例中，河西片区除在搜索半径5000米的中间性分析中表现出高值的集聚外，其他情况下中心性量值总体都不高。但是，在河西范围内中心性量值相对较高的街道仍然表现出集聚特征，且其与河西CBD高层建筑群的分布具有一定的关联性（搜索半径5000米时的联系度关联不显著）。这种现象表明，虽然总体上与老城差距较大，但河西片区依然形成了自己的结构中心，并可以影响地标建筑群的分布。青岛案例也存在类似的现象，百盛商业大厦地点与搜索半径2500米时联系度指标的关联性也是在老城范围内测算的。此外，崂山副中心滨海地带在某些参数下也出现了片区内较高中心性的聚集，而这一带目前已经聚集了市博物馆、音乐厅等重要建筑，进一步的发展完善后也可能形成新的地标建筑群。

4）不同中心性之间的差异

对比中间性和联系度两种指标的解析结果发现，地标建筑（群）与中间性的关联更加显著。多数案例中，地标建筑（群）所处位置不仅是中间性高值街道沿线、交叉口或其集聚的片区，而且是城市中少数几个中间性量值最高的地点；相比较而言，地标建筑（群）所处位置的街道联系度虽然也属于高值范围，但是常常不是量值最高的地点，城市中还存在较多地点在联系度上优于或近似地标建筑（群）的实际布点。这种现象在偏心的青岛和新加坡案例以及副中心如河西片区中更加显著。

作者认为，这首先是由于中间性和联系度的分布本身存在差异。中间性在空间和数量的分布上都极不均衡（参见图3—19），最高量值集中在少数的街道线段，并且在空间分布上也相对集中，高值地点较少。空间位置少量的改变可能带来的中间性量值的巨大改变。比如，与一条主要街道相邻的备弄，其吸引途经人流的可能性要小很多；而联系度在数量分布上比较均衡（参见图3—27），各级指标的绝对量值差别相对中间性要小很多，高值分布呈现中心发散状，分布的空间范围也较大。由最高值集聚的核心稍作偏移，联系度量值的变化不大。因此，如果地标建筑（群）的选址都倾向于中心性较高的地点，中间性比联系度对选址的约束性更大。其次，前文已经分析过，地标建筑（群）的选址可能受到城市结构外其他因素如景观、地理条件等影响，因此，在包括中间性在内的众多合力作用下，高值地点选择性较多的联系度对地标分布影响的“显性”就可能较弱，这也是偏心城市更易出现地标建筑（群）联系度相对较低现象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