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只强调职业本身对个人的吸引力，往往难以解释现实世界中人们的一些择业行为。例如，不少毕业生为了留在大城市，宁可从事自己并不喜欢甚至大材小用的工作，就是不愿意回到人才紧缺的中西部地区就业；此外，毕业生们会为了进入外资企业或大型的国有企业而争得头破血流，也不愿意选择求贤若渴的民营企业。这些现象提示，各种职业不是处于真空当中，除了职业本身以外，你不能不考虑环境因素的影响。
首先，不同区域在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发展上是不均衡的。根据《中国城市竞争力蓝皮书（No.11）》，2012年“综合经济竞争力”指数排名前十的城市依次是：香港、深圳、上海、台北、广州、北京、苏州、佛山、天津和澳门，其中没有一个城市位于中西部地区；而进入20强的中西部城市仅有武汉和成都，西北地区排名最靠前的西案则位列第36位；从城市的行政等级来看，特别行政区、直辖市、副省级城市和计划单列市、省会城市的综合经济竞争力要明显高于其他地级城市[21]。可见，经济发展占优势的城市主要还是分布于东南沿海、环渤海地区。不过，该报告也提及，北京、上海、广州等一线大城市在“和谐城市竞争力”方面不如二、三线城市和中小城市，这主要是因为，前者的户籍限制政策相对严格且犯罪率相对较高。当然，在全球化的时代，你还可以把中国与西方国家相比较，不可否认的是，中国离发达国家尚有不小的差距。
其次，不同性质的组织（如外商独资企业、合资企业、国有企业、民营企业、政府机关以及事业单位等）在管理体制、组织文化等方面也存在差异。时至今日，尽管中国本土的企业在经营效率、管理水平等方面已有长足的进步，但外资企业的优势仍不容小觑。例如，在2013年《财富》杂志发布的“世界500强排行榜”上，大部分席位仍然被美国、日本及欧洲的企业所占据，其中美国和日本分别为132家、62家，法国、德国、英国及荷兰四国的企业共计98家[22]。中国内地企业的排名虽然逐年在稳步上升，本次共有85家上榜，却被指存在较大的产业结构失衡问题：这些上榜企业主要分布在钢铁、汽车、资源、化工、金融等领域，来自第三产业服务业的则较少；其主体为国有控股企业，多数还处于受管制的行业，而完全市场化经营的民营企业较少；此外，利润在行业中的分布也不均衡，银行业实现了一半左右的利润[23]。无论如何，优秀的组织总是有限的，不可能满足每个人的需求。
可以说，上述证据都支持这样的观点，即环境资源并不像假想中那样是均匀分布的，而是偏态分布的，也就是说，呈现“强者少而弱者众多”的态势[24]。
考虑到我国区域经济和文化发展的不平衡，学者们开始强调环境对职业选择的影响并指出，即使是同样的职业，如果处于不同的组织、不同的地区中，其回报可能存在巨大的差异[25]。例如，欠发达地区与发达地区相比，在满足人们的各种需求方面的确显示出不少的劣势（参见表4-2）。
表4-2 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的差异与需求满足情况比较(www.xing528.com)
续表
不均衡的环境会影响人们的选择，反过来，人们的选择也会加剧环境资源的偏态分布，如同滚雪球一般，造成强者愈强，弱者愈弱，并不可避免地带来一些副作用。例如，一线城市出现了生活成本飙升和竞争压力加剧的问题，于是2009年社会上出现了一股“逃离北上广”（即北京、上海、广州）的风潮[26]。不过，这种流向的可持续性很快就受到了质疑。《瞟望中国》杂志刊文指出，没有资源的合理分配，“逃离北上广”就是个伪命题，该文甚至预测，“逃离北上广”之后的结果并不乐观，“或者也实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27]。
总之，环境对人们的职业选择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就社会而言，与其责备大学生的功利倾向，或徒劳地呼吁他们回去建设自己的家乡，不如从环境入手，在建立公平竞争的机制之外，还要切实加大投入以推动资源的均衡分配（如改善卫生、教育、生活的配套设施，吸引优秀企业的入驻等），从而增强内陆城市对人才的吸引力。同时，中国的企业仍需继续改进管理的体制和经营的效率，力争有越来越多的单位成为求职者向往的最佳雇主。就个人而言，为了避免盲自地随波逐流，还是要认清自己的需求并量力而行，以找到真正适合个人发展的组织、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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