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展场到展览：2000年以来艺术展览的思辨与哲理

当代艺术展览追求的不再是展品的有序排列展出，选题更加侧重哲理性和思辨性，如“图墙是怎样‘炼’成的”是对图像呈现方式的探讨，“世界从未如此的显现——透明的声音”将声音纳入展览空间并作为展示主体的一次尝试，“内境—外象”与“时间的裂缝”是从哲学层面探讨问题。“展览已经成了‘意义创生’过程的元层面。如果这是我们所面临的情况，那就让我们认清策展是与艺术生产与艺术理论息息相关的，是一个可辨识的批判性学科，与这两者联合的还有一种对于‘当代艺术’这一术语的恰如其分的定义。”^[10]重视展览选题的思辨性与哲理性，从学理的层面去把握开展一场展览，不再仅仅是向观众灌输知识，而是以思考的方式提出一个个问题是中国当代艺术策展思路的转变之一。

“广州三年展”一直以来以“关怀前沿文化，关注当下历史”为学术走向，正如策展人王璜生指出的，构建一个国际性和当代性的大型艺术平台，来切入和呈现我们对前沿文化和当下历史的关怀和关注，是“广州三年展”的学术目标和努力方向。2012年举办的第一届“广州三年展”以梳理和研究20世纪90年代中国实验艺术为切入点，对这个历史时期的“实验性”艺术文化进行富于“实验性”的梳理和解读，提出了“本土与全球”“自我和环境”“地点与模式”“反思与创新”“展览制度”等思考。首届“广州三年展”并没有把展览定位在对20世纪90年代中国实验艺术的历史性叙述，而是对国际性的大型艺术展览如“双年展”“三年展”等的策展方式及体制、制度的反思，从而引发观众对“场地”“模式”“自我”“环境”等问题的思考。第二届“广州三年展”以“别样：一个特殊的现代化实验空间”为展览主题，并围绕“三角洲实验室”的现代性问题邀请国内艺术家、策展人、建筑设计师到展览现场参观讨论，“本土经验”“试验”“前沿文化”等构成了这一届广州三年展的策展学术出发点，在出发点、理论话语与策展方式的探索方面都指向了关注当下的哲理问题与本土试验特征的探讨，并将本土文化的发展纳入国家文化的互动中，从宏观的角度将本土的艺术现象与国际文化环境结合起来，“另类现代性”与“多元现代性”是国际学术界普遍关注的话题之一，因此本次展览主题“别样”立足于这一地区政治、经济、文化迅速发展而呈现出的现代性样式。第三届“广州三年展”以“与后殖民说再见”为展览主题。正如策展团队对展览主题的阐释的那样，需要指出的是，“与后殖民说再见”并不是对后殖民主义的简单否定，后殖民主义作为艺术策展和批评领域的主导性话语已经出现高度意识形态与政治化，不仅批评性日益衰退，而且已经成为一种阻碍艺术创作新现实与新局面呈现的新的体制。所以，“与后殖民说再见”是一种重新界定与出发。第四届“广州三年展”分为启动展、项目展与主题展三部分延续了对“元问题”的追溯。“第三自然：中国再造”作为项目展的主题，集中探讨了自然中国当代文化中艺术表达。展览倡导中国当代艺术家应引导观众成为自然的内在者，去参与、分享式地看待自然、感知自然与展现自然，并运用国际化的视觉材料与语言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转换与提炼出来，构建符合当今艺术发展的新的自然形象，即自然的第三种状态。如果说宇宙万物的客观存在是第一自然，人们对于自然原本状态的认识是第二自然的话，那么挖掘出人类发展过程中人与自然的关系便是本次展览提出的“第三自然”。本次展览是17位艺术家运用不同媒介、表现手法、创作技巧对人与自然关系的集中视觉转译，也是对历史进程中来自西方在不同文化背景和传统中形成的对自然艺术表现的再造，中国当代艺术的可能与面貌将会以更加广阔的世界观和自然观为导向，在人与自然关系探索中投入更大的精力。(www.xing528.com)

“从第一届的重新解读历史和当下展览制度的反思，提出的‘时间’‘地点’‘模式’‘制度’等内在关系的思考，凸现对文化特殊性的关注；而到了第二届，‘时间’‘地点’‘模式’‘制度’等呈现在特殊的‘现代性’中而构成了对‘多元文化主义’‘另类现代性’等策略性表述；第三届的‘广州三年展’更是对‘多元文化主义’的反思出发，引出与之相辅相成的‘后殖民’理论的解构性思考，亮出了‘超越’和‘刷新界面’的理论议题。这显示出‘广州三年展’整体的理论话语的内在逻辑型与演进的张力。”^[11]通过分析这四届“广州双年展”，我们发现当代艺术展览在选择主题时已经完全抛弃了传统的史论梳理与总结归纳的方式，重视选题的思辨性和哲理性，探讨当代艺术与自然、地点、后现代文化相关的话题。当代艺术展览不是对展品毫无逻辑的堆砌，是策展人对当下学术问题深入思考后选择展品，布展的结果，是艺术家、策展人，甚至建筑设计师共同商讨的对理论话题的一次呈现；同样，展览效果也不是通过视觉奇观的方式刺激观众的眼球，而是引发观众对展览主题相关问题的思考与讨论，展览的真正价值在于为大众搭建了思考学术问题的艺术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