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以来的艺术展览：展场到展览的时间性元素

韵律（时间）：根据舒尔茨的场所理论在艺术场所的五种元素中，物和秩序是属于空间性的，决定了展览空间的品质感受，特性和光线是关于展览空间的一般气氛，时间是恒常与变迁的向度，使空间与特性成为艺术场所的一部分，在任何时刻中确保展览空间成为一种特殊的场所，赋予其一种场所精神，即展览空间作为一种艺术场所存在的内涵。中国传统的艺术博物馆展览空间是一种“无表情”的、封闭性的、静态的背景环境，而当代艺术博物馆的展示空间更具有艺术张力，更易于与日常生活发生关联，与观众进行互动，是一个动态的艺术场所。例如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余德耀美术馆等都在展馆中开辟了单独的空间，在这些开放的空间中为观众设立手工作坊、举行创作训练、阅读交流等活动，使观众在参观展览的同时更加近距离地甚至是介入到艺术之中去，从而将当代艺术博物馆营造成艺术的展示与正在发生之地。

艺术博物馆通过建立空间文本和借助展览工具进行空间重新编码来塑造展品和观众之间的框架，因此，墙壁颜色、灯光、展台、指示牌、玻璃柜等展览工具都是对展品塑造框架、构建展示语境和场所特征的手段。毫无疑问，艺术博物馆的展品并不是客观、随性的布置和呈现在观众面前的。空间布置、展品呈现、参观路线的设计经历了一个建立空间文本，转译为仪式空间和建立视觉机制的过程。画框、展柜、指示牌等展览工具并不仅仅作为展品的陪衬物，而是与展品、观众共同参与到了这一编码与解码的过程中；同样，展品在展览空间中的高度、展品排列的疏密程度、展品与观众的距离、灯光的明暗、文字说明牌的大小等这些容易被观众忽略的细节内容恰巧就是展览空间进行编码的主要元素。评论家普莱茨奥斯却持相反意见，他认为“画框并非一堆木料，用来指派立面作品的艺术重要性。塑造框架是一个隐喻性的过程，产生了基于当代需要基础之上的过去与将来的幻象”^[12]。

福柯在其《另类空间》中曾写道：“我们处于这样一个时代：我们的空间是在场所关系的形势下获得的。”^[13]在这里，“场所不仅是置身于其中的人与物所面临的空间‘情境’，同时也向外部敞开着种种开放关联”^[14]。因此，场所的两个密切相关的基本特征被凸显出来，即异质性与特殊性。需要指出的是：我们提出另类异质的空间并不是说我们生活中的等级化特征或同质化的空间样式就不存在了，而是，探讨不同的空间形态，真正把握不同空间的特征。所谓艺术场所的异质性是将几个互不能并存的空间和场所并置为一个真实的地方，当代艺术博物馆中的连接异质性特性表现为：当代艺术博物馆的展览空间是一个各种符号特性（不同展评与展览样式）与异常多样的编码模式（展品、展场、观众间的不同关系）组成的符号链系统。(www.xing528.com)

与稳定性、永恒性、同一性、不变的元素相对立，是一种差异的、向量的、投射的、拓扑的，不能用数量和尺度方法划分的动态空间。德勒兹和加塔利在《千高原》中的论述为：“在根茎之中，任意两点之间皆可连接，而且必须被连接。这与树或根不同，它们固定了一个点或一种秩序……一个根茎不断地在符号链、权力组织，以及关涉艺术、科学和社会斗争的状况之间建立起连接。一个符号链就像是一个凝聚了异常多样的行动的块茎——不仅仅是语言的行为还包括知觉的、模仿的、姿态的、认同的行动：不存在语言自身，也不存在语言的共相，而只有一种方言、土语、行话、专业术语的聚集。不存在理想性的说者—听者，也没有同质性的语言共同体。”^[15]根茎上的任意一点都可以与任何其他一点联系，并且根茎的诸要素都是由异质性构成的。根茎建立起一个符号链，这个符号链中不指定主体，也不指定客体。当代艺术博物馆的展览空间中取消了观众与展品间传统的主客体关系，看与被看的关系。展品就是中国当代艺术博物馆展览空间中的一个个符号链，一个个小的根茎，策展人通过布展将不同的展品组织成了一个符号链，每一种性质的符号链（即展品）关乎非常多的符码模式，这些符码不仅可以激活不同的符号体系，而且还可以激活不同地位的事物状态。“根茎的持续性就像电子网络具有的超文本、超链接的性质，这与树状思维策划一个点并且固定一个秩序不同。一个块茎不停地在符号链、权力组织以及与艺术、科学和社会斗争相关的状况间确立关系。”^[16]也就是说，在中国当代艺术博物馆的展览空间中，每个展品既可以自成体系，将艺术家的想法或直观的、或隐喻式地表现出来，也可以与其他展品组成一个更大符号系统，传达策展人的艺术观念与思考；同时，观众的观展体会也是来源于多元的符号体系，或是艺术博物馆的展览空间，也或是某一件作品，又或是一系列作品或策展技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