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起落及管理规定对市场商品的影响

（1957年—1961年）

城市摊贩市场大为削弱，给城市居民的生活带来很大不便。1956年，刘少奇同志在中共党的“八大”政治报告中提出：对于市场管理应取消过严过死的限制，应允许国家领导下的自由市场的存在和一定程度的发展，作为国家市场的补充。本着这个精神，1957年天津市开放了国家领导下的自由市场。计有蔬菜、水产、禽卵、山干鲜货、药材、皮毛、土产、杂货、木材、肉类等10类农副产品及废品中的一部分，全年销售总值1.9亿元，占全部农副产品销售总值的63.81%。

开放自由市场的第一年，交易总额在7月份以前是逐月增加的，如以2月份为100，则3—7月分别为139、314、370、374和443。8月份以后，呈下降趋势，8月份为386，9—12月分别为314、279、202和187。流入市场的物资也有很大变化，年初有花生、棉花、烟叶大量进入自由市场，年末则数量零星，基本绝迹。出现这种情况与管理规定有关，如在7月份以前，对38种中药材、苇席、土豆、白菜、洋葱、汗萝卜、山芋、稻子、苇子各类商品可以自由贩运，8月以后则相继列为二类物资，不能自由上市了。

参加自由市场进行交易的人员成分和形式，一年间变化也很大。上半年多为农业社个体农民自产自销及小商贩、行商进行埠际和城乡间的贩运，而下半年则大部分被供销社和国营企业所代替。据农民货栈对来货统计，上半年农业社或农民自产自销约占70%，下半年降为10%，上半年国、合企业来货占20%，下半年则占80%。徐州所产黄韭，上半年绝大部分是该地几个农业社长途运津销售，下半年基本上是由徐州市蔬菜公司运津。(www.xing528.com)

1957年末，市政府下达《天津市场管理暂行办法》中规定：粮棉油为国家统购统销物资，一律不开放自由市场；烤烟、黄洋麻、苧麻、大麻、甘蔗、家蚕丝、茶叶等29种物资和38种中药材，系属国务院规定的统一收购物资，本市一律不开放自由市场；青麻、稻草、苇子、苇席、香蕉、大白菜、土豆、洋葱、汗萝卜等，本市亦列为国家统一收购物资；本市生产的10种主要海产经济鱼类及其腌干品，除渔民自食自用部分外，一律由国家指定部门统一收购；工业品中凡属全国计划平衡分配的商品，均应由各指定的国营专业公司，统一向工业部门加工或收购；不属于以上规定的物资，如鸡鸭蛋品、调味品及竹柳编器、竹木制品等以及非统一收购的水产品、蔬菜、中药材、干鲜果等农副产品，均属国家领导下的自由市场物资，允许持有自产自销证的农业社和农民自产自销，持有正式执照的商贩也可进行经营。至此，自由市场物资的上市范围大为减少。

1958年，在大跃进、人民公社化的过程中，指导思想上急于求成，在所有制上片面地强调“一大二公”，追求单一的公有制，企图过早地取消商品经济，农村许多地方关闭了集市贸易，市区摊贩市场也几乎一扫而光，特别是1958年到1959年最为突出。供需矛盾加剧，无照摊贩乘机兴起，1959年清理无照商贩3.5万人。三年灾荒时期，市场供应更是极度紧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