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木斋先生：湖北光化县好父母官

卢毅仁

先父卢木斋先生名靖，1856年3月31日（清咸丰六年农历二月二十五日）生于湖北光化县老河口。后因先祖父晴峰公在沔阳县仙桃镇教私塾，迁居至仙桃镇。先祖母赵氏生二男三女，长男即先父木斋先生。

先父少年时期家境清贫，除先祖父教书所得外，家中妇女等常做些加工手艺，如代人剥莲子皮，代扎灯笼架子，或做妇女用鞋花，得些收入补助家中生活。每晚除先祖父和先父在一盏豆油灯下读书外，先祖母及三位姑母都凑到灯下做手工活。这种情况经常听到姑母们讲述，并说当时生活虽不富裕，但一家却很快活。

先父九岁时即随先祖父在沔阳仙桃镇北岸教家馆中侍读，约三年后回家自学。他天资聪颖，好学不倦，每读一篇文章，过目即能背诵大半。喜读各类书籍，不拘天文、地理、经、史、子、集、数学、中医本草等，无不以一睹为快。尤其喜欢研究数学。对作八股文、骈体文不感兴趣，他认为是华而不实。但他喜读李白、杜甫、李商隐等诗集。

因家贫无力买书但又喜读书，于是经常到镇上一家书店去看书，该店老板看他青年好学也很喜欢他。他也常替老板整理书，或代查某作家是否写过某篇著作。这样他和老板交了朋友，在该书店将一部《资治通鉴》读完，还读了一些其他类书，尤其数学和中医学书等都是在该书店读的。他博览群书后，曾写过一篇《四库未传本书目序》和一篇《未刊未见未传本书目序》。也正因为老板对他渴望读书的要求给予了方便，他从那时就立下志愿：如将来一旦得意，一定开办图书馆，让有志读书之士，有自由读书的地方。后来他在任提学使期间，即请政府在各省县设图书馆；另一方面为了表示对该书店老板的感谢和铭记他在该书店的幸遇，并更希望该店老板多购置些书以便其他青年人去阅读，他曾连续几年每年都寄给那位老板200两纹银。

那时还在实行科举制度，一般读书人都以进学中举为出路。先父亦不能脱离这客观环境，他也是一心盼能中举，但却屡试不中，虽然如此也并不灰心。他一面继续学习，一面在镇上一家教家馆，有时还给人看病。

他与同乡傅寅山过往甚密，二人经常共同学习并研究数学。当时镇上人们笑他们是“发狂”，但他们不以为意，仍继续研究下去。1875年由先祖父主持让他和李氏女结婚。傅寅山亦在他前后结婚，二人妻子同时怀孕。他二人即订下如两家生一男一女即结为亲家。1877年先母李夫人生一女（即我大姐卢彬质），傅寅山夫人生一男（即傅惕生先生），两家果真结为亲家。但先父后来对此事颇不以为然，他认为女儿未出世即订下了终身，这事做得荒唐，如果对方有残疾，岂不误了女儿一生。所幸对方身体健康，只是二人性格不合，大姐很以为苦。先父总认为是自己的过错所造成的后果，他曾屡次以此教育后代，但当时他和傅寅山的友谊仍是很好。傅惕生长大后，先父帮他学习并资送出国留学日本，在医科大学毕业。

由于先父专心研究数学，同时又研究力学，1883年写就一篇《火器真诀释例》，对当时火炮射击列出数学公式用表。这篇著作问世后，被云南倪修梅先生所见，即推荐给当时彭芍亭巡抚。当年七月，彭中丞即招见先父，并派其幕僚陪同他参观炮台等地设施。他参观视察之后，立即提出几项建议：一、吴王庙宜增修炮台；二、已修炮台宜增补设备；三、阻船物与水雷设备宜提早准备；四、将官宜严饬遵用炮表；五、宜兴起学数学课程等。从他的建议中可以看出当时他对军事国防、武器使用及教育科目的意见已有一定的见解。这是他第一篇著作问世之后的影响。

此后先父又写过两篇著作。其一是《割园术辑要》，另一篇《万象一元演式》。这两本书都是1900年付印出版，后来他曾赠给各省县图书馆。在那个岁月里，数学这门学科是个冷门，很少有人问津，他却是一位热心的数学研究者。

1884年他入经心书院。1885年乡试中举人。为高勉之学台保奏，转年进京，五月十八日在总署考核。六月初三日奉旨以知县交直隶总督李鸿章委用。李即派他到武备学堂任算学总教习，月薪260两白银。这数字看起来不算大，但和他在仙桃镇上在一家富有人家教家馆一年才得30两银子相比，已有天壤之别。但他仍保持勤俭朴素的生活方式，将节约下来的钱积累起来。

在武备学堂教书时的学生很多，其中有后来的一些军阀如段祺瑞、冯国璋、曹锟等。先父对这些人多不满意，他经常讲这些人只知道自己发财，不管老百姓死活，真等于强盗。

1887年（光绪十三年）五月，先父补赞皇县知县缺。八月将家属接至天津。此后即未再回湖北沔阳仙桃镇。（次年调任赞皇县令）。在赞皇三年因消灭盗案，老百姓送他“清正明决”一块匾。上级嘉奖他“勤奋有为，才长心细”八个字颂语。这时有件不幸事发生，李氏夫人所生三个儿子，因患猩红热于十日内先后天折（最大男孩子已13岁），这事使他对中医失去信心，也是他提倡西医的开始。

1893年调南宫县令。

1894年调定兴县令。

1895年调任丰润县令。那时丰润、玉田、宁河、宝坻四个县境内经常闹水灾，无人治理，百姓苦不堪言。他到任后立即大办河工，将四个县三条河挖深挖宽，与下游海河疏通，两岸筑堤，留出马道，他本人坐镇工程，四个月全部完工，保证数十年内人民得安宁。用款较前任估计节约十分之九，所雇民工皆大欢喜，该县人民都称他是为民的好父母官。

在这些年月里，他读了很多译本的科学书籍。他看到世界在变化，西方各国科学发明正在突飞猛进，中国虽然地大物博，但科学落后，人口虽多，但大部是文盲，因此屡受帝国主义的欺压侵略，如此下去有亡国危险。当时清朝政府科举制度限制了科学发展，他主张废科举办新学，更应派人出国留学以便改进自己国家的面貌。尤其他读了严复译的《天演论》即进化论之后，思想很受影响。他曾将这本书送到湖北去刻印，以便大力宣传。他在丰润县开办了经济学堂和县图书馆。在读过严复译的《天演论》后，他同意将封建顽固派所提倡的考据、义理、词章等治学方法束之高阁，大力提倡西方的自然科学。他主张开民智，培养人才；另一方面提高人民健康水平严禁吸鸦片并禁止妇女缠足，提倡医学。在政治上他同意严复的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主张。

1900年义和团运动发展到天津、保定等地。他认为反帝是对的，但用法术画符请神这些方法是难以使他相信的，这也是必然失败的原因之一。根源在于科学落后，人民无知。

1901年调任多伦所事，事简，补治算术。

1903年任保定大学堂办学务处事。

1905年办直隶学务处事。去日本考察教育，回国后，1906年任直隶提学使并送留学生出国学习。

在此前后他对培养青年人作了许多工作。如1904年送傅惕生去日本留学，1905年又资助弟卢慎之出国，继又送大姐卢彬质带卢南生（年13岁）去日本学习。1915年后送卢开椿、黄毅候、严智闲、卢开运、卢开津、卢燕生等去日本留学。1920年后曾送卢开缓、卢定生、卢开周、卢开正，卢仁吉等先后去美留学。1938年又送卢鼎喆、卢鼎任等去日本学习。

他对物理、化学、生物等学科的学习从不放松，在他的卧室里（现在元纬路小学地址）经常摆着很多实验用仪器和显微镜等，对我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他给我们讲光和颜色，用三棱镜在太阳光下照出七个颜色来给我们看，又把光谱的园盘用手摇转成为白色，我们孩子们看了很感兴趣。有时他给我们讲微生物，用他的显微镜把切片放大了给我们看。那时他先有一台能放500倍的显微镜，后又买了一台能放1000倍的。另外他还有一台看星球的望远镜，每当有蚀或彗星出现时，他常搬出来放在晒台上让大家看。听说那台望远镜是一位德国数学家送给他的。他住在天津元纬路时，经常在家里作一些科学实险，帮助青年们练习按装电铃和电灯等。他所使用过的仪器和标本在1932年全部送给木斋中学，直至今日天津第24中学仪器室内，仍存有一些是当初他用过的东西。

1908年，先父被调到奉天任提学使，直到1911年他卸职回津，结束了他的官僚生活。他对清朝政府不满意，对民国出现的一些人物也不以为然。因此他不参与政治只想办教育为国家培养人才。但办教育要有经济基础，所以他参加一些实业投资，以其利润来兴办教育事业。在民国时期很多人请他出来作官他都谢绝了。后来常是闭门不出，在家读书，并经常和书店人打交道，藏了很多书也印了很多书。

先父是一位有高度预见性和周密计划性的人。他每办一事都要分析其发展前途有利和不利的情况，而且作到周密的安排。在顺利时能乘胜前进，在逆流时亦有退步的余地，使他自己和人们少受影响。他每计划办一件事，必先将一切经济开支预算好，然后再行动。他的预算总是和实际开支相吻合，从不感不足，亦无余额。(www.xing528.com)

先父自把家属接到天津后，曾先后买了一些荒地。那时天津只有城的周围有四条马路比较热闹，此外只有大胡同一条街有些商店，其他地方都是开洼荒地，地价非常便宜。据说几两银子可以买一大片，不是论亩而是论块。他想天津这地方将来必然是个水陆码头，市面必然会繁荣，地价必然会上升，所以就买下了一些。后来果然如此。自他卸职之后，在河北区盖了些房子，都是为职工小家庭适宜的住房，很容易租出，他即以租金收入作家用和办学校。他早想到教育事业是个消费机构，必需有经济基础才能长期的维持下去，从任县令时即开始节约积累一些资金，后又经营房产与投资实业，以其利润作为教育基金。用来举办学校、图书馆、印图书及送子侄亲友等入学、留学等。

1908年（清宣统元年）先父在元纬路自己的住宅里办起了卢氏蒙养园，当时请日籍某女士和留日归国的吕碧城姊妹等任教。后有卢云卿（我二姐）由美国回国主持办理，严智娴（严范孙的第五个女儿，嫁给我哥哥卢南生）留日归来，也参加任教。但当时人们对幼儿教育尙不理解，甚至认为是奢侈享受，因此来上学的大都是维新的知识分子家庭的孩子们。当时的儿童约20人上下。直到1916年，由蒙养园增添了小学，名为卢氏小学，那是个单级班，全班约30名学生，从一年级到四年级，由一位教师教课。主任教师名李渊如，另一位音乐体操教师李锡景是女师毕业的。那时卢定生、卢润生正在女师学习，也常在这小学里试教。后来又扩充了一个教室，改为一二年级和三四年级各一教室，并招收三四名工农子弟免费入学。但不久因军阀混战，学校只好停课。1924年先父将全家迁到前意租界小马路2号去，又在那里办起幼儿园。元纬路住宅全部都归学校使用。

卢定生留美回国后，将校名改为木斋学校。当时元纬路处学生已有四五百人，从幼儿园到小学共12个班，主任为杨钟英。前意租界小马路校舍有八个班，学生约200多人，主任张树清，后为张文淑，校长卢定生。两校学生共700多人，学生质量属中上水平。

1932年开始办中学。在元纬路先招两班初中一年级，每班有40人。当时教师有王淡然、阎锡清、曾中鼎、纪文勋，卢开运、卢毅仁、傅文宜等十几人。

“七七”事变后元纬路中小学又受影响，中学部曾暂借当时处于英租界内的浙江小学部分校舍上课，后于1942年在前意租界小马路将自己住宅拆掉一部分，盖起一座有16间教室及一个小礼堂的教室楼。在抗战期间，很多人家子弟为了避免受到奴化教育，不愿入官立学校，因此那时私立木斋中学学生增到1200多人，曾把礼堂打上隔断作为教室。那时伪教育局曾向各私立学校派日人作日语教师，称为教谕，以便监视。所幸派到木斋中学来的一位名松山彰的日本人是位反战分子，主张中日友好。他经常讲这场侵略战争对中日人民影响不好。那人性情温和，对师生态度很好，一年后当他调离时他还对学校创办人送纪念品，说是表示对木斋先生办教育事业的敬意。他走后又派来的教师就大不相同，经常找教师谈话，教师们很紧张，所幸那时已临近太平洋战争后期，没有几个月他又被调走。那时还有日军管制下的铁路局企图强购元纬路木斋学校房屋之事，几经交涉才使木斋学校得以办下去。

从办学开始，先父即主张设立助学金、奖学金制度。对贫寒学生可申请助学金免费入学；对优秀学生给以奖学金及发给奖品。教职工子弟免费入学。这些制度在木斋中小学里都实现了。优秀生总平均在95分以上者发给奖学金，头三名发给奖品。先父在二十年代的夏季常去北戴河避暑，他发现那个地区没有学校，于是拿出一笔基金在北戴河海滨单庄买了一块地，盖了几间房，于1925年成立了一所小学，取名为单庄小学。请了一位毕业于女师的教师名傅贞仪（傅惕生的妹妹），这个学校的学生全部免费，教科书亦由创办人发给，就这样使那个地区有了文化的幼苗。

先父想办的教育事业，一方面是学校，另一方面是图书馆。他认为图书馆是自学的好地方，对有志学习的人来说，图书馆的设立给他们提供了很大的方便，这是他从青年时代就立下的志愿。因此，当他任提学使时几次提议各省县设立图书馆。他退职之后一方面印书送各图书馆，另一方面是建立图书馆。

1928年他捐建天津南开大学木斋图书馆，共捐建筑费10万元，又捐书10余万卷。1932年在北京西单旧刑部街办了一处木斋图书馆，附医务诊所。这两处图书馆现在都不存在了。南开大学木斋图书馆在“七七”事变后被日军炸毁，据闻其中图书大部搬出。我们子女为了纪念他办图书馆的热忱，每人又捐过一笔钱交给南大负责人（当时为何廉先生），希望南大重修图书馆，结果只建起一层楼，即开始了解放战争。北京木斋图书馆在先父逝世后，家人将其中全部图书捐赠给清华大学，另将木斋教育基金处大部财产捐给清华大学木斋数学研究所。这也是在解放前夕办的。北京木斋图书馆旧址现已拆建为民族文化宫了。在这两处图书馆和木斋学校里各有一部《图书集成》，据我知道他为了买这几部书很费了一些周折。这部书装璜精美，是他最心爱的书，他为了纪念获得这部珍贵的书，正好庶母陈氏生了一个弟弟，先父即给他取名为开书。但这几部书是否仍完整存在，已经不得而知了。

1924年，他刻印《湖北先正遗书》，每部18函，共182册，内容包括经、史、子、集，这部书印好后即赠送各省市图书馆。余下的很多部存放在木斋中学车房内，后因腾房将它按废纸处理了。1926年刻印的《沔阳丛书》印的较少，但也多分送各图书馆。另外他编印了一本《古辞令书》，书中选编了一些较好的文章让青年们阅读，木斋中学语文课本中印有这本书。很多语文老师认为这本书对指导学生学习文言文很有好处。

先父虽然离开家乡多年，但他总怀念家乡，由于经常闹水灾，乡亲们很苦，每年他都帮助救灾。1925年他捐资在仙桃镇修了一个堤坝，是可以开关的水闸，乡亲们称之为“卢公矶”。此后家乡生活稍好转，他才安下心来。

先父认为我国贫弱的最大原因之一是大多数人没有文化。因此他苦心积虑为求普及教育，培养人才。但他不是仅止于大声疾呼徒事空谈的人，而是埋头苦干的实践家，作出成绩来让大家看。他常说：“是非自有公论，无需渲染吹嘘。”

从他的思想来说，他这位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出生的人是很开明的。自1893年起，他即提出让家中妇女加入天足会，凡已缠足的都把脚放了，新生女孩一律不许缠足。因此自卢定生以下的女孩子都是天足，以上的都放了足。他反对婚姻不自主和立贞牌坊。我家有一位堂兄卢开益，从湖北来天津学习，在天津南开中学毕业又考入海军医学院，毕业后患结核病故。他在家乡已和宋姓姑娘订亲，这位宋姑娘听说开益病故，自己就跑到卢家来守寡。先父听说后，立即派人把那宋姑娘接到天津我家住下，让我们称她宋大姐，送她去胜家缝纫机公司学机器绣花，学了三年，并给她买了一台缝纫机，宋姑娘人也活泼了，技能亦学到手。她要求回湖北去，先父对他说可以找个对象结婚，或以自己技能谋生亦可。又如：李渊如老师原名高素元，在湖北因反对家里强迫婚姻，写信来问我父亲应如何处理，他告诉她离家来北方给她找事做。就这样她脱离那不自由的家庭并改姓外婆家的姓，名叫李渊如，在我家卢氏小学教了几年书，又去上海工作，生活的很好。

先父反对三姑六婆，禁止这些人到家里来，亦反对迷信鬼神。在教孩子们读书时必读《河伯娶妇》那一篇，以破除迷信。

先父在湖北时曾染过吸鸦片的习惯，后来知道鸦片烟的害处，自己很快地主动戒掉，此后多年连纸烟都不吸。他也从不饮酒不赌博。他最大的兴趣就是读书，从不出去游逛，很少与当权人物政客来往，既或有些人因与他在武备学堂有过师生关系，常来看他，他亦从来不去回拜。

先父曾读过马克思的书，读后对我们说：“将来共产主义到来时，不劳动者不得食。你们应当早作好准备，不要吃剥削饭，吃惯了将来会饿死的。”这是他在1940年左右说的话。

先父共有八子（南生、燕生、开明、开瑗、开周、开正、开书、开侯）六女（彬质、云卿、定生、润生、毅仁、仁吉）。

1948年8月10日，先父在北平逝世，终年93岁。

两本珍贵影集

张鸣珂

河南新乡市博物馆珍藏着两本清末民初时期有关天津学校教育的影集，两本共有72幅照片。照片如32开书页大小，绝大部分清晰可辨，分小学、中学、专业、女校、私塾等类。

小学堂近40所，各标有官立、民立、私立、自立字样，学制多种多样，如小学堂、蒙养学堂、两等小学堂、单级小学堂、还有半日学堂和半夜学堂。均有校名和地点，如鼓楼前、城隍庙、丁字沽及商务半夜学堂等。中学堂照片有几幅，如官立中学堂、私立敬业中学堂、天津普通中学堂等。专业学堂有：北洋医学堂员生合影、教员讲堂授课、病房临症、外科医治、军医讲堂、科学仪器、医院，还有一幅天津初等工业学堂的照片。女子学堂有：天津公立女学堂、三道井沟民立第一女学堂、天津淑范女学堂等几幅。另有严氏女塾一幅。其他有些教学用具、标本模型、理化仪器、农学用具模型、幼稚园教具、玩具等照片，惜未注明系何校所有。

这些照片能如实反映出清末民初天津教育的概貌，既“崇尚经术”，又“提倡实学”，而且已开女子入学之先河。对于研究我国教育史者，实为珍贵之宝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