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已是63岁的先父忽得张伯驹先生来函,邀请他去北京,担任由张伯驹创办的“中国书法研究社”的秘书之职。伯驹先生与先父系多年挚友,相知久矣。他筹组“中国书法研究社”,得知先父退休在津闲居,当即专函邀请相帮。先父一生研习书法,虽退休每日仍临习不辍,既得悉北京成立“中国书法研究社”当然欣喜万分,认为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弘扬祖国书法艺术的大好时机,自己能参加工作亦可略有贡献。当即欣然应允,启程去京。
“中国书法研究社”系群众团体,属文化部领导,而机构则设于张伯驹先生在什刹海后海的家里。为了工作方便先父到京即暂寄居于此。后几经变迁,中国书法研究社改属北京市文化局领导,社址也迁至六部口文化局内,先父亦迁居和平门内西中胡同36号。
初到京时,书法社每月付给车马费50元,先父认为已够本人生活之需,即函达公私合营银行申请停发每月44.17元的退休金,当时虽然已有补差制度,而他所领的退休金加车马费并未超过退休前所领的薪金;但他坚持认为车马费既然已够生活之需,就不要增加国家负担,故而要求停发。从此小事中亦可看出他一丝不苟的作风。
1965年3月,中国书法研究社奉命撤销,北京文化局领导让先父退职。至此,他在中国书法研究社工作10年即告结束,时年73岁。
先父从事中国书法艺术研究工作10年,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一)宣传讲座,著书立说,弘扬祖国书法艺术。在书法社期间,先父应电台、电视台、文化宫、少年宫和多所学校的邀请讲授如何研习书法,特别是1964年中央电视台举办“书法电视讲座”,由先父与郭凤惠等人主讲,效果很好,影响相当深远,目前不少的中年书法家就是由此启蒙而成长起来的。在讲授中先父看到大家对祖国书法艺术钻研的热情非常高,大为感动,即在讲授提纲的基础上加以丰富,出版了《怎样学习书法》一书。但由于当时批判个人崇拜和名利思想,而无法印出著者姓名,甚感遗憾。该书深受读者的欢迎,出版不久即告售罄,因而再版。此后向他探索祖国书法源流者甚众,因而先父感到很有必要写一本书加以介绍说明。经书法社同意,他所写的《中国书法源流浅释》问世了,同样受到书法爱好者的好评,并得再版。1976年经香港书商翻印,除在港澳发行外,还远销日本和东南亚,在华侨书法爱好者中影响很大。这本书仍是没有署名,致使读者不知作者何人,而他老人家应得的稿费,全部交书法社使用,他当时生活虽困难却分文不取。他说:“我研习书法一生,晚年能留两本有关书法的书籍供后人借鉴,就足以自慰了。”记得这两本书都是在西中胡同36号脱稿的。他还在报纸、杂志发表过有关书法的文章。如曾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书法艺术和艺术性》一文。并在当时群众学习书法热的时候,编印出版了欧阳询、颜真卿、柳公权、赵孟頫等人的字帖,对中国书法的普及与发展做出了贡献。
(二)多次组织中日书法交流,既扩大了国际影响,也引起国内各界人士的关注。记得先父负责组织中日书法交流,必先向全国各省、市、自治区有关部门征集稿件,这样,对全国的影响很大,使老一代书法家感到国家仍很重视书法艺术,同时也提高了中青年研习书法的兴趣。各省市寄来的稿件汇集起来,再聘请专家评审以决定交流的作品,所以每次送出作品的水平都很高,深受日本书法界的好评,日方将中方作品汇集成册影印出版,所以影响甚为深远。如1976年在日本东京名古屋北九海举办的《现代中国书道展》中有先父写的毛主席诗词《忆秦娥,娄山关》,后日方影印出版,此作品排列在郭沫若和梅兰芳之后居第三位。
(三)在北京举办多次书法展览,为普及和提高书法艺术创造了条件。这些展览既有古人书法展,也有现代作品展;既有北京地区书法展,也有全国优秀作品展,并举行座谈会交流学习书法的心得体会,使得当时书法艺术界的学术气氛极为活跃,并影响到全国。
(四)北京政协组织的诗会月课,先父是认真对待的。每月北京政协诗会都要根据当时政治经济的大事或季节花卉等出题目。寄发给大家,请大家作诗填词。先父收到题目必认真推敲,定稿后还要用宣纸写好寄出。如能将他老人家这些作品整理出来,不但是书法精品,更是文学精品,当是很有价值的。可惜我们现在没有底稿了。
在中国书法研究社的10年,是先父书法艺术日臻炉火纯青的10年。他打破了章草自古以来字字独立,互不连绵的金科玉律。在他的作品中以章草笔意为纲,间杂今草,且时出连绵;文字线条斩钉截铁,以劲峭取韵;文字结体多取横势。较之今草多古雅雄劲之趣,较之章草则多飞动流利之势。形成了自己的风格。
1980年7月,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全国第一届书法篆刻展览作品集》中,在已故书法家作品部分,第二幅就是他老人家的作品。
1981年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了《郑诵先书法选》专集,书法爱好者争先购买留作纪念。直至九十年代全国知名的书画杂志上还不断刊出他老人家的遗作和评价文章。
先父喜交游,尤其在书画艺术和文学界的朋友更是多不胜数。这是与他老人家遵循“三人行必有我师”的教导分不开的,朋友来探讨一些问题,他必虚怀若谷,决不盛气凌人,故而大家都愿意登门研讨学问。他常说:“与朋友们交谈是很有益的。在对方得到启迪的同时也往往能引起自己对过去忽略处的重视。凡遇不懂的地方,就要查询研究,这就叫做学问。”
他老人家待友的态度是非常诚恳的,我每次去京都看到他午饭后只坐在藤椅上打盹,曾劝他上床休息,他却很严肃地说:“在藤椅上休息,有人敲门时可立即起来开门,若在床上睡着了、或听不见敲门声、或虽听见,一时也爬不起来,客人认为我不在家,就会走了。”我说:“很多老人都在门前贴有接待时间,您为什么不也贴一张呢?”他说:“我的朋友很多是来自全国各地的,他们到北京出差,抽时间来看我很不容易,遇我休息见不到,岂不白跑。我多休息或少休息一会儿无所谓。”所以他老人家的客人自早至晚川流不息,源源不断。有时同时来了好几位客人,他们有的与先父也素昧平生或他们之间来前从不相识,年龄相差也很大;职业更各不相同,但探讨起来,却有共同语言,大家能畅所欲言,各抒己见,谈后就已成为朋友了。(www.xing528.com)
先父的文学功底深邃;历史知识丰富;而且书画同源,见多识广,所以来访的朋友提出任何问题,都可得到很多活的知识,既是书本知识的综合,又有许多是书本上找不到的资料。他老人家的头脑始终非常清晰,记忆力很强,所以无论谈今还是论古,都能引经据典谈锋甚健,使来访的朋友收获甚丰。有的问题需要考证的,必认真负责地考证出来,下次来时告之。所以朋友们很是信服和赞赏。这些正是他老人家的朋友越来越多的原因。与先父交往的名人很多,这里列举一些:
早在二十年代末和三十年代初,先父在北京工作时,名画家张大千及其兄张善孖亦在京,住颐和园内,因系同乡,又都是书画界名士,所以时有过从。记得当时一个星期日,先父去颐和园探望张氏兄弟,令我随往。我在张所居的厅当中看到善孖先生喂养的老虎,它很乖巧地伏卧在善孖先生椅旁,虽仍有虎威,但却无杀气,就这样,善孖先生让我大胆去抚摸它一下,我却始终未敢冒然。我去大千先生书桌前看他正在为先父画扇面时,一走一回头,总怕老虎随之而至。大千先生画法极精,看他画时,仅数笔勾勒而山水立见。当时我说:“山水这么容易画,我也会画。”两句童言稚语,引起哄堂大笑。画竣留饭,饭后始归。后又得大千先生赠先父仕女及老翁条幅;善孖先生赠下山虎一幅皆为精品,“文化大革命”中失去,甚为可惜。
罗复戡先生精于章草,先父常与他研讨,后我家迁天津,仍与复堪先生时有书信往来,二人可谓亦师亦友。
吴玉如先生是天津有名的文学家和书法家,与先父时有过从。
自1934年我家迁津后,名画家陈少梅先生与先父结识,即常来访,并互赠书画。
章士钊先生与先父系挚友,时有诗词唱和,在士钊先生的文集中即有与先父交往的记载。二人书法互有赠与。
1956年先父到北京,“中国书法研究社”工作后,住在社长张伯驹先生家,即常与书画家兼收藏家的张伯驹先生唱和诗词;鉴赏历代书画。
从八十年代荣任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的著名书法家、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启功先生是书法研究社社员,当年他也是先父的座上常客。他常邀先父去他家作客,诗词酬唱和书法佳作交流甚多。
六十年代中国书法研究社自张伯驹先生宅第迁出与中国画院合在一起。因此很多画家亦常与先父来往。早已与先父熟识的名画家李苦禅先生与先父都住月坛北街,相距咫尺,常相来往,也屡求书,而先父则从不求画。我问其故,先父曰:“我书值几何?而画值千金,求画等于要钱,我不为也。”其子李燕亦青年画家,也常来研习书法。
虽书画同源,但毕竟殊途。要集诗、书、画三绝于一轴上则更难。先父虽不善画,但因多与画家和收藏家交游,故有很高的鉴赏和品评水平,如天津著名书画家王学仲先生,每次去京必到先父处或求书并研讨书法;或赠画并请品评;或与先父谈诗论词,受益甚多,终成忘年之交,后荣任中国书协副主席。他还介绍天津顾志新等很多青年书法家去京求教。
先父与人称当代词宗的浙江大学文学系教授夏承焘先生早已相知却不相识,这是因他二人过去居处南北的缘故,后夏先生退休迁居北京,经朋友介绍相识后都有相遇恨晚之感。从此二人诗词唱和不断,佳作频出。夏先生既称当代词宗,在填词上自然功力超人,造诣很深。先父认为与之交游,定可在作诗填词上获益匪浅。而夏先生对先父填词的功力和词藻分外欣赏,所以二人终成知己,过从甚密唱和频频,先父之作一旦脱稿必选上好宣纸,精书成条幅送去。记得有一次我去北京住先父处,半夜他起床将我惊醒,见他到书桌前沉吟有顷即提笔书写,我起来问他何故?他说与夏老唱和之稿未定,今梦中忽得佳句,须立即改稿,否则,明日忘却,岂不遗憾。有友人送来从旧物市场购得的先父四十年代所书条幅,夏老闻之特索去观看,并在门额上题诗一首志贺。二人笔墨之交由此可见一斑。
全国各地的很多书画家与先父有书信往还,只要求书,不管是否谋面必寄去且不计酬。所以他老人家的书法作品,可以说是遍中国。岭南画派名家黎雄才先生慕名求字,当即奉寄。黎先生为表酬谢,寄来精品条幅。后即常有书信往还。
先父的朋友遍天下。尤其是对青年朋友更是热心培养不遗余力。他老人家把振兴中国书法的希望寄托在下一代的身上。书画家刘炳森、王遐举、胡爽庵、杨再兴、崔如琢等都是昔日他老人家座上的常客:现在已成为当代书画界的名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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