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父政治生涯：20年目睹日军入侵的残酷现实

1915年，先父22岁时随三舅公王秉必去广东，经推荐在烟酒公卖局任科员。可以说他开始工作即进入政界，也从此挑起家庭生活的担子。由于他在工作中勤奋努力，才华出众，更兼为人宽厚喜交友，因而深受局长青睐和同事们的推崇。1916年除夕夜，其他同事都已回家团圆欢聚，而先父既未返沪也不出游，而是在宿舍伏案习字。适逢局长送客路经窗口看见，对他这种精神深为赞叹，印象极深。1918年烟酒公卖局撤消，局长即将先父转荐给广东官产处任二等科员。

1920年，先父转任广东省财政厅二等科员。这时先祖父已随舅家自沪迁鄂。先父也已是27岁，是年，即返武昌迎娶先母何淑君。先母亦富顺人，她为人贤淑礼让，克勤克俭，出阁即挑起持家的重担，每餐都要亲自为先祖父烹调可口饭菜，姑嫂关系亲如姊妹。1922年生长子必达于武昌。

1922年，因陈炯明叛变孙中山造成广州秩序混乱，先父即离穗去北平就任全国烟酒事务署秘书。不久补授主事之职。先父能自穗转京，亦因受前广东烟酒专卖局局长的赏识，并加推荐的缘故。

1927年少帅张学良在北京设军团部，即慕名聘先父为他的秘书。

1928年少帅返东北，先父为报少帅知遇之恩，即辞去北京之职，随赴沈阳专任少帅秘书。

1929年少帅挚友胡若愚出任青岛市市长，而胡身边缺乏能替他支撑局面的干练之才，他征得少帅的同意，聘请先父出任青岛市政府秘书。在任时曾替胡若愚为“青岛水族馆”书写门额。60多年来，历经劫难，至今仍悬原处，实属难得。

1930年长女必俊出生于武昌。先父原拟将家眷接到青岛，然未料到，赴任之翌年，胡若愚又自青岛调任北平市市长，先父即随往北平，任市政府秘书，旋任秘书长。这时才将家眷自武昌接到北平，定居于东单牌楼东观音寺中椅子胡同3号。1932年次子必坚亦生于此寓。(www.xing528.com)

1931年少帅挚友周大文接胡若愚任北平市市长，仍聘先父任秘书长，到1933年市长易人而去职。不久转任河北省政府参议。

1934年少帅部下王韬出任天津市市长，因缺乏得力助手而去北平向周大文求贤，周即推荐先父。王韬与先父素昧平生，而能登门求聘，使先父深感知遇，当即慨然允诺勉力支持。到任后即将家眷接来津门。先住旧英租界47号路一经里2号（即今和平区岳阳道），后迁至原58号路（即今芷江路）泰华里8号。1935年天津市长易人，先父即随之赋闲在家。

自此，先父从1915年至1935年20年的政治生涯即告结束。这是因为1937年“七七”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入侵，天津沦陷，由汉奸温世珍出任维持会长，他多次派人说项，敦请先父出山，并拟任他为秘书长。虽遭先父婉言谢绝，但温不甘心，频频施压，先父也未接受。先父赋闲在家一年有余，虽收入阙如，然开支未减，再加之日伪时期通货膨胀，物价上扬，致使家庭经济更为捉襟见肘，当时只能靠当、卖和借贷来维持全家生计。在这段时间里，全靠先母维持，既要保持原来水平，不使先祖母感到家庭生计之窘迫；又不能让先父晓得，以免他承受内忧外患之双重压力。而这样的重担全靠她一人承担，实在令她老人家心力交瘁，致使她得了心脏病。后先父于1937年转入金融界，工作得以稳定，收入也随之增加，先母亦可安享晚年，孰料长期积劳，至1942年终至突然发病不起，享年仅50岁。先父对先母一生劳累，侍母至孝，教子有方，肩挑全家生活重担，使他老人家一往直前而无后顾之忧，感受至深，也深感内疚，所以先母突然病逝，极为悲痛。誓言决不再续，并信守终生。先父时年49岁。以后诸亲友多次提亲，均被他婉言谢绝。

先父目睹日军入侵的残酷现实在自己从政二十年的亲身经历中，清醒地认识当时的形势并看清自己后半生奋斗的方向。他曾多次向朋友和家人表示：一、决不认敌为友去当汉奸，成为历史的罪人。二、决不再从政。深感当时一朝天子一朝臣的瞬息变化，使人朝不保夕，生活毫无保障。不管在职有无建树，上级去职就要随之失业。先父为官清廉，从不弄权贪污，从政二十年，依然两袖清风，所以一旦失业，便全家生活无着了。然而，要想在职业上改弦易辙，以便从当时的双重压力下摆脱出来，也决非易事，后几经努力，多方奔走才认识了大陆银行总经理许汉卿先生。见面叙谈后，他对先父的学识、经历、才华、仪表倍加赞赏，于1937年冬决定聘请先父任大陆银行总经理处秘书兼文书主任。至此先父摆脱了政界而转入金融界。这在他的一生中，可以说是一个巨大的转折。

先父从政是凭学识和才干以及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而获得上级信任的。他常说：“我得到工作的机会凭的是本事，是我这支笔杆子。多是人家来求我帮忙。在工作中我一定尽职尽责，把工作搞好，决不依靠党派的力量去谋取。”他虽在旧时代政界工作了20年，但从不参加任何党派，可以说这是他前半生的一个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