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利益下的不道德诬陷在文革中，结论有尾巴

1966年6月，在故城得知校内已有不少关于我的大字报后，我立刻写信给党委表示：承认我执行了“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愿意在运动中检查自己的问题；我不适于搞行政工作，希望免去我的行政职务。接着，我还写了几封信，作自我检查，当然都毫无反应。回校后我继续写检查，并且希望党委领导给我指示出路。一位领导拒绝见我，另一位领导则叫我揭发某人，我既然没有可揭发的，自然就没有出路。我认为，为了个人利益而诬陷别人是最不道德的，可惜“文革”中这种现象太多了。

我承认执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是没有困难的，因为我过去已多次检查自己的右倾保守思想，重业务、轻政治等等。我的基本态度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党中央是正确的，而我是资产阶级思想严重的人。我作书面检查时，上纲很高，但却是真诚的。这些书面检查中的不少论点，甚至文字，很多成为后来大会批判我的论点和文字。至于事实，我是诚实的，对自己、对别人都是如此。对于某些帽子，如“反党黑帮急先锋”，我思想上是不接受的。当有的学生问我，你是不是“反动学术权威”时，我一贯回答：“我政治上不反动，学术上不权威。”这也是老实话。

随着运动的开展，大中小型批判会、带高帽游街、打、砸、抢、抄、抓，我都频繁地经历了。开始震动是很大的，渐渐地习以为常，也就变得麻木了。既然定为敌我矛盾，什么名誉地位、生命财产，都已置之度外。我当时的基本估计是，许多过火现象是下面搞出来的，不是中央的意图；我个人是没有出路了，但总有一天运动要结束，党和国家的前途是光明的。当然，也有些事我无法理解，也无从思索，所以脑子里保留的问题还是不少。

第一次叫我去劳动时，我是很高兴的。因为一方面可以暂时离开恐怖而孤独的环境；另一方面，我认为劳动是改造我思想的最好途径，所以在劳动中我始终是认真努力的。

在运动中，特别是在隔离中，只有“毛选”和毛主席语录是能看的。“毛选”我通读了无数遍，重要文章看得更多，“老三篇”都能背下来。毛主席语录，包括各次的“最新指示”，我背得很认真。可笑的是，当我从集体隔离转为单独隔离时，我还以为要对我单独帮助，以便从宽处理。过了半个多月，我才明白是要审查我的历史问题。但是，我的历史问题在思想改造和忠诚老实运动中都已彻底交待，没有可以补充的了。又过了十来天，一个晚上，工宣队和军宣队几个头头到我隔离室来，对我说：“你要彻底交待罪行，并且揭发同伙，否则就坚决镇压。”我大为震惊。他们走后，在屋里监视我的一个工宣队员看我想不通，就说：“有些事也许你做了，自己还不知道。”这句话大为减轻了我的思想压力，既然不知道，怎么交待呢？要交待，又交待不出，我对工宣队说这好像是“捉迷藏”。后来，他们多次向我暗示，我是国民党特务。我应付的办法是不接口，不能为自己制造嫌疑。“九大”开会后，解除了我的隔离。军宣队对我最后说：“你是特务，是历史的，也是现行的。”这对我造成不小的思想压力。但我还是坦然的，反正没有可交待的，也就不去思索了。

解除隔离后，我归数学系管。有个“吴大任专案组”找我谈了多次话，让我写了些历史材料，后来这个专案组受到表扬。又过了些时候，恢复了我的工资，补发了以前扣发的工资，发还存款。“文革”后期宣布了对我的结论：“未发现重大历史问题。”显然结论有尾巴，而且不短，这尾巴是“文革”后又过了两三年才割掉的。当然，对每个人都具根本意义的结论是《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www.xing528.com)

解除隔离后，数学系曾组织一些教师到工厂边参加劳动边编写讲义。那时已招收一些工农兵学员。我先是参加编写小学程度的数学讲义，后是编写中学程度的力学讲义。我原以为，虽然力学已荒疏了半个世纪，我对它还是熟悉的。但在编写讲义中，我仍然弄清了一些过去学习中未弄清的问题。这说明，编讲义和讲课通过全面考虑，往往能领会到比学习更深入细致的东西。

数学系还联系到一些与生产有关的实际问题，我也初步解决了一系列小问题。我遇到一个大问题，是关于齿轮的问题。先是机械研究所的张亚雄和齐麟两同志找我，问一些微分几何方面的问题，原来，从一个侧面看，齿轮传动中一个关键问题要运用微分几何，于是我开始帮助他们解决齿轮问题，数学系成立了一个“齿轮啮合研究组”，我任组长，严志达、骆家舜相继加入。工作进行间，系里调我去为69、70届毕业生补课。此时严志达对我们的课题做出了理论上的突破，在此基础上，工作发展很快。我们参加了齿轮界的一些会，我们的成果引起了重视，这个项目在科学大会上受到表扬，在天津市获得科技成果一等奖。我为工农兵学员写过讲义，讲过两次课。在我的研究题目中，有一个是张亚雄和齐麟向我提出的，我在参考日本人的一篇文章的基础上，从数学理论上系统地加以解决。据此，张、齐二人研制出一种性能良好的新型蜗轮蜗杆副，他们的研究得到国家和天津市资助，其产品在国内外销售。

我那份讲义，在骆家舜协作下，经过增订，以我们俩人名义由科学出版社出版。五年前，张、齐到欧洲介绍他们产品，也提到了我们的理论。对此理论，国外除少数日本人外，尚不了解。剑桥大学一位老教授希望看到这理论的英文资料，为了对外交流，我把我们的书用英文改写。这位老教授看了，向一个出版社推荐，并认为这方面还没有高水平的书。现在该英文版已为国外一家出版社接受，并已出版。这次经验表明，理论工作者和应用技术工作者密切合作，就能产生对生产和对应用理论研究有意义的成果。

“文革”后期，工宣队尚在领导学校时，我被任命为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兼教务处长。我当然不愿意重新从事行政工作，但我的结论尚带尾巴，这项任命对我未来的政治生命可能起些好作用，我勉强上任了。上任以后，才发现客观环境还不容我有所作为，具体事务难以插手，会议上发言权也极有限。

值得一谈的是，我曾两度到市委党校学习。那时的学习，自然是要结合“四人帮”的政治的，但我却借此机会读了不少经典著作。《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许多重要文章我通读了，《列宁选集》中的文章我看得更多。和“文革”中的通行理论和观点相对比，我判断是非能力大为增强，这是个意外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