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少同志希望我谈一谈解放后的前17年工作经验，我很惭愧，拉杂地写下几点，有的谈不上经验，有的是反面经验。
入党前后，我都自以为是跟着党走的，但又常常感到跟不上。每次运动过后，我作自我批评时，总是检查自己的右倾保守思想，别人也是这样看我的。等到事过境迁，党的政策改了，回想我的自我批评又觉得过头了，这表明政治上我还很不成熟，这种状态持续到“文革”中。
对行政工作我是把全部力量投进去的，属于我职权以内的事，今天的问题，我努力做到今天解决；今天没解决的事，明后天解决；需要和别人一起研究的事，我尽快找有关的人一起解决。我和广大教师的联系是较多的，有的教师反映，说我“好找”。这有一定道理，无论在办公室或在家里都可以谈工作，吃饭时也不例外。陈
常说我们是“门虽设而常开”。这样，家里大大小小的事，包括父亲的生养死葬等都由陈鹘负担，这是她以实际行动支持我的工作。
在工作中，我认为我还是有一定原则性的。每次招生我都要接到许多条子，也有口头上向我提出要求的，我都没有为他们做什么事，这不免要得罪一些人。1957年教育部长杨秀峰寄来聘函，要我参加高考的审题工作，我回信谢绝了，理由是我大儿子当年要报考。杨部长派专人把数学试题送来，我不能再推托，对试题和答案提了不少修改意见。很巧，那年正题有泄漏嫌疑，用了未经我审查的副题。这件事前前后后我儿子都不知道，过了若干年，我儿子的同学听说我参加过审题，就问他：“你入学考试数学成绩那么高，是你父亲把题目告诉你了吧！”我儿子问我，我才向他说明上述过程。从那年以后，教育部每年组织招生命题委员会，都找我参加。到1962年，我再三告诉他们，我二儿子明年要参加高考，我明年不参加审题；1963年他们果然没有找我。后来教育部的同志告诉我，从那以后，每年总有一些同志回避命题或审题工作。
教务行政科科长王枢同志是个得力的好干部，他和我合作得很好，工作主动，原则问题就请示。大约在1964年，他向我反映一位领导同志的女儿念完高中二年，不等毕业就到我们学校中文系旁听。我们两人分析，她是想不通过高考取得学籍。我们商定，决不能做违反原则的事，过了半年这个女生就离校了。(www.xing528.com)
我认为领导教学的人原则上应当有教学实践，所以除有特殊原因外，我始终坚持授课。如果说我讲课有特点，那就是上课基本不看讲稿或讲义。这不是我的创造，我的老师姜立夫历来就是这样的。有人觉得不容易办到，其实其中并没有什么奥妙。数学是个逻辑体系，教师讲课可以不靠记忆而靠逻辑，从一定的假设出发，经过逻辑推理，就得到一定的结论。我还认为，讲课是真理发现过程的再现，前人已经得到的，我们也能得到，何况途径已经现成，不需要我们探索（但可以改进）了。当然，这里有个熟练程度的问题，真正熟练的东西，在头脑里已经生了根，成为自己知识和能力的一部分，是不容易忘记的。所以，关键在于备课前吃透讲课的内容。这种讲课方式，最大好处是能使学生和教师作同步思维，以取得较好效果。
我出版过讲义，得到好评。出版社同志曾经希望我谈一下写讲义的经验，我想，好的讲义来自好的讲授，它是讲课的经验总结。此外，不少同行认为我的文字是较好的，写讲义的时候，我基本上能够摆脱外文对数学语言的影响，尽可能用规范化的汉语，用令人易懂的方式来叙述。
领导科研的人，自己也应该搞科研，在这方面我是失败的。在我国制定科学长远规划之后，我对自己的科研更具迫切感，但由于不接触数学的前沿工作已经二三十年，要弥补这个差距是很困难的。我也试图补习一点带基础性的新知识，可是我看书的时间少，常常是急于求成，而求快就不能深，不深就掌握不牢。看一个单元书，停两三星期再看，一曝十寒，收获甚微。所以我虽然也写过一些东西，那不过是整理过去已经开始的工作。我搞科研不够积极。还有一个原因，即数学理论和实际的联系往往是十分间接的，那时强调理论联系实际，而且往往理解得比较狭隘，使我搞数学理论也有点顾虑。尽管有这些客观原因，如果我安排得当，兼顾行政和科研还是有可能的。这方面有些人也有成功的经验。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