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反右到文革：党委领导下的校务委员会负责制

“反右”以后，学校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校务委员会负责制，书记是高仰云。在学校党代会上，我被推为党委委员，有时列席常委会。有关教学和科研的事往往由高仰云同志直接指示我去办。

1958年“教育革命”开始，党委提出“大搞科研，大办工厂”口号。我是一个新入党的党员，党的决定我认为都是正确的，但不是完全理解的，在行动上就表现为对有些事积极，对另外一些事就不那么积极。对搞尖端科学，我是积极的，例如物理系先设计制成了一台直线电子加速器，又设计安装了一台小型反应堆，我始终跟踪他们的工作。加速器是成功的，反应堆还没有完成，报上就报道了南开大学制成反应堆的消息，这显然是浮夸，因为反应堆至少还缺少核心部分。对于这个报道，国外也指出这是假的。科学院派专家来审查，也认为反应堆不能认为是“制成”了。我多次向高仰云建议要追查新闻发布的经过，都没有下文。其他浮夸现象还有。

1959年周恩来总理来校视察。上午他和学校领导座谈后向全校师生讲话，讲话中有一点给大家留下深刻印象。他提到中国有六亿人口，每人节约一元钱就是六亿，而我们的积累给六亿人一分就不多了，他形象地把这种算法叫作一乘一除，这话是有针对性的，当时大跃进已经开始，并已出现比例失调现象。接着，他就谈到南开大学最大规模也不宜定得过高。那时，康生提出要普及高等教育，天津市已归河北省领导，当年的招生名额已经从前一年的800人增加到1000人。但周总理的话并没有产生应有的效果，第二年就招收1600人，造成后来工作非常被动的局面。上午周总理讲完话就离校到天津大学去了。下午他又到南开大学来，先到职工食堂，饭后，我陪他走遍学校的研究所、实验室、图书馆和学生宿舍。他问问题很具体，对人异常亲切而平易，我感受很深。

在上级领导的鼓励和帮助下，我们还创办了许多新的专业，如放射化学、生物物理、力学、哲学。我们把原子核物理和放射化学合为第二物理系，筹建了地质地理系，这些工作都是我直接领导的；筹建力学专业和哲学系，我也亲自过问了。遗憾的是，后来这些专业除哲学外，都下马的下马、调整的调整了。地质地理系办了两年，奉命停办。力学专业奉命停止招生两年，无形中解散了。生物物理专业是我们主动停办的。再过两三年，教育部命令把原子核物理和放射化学两个专业调整到兰州大学，人员、图书设备都拨过去了。更令人痛心的是，许多设备到兰州后都报废了，教师没有发挥应有作用，许多骨干分子陆续离开了兰州。后来有人批评我，不应当执行教育部这个命令，从后果来看，如不执行，对学校对国家都是有利的，这件事使我至今感到内疚。当然，在三年困难时期后，一些专业调整是不得已的，但由于头脑发热，建立又调整，造成极大的浪费。两个专业调整到兰州大学，看来于国家无补，而且伤了南开的元气。

我还参加了一系列全国性和地区性的重要会议，参予了制订科研规划和一些尖端项目。(www.xing528.com)

1961年我被任命为副校长，工作任务基本不变，增加的任务是把图书馆交我领导。经过三年困难时期，教学秩序打乱，教学质量下降，党委认为要全面整顿，首先是加强基础课，严格学籍管理。为此，教务处拟定了新学则。正在此时，教育部认为各学校1960年招生过多，质量下降，要求把这个“大肚子班”彻底整顿。1962年学年考试后，经过反复核减，有大约30个学生被“淘汰”。从学生质量看，这个数不大，但较之前几年是多了，为此在文革中我受到严厉批判。这种性质的批判恐怕有普遍性，不限于南开，它带来一个副作用，那就是各学校对淘汰学生都有顾虑，甚至对学生不敢严格要求。我以为当前学校纪律废弛与此不无关系。

经过三年的经济困难时期，我患了一系列慢性病。1963年冬，遵照医生嘱咐，全休三个月，我的课也中断了。1965年暑假后，我到故城参加农村“四清”。现在看来，“四清”收获不是很大。有一个现象我感到有问题，那就是阶级成份划得不准确。例如有一个反动军官没有土地，划为地主；一个富农家庭出身的青年，一直从事手工业，本人成份被划为富农。我向县工作团领导反映，这位领导也认为不妥，但始终没有改正。

1966年学校“文革”开始，校内出现了很多对我的大字报，我回到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