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院系调整的不良后果：削弱了学校特色

这个时期是全面学习苏联的阶段，要写个人经历，这段最难写，因为我主要是按照教育部的统一部署，在学校党组织以及党员副校长的领导下做具体工作，而且工作主要又是教务处同志集体进行的（那时教务长直接领导教务处，不另设处长）。为了谈得带有某些个人特色，我想结合个人的经历来谈。

学习苏联进行教学改革，对提高我国教育质量是起了作用的，这方面就不谈了，主要问题是结合中国实际不够。

1952年暑假，教育部在青岛召开了理科教学座谈会，我参加了。会上提出了正确的方针：学习苏联先进经验，结合中国实际。由于国内大学水平差别大，数学、物理、化学、生物都拟定了两个或三个教学计划，供各校选择，并以第一个计划为奋斗目标。会上也有一些缺点，对于所谓的资产阶级学派，例如生物方面的摩根遗传学，采取彻底否定态度，对资本主义国家教材贬得过低，对苏联教材捧得过高。

可惜的是，会后在教育部的苏联专家认为，一个专业全国只能有一个统一的教学计划，而且他们的态度十分坚决。第二年，即1953年夏，重新召开会议，每个专业提出了统一的教学计划，要求都是较高的。我到会晚了一天，发现木已成舟，没有讨论余地，感到不愉快，不等会议结束，就回天津了。这套教学计划，在当年秋季举行的综合大学会议上正式通过下达。执行这套教学计划的结果，首先是普遍出现学生学习负担过重现象。

黄松龄同志接任教育部副部长，负责领导教学，他找我谈这个问题。我说，中、苏两国教师和学生条件都相差很远，我们把苏联五年的教学计划压缩成四年，还采用苏联教材，学生的学习负担过重是不可避免的。他同意我的看法，但已经不能做根本性的改变。他提出的办法是，压缩寒暑假，取消春假，这个办法一直延续到“文化大革命”。后来许多学校先后把学制延长到五年。但是所有这些措施都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学习负担过重的问题。

学习苏联进行院系调整的另一个不良后果是，有些学校的特色抹掉了。以南开大学为例，本来化学系和经济系在国内都是属于领先地位的，院系调整以后，化工系出去了，部门经济出去了，这样就割裂了理论和实际的联系，化学系和经济系也都削弱了。若干年来，综合大学纷纷设立应用性专业，工科学校纷纷设立基础科学专业，这可以说是否定的否定，但效果很可怀疑。再加上统一的教学计划、教学大纲和教材，各学校的特点更不易显示了。

学习苏联的一个收获是开展科学研究。五十年代中，我们接受了苏联专家的建议，注意开展科学研究。当然，这也是因为我们的科学水平有所提高，为科研创造了客观条件。五十年代，我们创办了理科学报，我的设想是要把它最终办成在国内以及在世界上第一流的刊物。那时学报的文章都是经过比较严格审查的，质量较有保证。可惜由于各种原因，我的设想没法实现。(www.xing528.com)

在那一个时期，教务处对教学工作抓得是比较紧的，每学期都要分别找各系领导汇报教学工作，有问题当场解决。例如每学期开学不久，总要出现学生负担问题和有些课程质量不能保证的问题，特别是所谓“外系课”问题，这些都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在校务委员会领导下，根据校委会决议，教务处还组织了一些经验交流会。如教学经验交流会，师资培养经验交流会等。

下面谈两个具体问题，一个是入党，一个是访苏。

1952年思想改造运动中，我便流露了参加中国共产党的愿望。对我来说，这是思想上一个根本性变化。解放前，我可以说是一个自由主义分子，我同意孔子“君子群而不党”的说法，加入一个政治组织是难以想象的。所以转变，是由于我接受了党的全部理论，而且实践上我已全心全意投入党的事业中去了。但是我感到我的政治觉悟还差得很远，而且土改中我父亲又被划为地主（“文革”后已改正），使我背上思想包袱。我向学校党总支书记王金鼎同志汇报了这种思想，他说，有些人虽已具备了入党条件，但现在留在党外反而更有利。天津市民进组建时，金鼎同志征求我的意见，愿不愿意参加民进，天津市民进的组织者也动员我参加，我因社会活动已经很多，怕参加民进会成为天津市民进组织的一个领导人，我说，我也愿意参加一个组织，以便有更多的学习机会，但若要参加民主党派，我宁可参加民盟作为一般成员。

1955年，清华的刘仙洲入党，在高级知识分子中引起强烈反响。1956年1月，周恩来总理发表“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对我又是极大的鼓舞。接着，在天津市政协会议上，我代表知识界发言，着重分析了解放后知识分子成长的道路。发言稿曾经过王金鼎同志审阅，他提了点意见，同时对我鼓励有加。紧跟着，我列席了政协全国委员会会议，会上知识分子纷纷发言，积极性大为高涨，我发言中提到了要按党员标准要求自己。回津后，金鼎同志和我谈话，我随即交了入党申请书，得到批准。多年来，蕴藏在我心里的愿望终于实现。我的预备期比一般人多了将近一年，估计有两个原因，一是我父亲划为地主，需要调查了解；一是由于雷海宗事件，需要对我加强考查。（反右开始前，雷海宗在一次座谈会上提到马列主义历史科学从某年后停止发展。人民日报“编者按”却说：雷海宗认为马列主义从那一年起停止发展。我曾给该报写信，指出编者按语和雷的发言不一致。）

1956年冬，我参加了教育部组织的高等教育赴苏访问团，并任综合大学组组长。我突出的感受是，苏联科学水平比我们高一大块，他们勤俭办科学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他们重视应用科学，也重视基础科学。那时，苏共二十大已开过，发生了波匈事件，苏联大学生的思想十分混乱。我感到我们的思想政治教育比他们深入细致。当时，中国科学院刚成立不久，与高等学校矛盾尖锐，访问团成员不少是自然科学工作者，我们发现类似矛盾在苏联也存在。访问团决定写一个关于科学研究的专题报告，中心思想是强调高等院校在科研中的地位。第一稿写出来，大家认为有些话过分尖锐，怕影响关系，指定我重新起草，我写的稿得到一致通过。回国后，我还起草了综合大学组的报告。这两个报告都作为访问团的文件，交给教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