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初期：学习和行政工作的挑战

对我来说，解放后首要的问题是学习。我们有10多位教授组织了学习会，在会上，我发现许多人都比我懂得多，我只好认真学习毛主席的几本小册子。

4月间，市委文教部长黄松龄找我，要我做教务长，这是完全出乎我意外的，因为我一贯不愿搞行政工作。可是我看到在共产党领导下，政治开明，社会安定，政策合理，干群关系好，教育前途光明，我还感到人际关系和过去是不一样了，黄松龄同志的态度也是坦率诚恳的；另一方面，从事教育十几年，我对教育还是有一些看法，感到也许可以做点事情。我就答应试一试，以一年为期。5月间，学校校务委员会成立，我开始走上行政工作岗位。

我没有想到的是，在共产党领导下，职务上实行的是终身制，不像解放前每年一聘，聘任期没有满也可以脱身。因此，一年后我无法提出辞职的要求。另一方面，解放后的行政工作和以前大不相同，兼搞业务是非常困难的，我把全部时间投入行政工作还觉得不够。此外，刚解放不久，除旧布新，而且具体做法不断修订，所以特别忙。有相当长一段时期，中央教育领导部门经常召开小型会议，时间半天或一天。我频繁往返于津京路上，在火车上写讲义是常有的事。

与此同时，社会活动也多起来了。我实在忙不过来，就要求添一个副教务长，第一个人选是潘正涛。他到任半年，就到华北大学学习去了。我又提第二个人选陈舜礼。潘正涛回校，陈舜礼又去了。幸而办公室里配备了党员，而且在校务委员会上我同多数教师代表和学生代表合作得比较好，在贯彻上级领导意图上进行得比较顺利。

学校开展“三反”运动，我是办公室主任，潘、陈是副主任。回想起来，搞运动我是非常幼稚可笑的。开始时市里领导学校“三反”运动的是黄松龄，但他因病住院了，这个运动受到“左”的思想的干扰，结果打出了不少假“老虎”，伤害了很多人。(www.xing528.com)

接着就是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1951年冬，我和杨石先到北京怀仁堂听周总理作“一个知识分子的改造”的报告。他阐明知识分子改造的一般规律而且现身说法。接着思想改造运动就展开了，虽然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基本上还是健康的。我的第一次思想检查是胡国定同志帮助我准备的。原来运动目的主要是划清敌我界限，但我决心把我的真实思想通过个人的历史经历无保留地亮出来，我主动作了第二次检查。这样做有好处，例如我检查出曾经帮助别人入学考试作弊，后来我就能做到在招生中自己不作弊。

院系调整是在思想改造运动基础上进行的，这项工作触及许多人的利益和团体的利益，不经过思想改造运动是很难顺利完成的。至于院系调整的缺点，那是另一个问题。

为了学习苏联，学校组织教师学习了俄文。因为教师有英文的基础，学习俄文只用了18天。我因为行政工作重，学习俄文只能听讲，不能复习和做练习，收获不如别人，但借助于字典还是能勉强阅读俄文教材，我还参与了一本苏联课本的翻译工作。南开大学的院系调整也算顺利，但也有一些问题没有解决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