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期间的困境与抗战胜利后的挑战

我们到武汉不到半年，武汉大学就决定西迁四川。一个夜晚在珞珈山上，我们看到敌机飞过，炸汉阳兵工厂，又看着它们飞回。学校停课后，我们先到宜昌，在那里又遇到敌机轰炸。是年阴历年后到了重庆。后来武汉大学决定迁乐山，我们就到乐山，在乐山呆到1942年，在那里遇到两次敌机滥炸，炸得很惨。

抗战期间国外期刊来不了，很难进行前沿研究，我主要就是讲课。我讲课的面很广，学过的教，没学过的也教，边学边教，借教课来拓宽和加深我的基础。当时，我自学能力还较强，这样做还没有遇到困难。但由于用力不专，个人收获不很大。

科研方面，我也写了一点东西，水平不高。我和陈鹘把在意大利开始翻译的德文书译完，又译了另外一本。前一本是用白话文译的，后来出版了，据说是第一本白话文数学书。后一本用的是文言文，没有功夫整理，没有出版。直到八十年代，我根据这书改写补充后的新版，改用白话文重新翻译，现在已经被出版社接受，尚未出版。

当时的中英庚款董事会董事长、教育部长朱家骅曾经两次来信要我到同济大学，第一次要我当数学系主任，第二次要我当理学院院长，我都没有接受。西南联大的江泽涵也两次来信要我去，我也没去。第一次是因为陈怀孕在身，第二次孩子出生不久。那时交通不便，我们安于现状，怕坐长途公共汽车。

我既怕耽误业务，又怕卷入人事纠纷，只是埋头教学和科研，不参与学校事务。1942年，我的房东逼我搬家，我们到处找房子，都是功败垂成。那时四川大学在乐山西80里的峨嵋山。正在我们走投无路时，四川大学理学院许多骨干教师因派别斗争离校，许多课开不出来。暑假开始，川大理学院院长周厚复来乐山请武大教师假期中去讲课。为了图短时的头脑清静，我去教了两门课。与此同时，陈在乐山继续奔走，仍然徒劳无功。周厚复了解到我们房子出了问题，就要我们两人到川大任教，并且答应专为我们盖宿舍。我想：武大我呆不长，太平洋战争已经爆发，抗战可能较早结束；又羡慕峨嵋风光，能朝夕与它相对，也是快事。我就同意去，既解决了房子问题，又可以畅游峨嵋。

我结束川大的课回到乐山，武大一些领导人知道我要到川大，就挽留我。理学院院长桂质庭还怕我把武大的人拉到川大去。我向他保证：绝不拉走武大的人。许多学生也来挽留，但我去意已定，不便更改。当我们一切准备好将要动身时，教务长朱光潜也来挽留，并且同意教授宿舍盖好后留一幢给我们。我们不愿意让人们认为我们走是要挟要房子，因此再三讲明要走的理由，朱光潜只好同意放我，并和我谈妥，让我在武大告假一年。

川大数学系原有三位教授，其中一位是兼系主任的柯召，都已离校。我到川大，首先是重整教师队伍。我为系里添聘了一位教授，把柯召请回，又增聘了一位川大刚毕业的学生为助教。在柯召到校前，我只好代理系主任。

刚刚安排就绪，川大校长换了黄季陆。他是国民党四川省省党部主委，省党部设在成都，他要把学校搬回成都。我们只好告别峨嵋搬到成都去。不久柯召返校，仍任系主任。

1942年夏，武大朱光潜来成都招生，约好我同船回乐山。我把行李都收拾好，只等上船。没想到我到图书馆还书时，被学生发现报告了黄季陆。他和我在成都的姑母、姑夫是熟朋友，他立即拉了我姑母来我家，硬把我们请到饭馆吃饭。那时，我姑母正闹家庭纠纷，需我调停，在他们两人再三劝说下，我勉强同意留下，未能回武大。(www.xing528.com)

武大回路已断，我只得安心在川大。过了几个月，柯召任教务长，黄季陆让我接任系主任，我不接受。他让我当理学院院长，我更不同意。我愿意专心搞业务，所以历来拒绝出任行政工作，代理一个学期系主任，完全是不得已。在旧社会，人事纠纷复杂，更使我视行政工作为畏途。没想到1943年发聘书时（当时聘书每年一发，不发聘书即停聘），我的一位得力助教（武大毕业生，比我早一年到川大）没有得聘书。我找到了黄季陆，指出她是全系最强的助教，停聘她不合理。黄说，现在精简人员，首先是精简非川大毕业生。我据理力争，黄也自知理由不充分，就作了让步，同意把她聘为师范学院助教。我知道再争无益，只得同意。这事进一步使我感到，川大比起武大更不是我可以久留之地。

在川大，我授课情况和武大相似，但较集中。当时好几个教会学校都搬到成都，和华西大学联合办学，我在那里兼过课。1944年11月，中国科学社在成都开年会，我在会上宣读了三篇论文。那以后，成都数学界部分人组织了不定期的科学讨论会，在会上我作了两次报告。

1945年抗战结束，我是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喜的是抗战胜利；忧的是国内政治斗争尖锐，前途未卜。果然，川大校内出现特务学生伪造进步教授的大字报，贴出来后还拍了照，目的显然是要迫害他们。这引起教师们的气愤，大家联名给黄季陆写信要求开除两个特务学生，我和陈也都签了名，黄季陆虽然被迫开除了他们，但马上又把他们送到庐山受训，这表明川大的政治环境已非常险恶。部分教授酝酿组织教授会，酝酿方式是到茶馆喝茶，我也在被邀之列。教授会成立，我被选为理事。

1946年春，上海交大教师罢教，抗议薪金菲薄，生活无保障，川大教授会开会响应。黄季陆到会发表讲话，使罢教议案被否决。教授会认为这不代表多数教授意见，决定用联名签字方式发动罢课。由我起草了简短的罢课声明，其中有这样的两句话：“对远地的同道表同情，向黑暗的现实提抗议。”结果教授会成员签字的远远超过了半数，实现了罢课。

过了些时候，许多大学纷纷复课，有几个学校约我去任教，其中一个是燕京大学。我对教会学校有点成见，但喜欢北京，也就同意了。接着南开大学也来信约我，我当然愿意回母校，就辞去燕京聘约，同意回南开。

我在武大五年，川大四年，都没有能培养出和我研究方向一致的学生。主要原因是我本人研究工作开展不够，方向不专，教课庞杂，不系统。另一个原因是时间都不够长，当我亲自培育的学生即将成熟时，我就离去。这样，我就未能培养出能够和我合作的助手，也影响我日后业务的成长。

在武大，我不参与学校事务；在川大，我代理半年系主任，是参与学校事务的开始。后来，因为我的教研活动受到干扰，感到有必要保护自身的利益，参加了教授会的活动，这对我来说是一个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