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在英国留学履历及对国内形势的影响

我们到伦敦时，英国各大学都已开学。一个英国人负责为我们联系学校，我希望到剑桥大学，他却忙于解决容易联系的学校。别人都要上学了，他还没有替我联系，我很着急。一个从法国来的中国学生陈传璋正在伦敦大学大学学院进修，他主动替我联系该学院，我就在大学学院注册为博士研究生。

入学以后我才了解，大学学院有两位几何学家。我除了听课外，他们都指定我看参考书。中英庚款董事会规定，公费三年，第三年可以转到别的国家。我希望两年得到博士学位，第三年到德国。可是在大学学院一年快过去了，导师们都还没有给我提出研究课题。这样，我就没有把握第三年到德国去。我想，宁可放弃博士学位，也要到德国去。那时陈省身已经到了德国的汉堡，我写信和他商量。他告诉我，汉堡大学有三位高水平的教授，可以指导当时的任何数学研究课题，于是我就在大学学院申请改为硕士研究生。

1934年秋季，两个导师分别给了我硕士论文题目。按规定，一篇论文就可以了，做两篇是为了保险。过了半年，两篇论文都已基本完成。数学系经常有科学报告会，在会上，我对这两篇论文分别作了报告，颇得好评。其中一篇，我没有用稿子或者提纲，还解答了会上提出的各式各样的问题。报告后，系主任说：“在习明纳尔上不用讲稿，是惊人的成就。”他不知道这已经成为我的习惯。我的一位导师还表扬我在黑板上保持整洁。会后有不少人向我表示祝贺。

论文答辩时，除导师外，还有剑桥大学来的两位专家。他们提出的问题，我都分别作了回答。答辩后，一位导师告诉我答辩通过，可以得到带有表示成绩优异的星号的硕士学位。

我在英国的两年是有收获的，但远不是理想的。我的经历使我形成两点看法：1、学习一定要尽可能到师资强的地方去；2、到一个单位学习之前，最好对它有充分的了解。

1934年陈在南开大学数学系毕业后于3月到了英国，我们结了婚，她也被大学学院接受为研究生。因为时间不够，不能读学位，就选修了几门课。她到伦敦的旅费是借的。在国外的费用，两人和一人差不多。(www.xing528.com)

1935年7月我们到了德国汉堡。德国大学只授予博士学位，已经取得硕士学位的人，至少还要过一年半才能取得他们的博士学位。因为我只有一年的学习计划，我们就都作为访问学者在汉堡大学听课。我们可以利用数学系的图书馆，参加系里的各种活动。我同时跟勃拉舒克教授研究积分几何，这门学科是新创立的，勃拉舒克和他的学生已经发表了一系列的论文。勃拉舒克每周要带领他的追随者绕市里一个大湖散步，散步时可以交谈，也可以做学术交流，我参加了。勃拉舒克给我看了他刚出版的关于积分几何的小册子，我读了以后，他先后给了我两个小题目去做，我把做的结果向他汇报，他都表示满意。

1936年春季，我了解到像我这样的人可以向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申请研究补助。我申请了，得到了补助，可以继续留德一年。暑假后，勃拉舒克给了我一个较有份量的研究课题，我做出以后，他满意地说：“你进行得这么好，我很高兴。”接着他问我为什么不拿学位，我说：“我只有半年时间，来不及了。”因为开始办理拿学位的手续，至少还需要一年半。勃拉舒克又给我另外一个课题，这个课题比前一个意义重大，别人做过，但没有做出来。过了两三个月我做出了圆满的结果，他听了我的汇报，看了我的草稿说：“你几乎把一切都做完了。”他再次问我：“你论文都有了，为什么不弄个学位？中国人不是很重视学位的吗？”原来，论文是取得学位的主要依据。我告诉他，“我在德国只有两三个月了，没有时间了。”

在汉堡两年，我听了三位数学大师的课，参加了一些学术活动，会见了欧洲各国的一些数学家，是很有收获的。但也有很大的遗憾，那就是，我没有注意收集资料。回国后，又遇到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看不到国外书刊，这就造成我和数学前沿工作的极大差距。

1937年我接受了武汉大学聘约。我们原订了意大利船票，6月下旬动身回国，因该船被意政府征用，而其他国家船票都贵得多，就改乘下一班意大利船。我们利用这一个月时间在意大利休息旅游。在此期间，我和陈合作开始翻译一本德文数学书，后来用这书稿费归还了陈上大学时的借款。在船上听广播，才知道国内发生了卢沟桥事变，而且平津已经沦陷。原来在意大利时我们没有看报，不知道。到香港和广州这天，正是8月13日，上海抗日战争爆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