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毕业后的前三年，我的生活是不安定的，一年换一个地方。1930年春，一个偶然事故使我父亲失业，他回到肇庆。那年清华开始招收研究生，我想报考，但我父亲要我就业，担负瞻养大家庭的义务，这是我不能违抗的。不过我仍然报了名，怀着抑郁心情参加了考试。我和陈省身都被录取了，还有每年320元奖学金，那是完全够用的。但我只好向清华申请保留学籍，到广州中山大学任教。
中山大学有两项工作供我选择：一个是农学院讲师；一个是数学天文系助教。讲师比助教薪金多60%，而我选了助教。我以为那对进修较为有利，而且他们还告诉我，将来有到法国学习的机会。对那里的助教生活我不满意，进修条件很差，实行坐班制，时间难以利用，出国希望更是渺茫。因此过了两三个月，预科兼高中部一位教师因病请假，找我去兼一门课，我就接受了。那时我已清楚地看到，与其在中山大学工作下去不如积累一点钱留给家里，以便脱身到清华。寒假后，预科兼高中部找我去做专任教师，我就辞掉助教职务去教课，那里的报酬比助教几乎多一倍。我还兼了一个月的化学课，又短期在一个补习学校教物理。最后，我还向我大姊借了1000元，用暑假期间翻译了一本书，准备将来用稿费还债。我留给家里的钱，估计足够家里三年的费用，这样我可以到清华研究院念三年书。
1931年秋季我到清华复学，又和陈省身同班。在清华这一年也不理想，我选了四门课，可是那年“九·一八”事变后学习不安定，更重要的是，我的导师给我的第一个研究课题是明显没有科学意义的。所以，当1932年姜先生叫我回南开做助教时，我马上接受了，中断了研究生的学习。
在南开，我除了批改两门课的作业外，还把姜先生的投影几何课上我记的笔记整理成讲义发给学生。(www.xing528.com)
这一年我还得到科研的初步训练。德国汉堡大学的中年教师斯佩尔纳（E.Sperner）在北大讲课，姜先生知道他让北大的青年人看一篇文章，就让我也看。不久，斯佩尔纳来南开大学访问，姜先生把我介绍给他。他告诉我，那篇文章应当改进，让我试试。我根据他的思路作出了初步成果，他很满意，约我1933年秋季到北大任教，我也同意了。
1933年6、7月间，报上消息说，中英庚款董事会招考第一届留英公费生。在我还没有决定报考时，姜先生认为我该报名。他说：“你的机会很好，他们叫我出数学考题，我没有同意。”我完全领会他这句话的涵义，就报考了。考得不好，但居然录取了。第一届中英庚款公费生有20个名额，这次一共只录取了9名学生，其中数学一名。9月间，我们9人坐船到法国马赛登陆，转到伦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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