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学到中学：私塾经历及南开中学的五年学习

我是广东肇庆人，1908年生于天津。祖父和父亲都是前清科举出身，祖父早故。辛亥革命后，父亲经营过工商业，而更多的是从事文教事业，当过天津旅津广东学校校长，主编过高要县县志。

在天津，我上过一年小学。和我一同上学的有比我大一岁的哥哥大业和二叔的儿子大猷，大猷比大业小半个月。1915年因我母亲病重，我家搬到广州，不久母亲去世，又搬到肇庆。那时我有三个姊姊，是前母所生，同母的有大业和三个妹妹。和我住在一起的还有祖母和一个早寡的姑母，姑母是高要女子师范学校校长。1918年，我父亲娶了继母，她有一个儿子和三个女儿长大成人，所以我们共有三兄弟九姐妹。

在肇庆，我和大业上高要县立模范小学，1919年毕业。我印象较深的小学教师中有一位是陈禹范，他是校长，教过我们《论语》、英语，还教会我们四声和反切。这点启蒙的音韵常识对我后来欣赏文学作品和写作很有好处。他还能讲纯正的国语，在广东人中，当时是很难得的。

在假期，父亲总要我们两弟兄念古文，并背给他听，后来又背了《孟子》。小学毕业后，父亲让我们上了半年私塾，接着又让我们到广州上私塾。和小学相比，我对私塾反感很大，但父亲是很严肃的，只能服从。在广州，我们念《左传》，阅读《通鉴纲目》，也念些散文和唐诗。每天写大字，每六天作一篇文章。我们一共上了两年私塾，消磨了锐气，只是语文有所长进。

我家里有一箱旧小说，我差不多都看了。广州的私塾老师不许看《三国演义》以外的小说，但我们向同学借来偷偷地看。有些小说是不健康的，但看小说能够增长常识和词汇，提高表达能力。

1921年，我父亲再次到天津谋生，带了大业、大猷、我和大立，大立是四叔的儿子，比我小四个月。我们都考上南开中学，四个人住一间宿舍，年龄、个子都差不多，很引人注目。

在一年级，我最感吃力的课是英文，课本是《五十轶事》。我的英文基础很差，无法跟上。幸而一位在大学上三年级的表哥定期来宿舍帮我，一两个月后我才逐渐跟上了，考试也勉强及格。没想到学年末送给家长的成绩单上，却盖上一个戳子，上面写着“该生本学年品学均有可称，请贵家长鉴察”。大猷成绩单上也盖了这个戳子。

一年过后，父亲感到他的收入无法供四个学生上学。这时祖母因大猷幼年丧父，就负担起他的费用；大立因母亲患喉癌回了广东；父亲的一个朋友负责我的费用。这样，父亲就只管大业一个人。从这时起到1926年高中毕业的四年间，我用的就是父亲这个朋友的钱。他使我能继续学习，我对他是感谢的。除每学期的学宿费45元外，他每月还给我10元。这对我本来是够用的，但他的钱有时给得不及时，我又不敢向父亲要，所以经常负债，给我造成很大的困难和思想压力。

1922年，南开中学改三三制，我上初中三年级，英文虽然还不好，及格已经不再是勉强的了。上高中一年级时，我遇到一次挫折，第二学期的一次小考中，化学和西洋史都不及格。主观原因是我那一年比较贪玩，对这两门课学习又不努力；客观原因也是有的，开学时，我钱不够，化学课用的是英文原版书，比较贵，我没有买，因而没学好。西洋史用的是中文教材，这本书很怪，完全用表格方式来表述每个历史事件，如原因、经过、结果等等，此外不带任何说明。本来我对历史还是有兴趣的，但我不愿意死记硬背。小考两门不及格，对我敲起警钟，以后这种失误就不再出现了。可是令我深感遗憾的是，我对西洋史的印象至今仍是模糊的。(www.xing528.com)

除此以外，在高中时，我的学习成绩是稳步上升的。特别是上高中二以后，我的学习变得主动多了。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之一，也许是因为英语基础已逐步巩固，我对它的兴趣也高了，而英文又是当时的重要学习工具，对学习别的课是很有帮助的。

我喜欢课外阅读，经常到图书馆翻书看。那里书不多，却有两套大百科全书，一套是大英百科全书，一套是美国的，我只是无目的地乱看。此外，我印象较深的是吴稚晖写的《上下古今谈》，是用问答式写的，其中关于天文部分使我大开眼界，我第一次了解到宇宙间有那么多新奇事物。

课外体育活动，我喜欢打网球，但没有师承，不会发球。我也打乒乓球，用宿舍里的书桌当球桌，上面放几本小英文书当球网，虽然打得好，却不能上大桌。

那时反对帝国主义的学生运动是较多的，除了“五七”国耻游行外，又遇到“五卅”和“五三”运动，我们上街宣传、募捐、抵制日货。

1926年，我中学毕业，是保送免试上南开大学的三个毕业生之一，我们还得到免学宿费四年的待遇。学费每学期30元，宿费15元，所以一年共节省90元。

在南开中学的五年学习，为我日后成长奠定了较好基础。德、智、体诸方面都有收获。

这里可以补充一点，1925年大猷考上南开大学矿科一年级，大业考上南开大学预科，一年后升本科。所以那一年我们弟兄三人中，只有我还留在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