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到外经贸战线工作，完全是一个新的领域。既不同于在出版社的科普编采出版工作，也不同于在政协机关的文史编写研究。但却发现在商海所接触的人和事中，有的似乎是历史的重演。如和外商洽谈，或和官方合作，好似在文史资料中看到的老板之间的交易和官商间互利互用的场景；研究企业集团的组建规模，又似过去洋行、托拉斯的模式。人称开卷有益，文史资料也是古为今用。但当时理解不深。从中却悟到，历史永远是一面镜子。
1986 年刘兰涛同志在政协与机关工作人员合影（后排右1 田桂林，右3 游德昌，右4 杨大辛，左1 林放，左6 温宝钟。前排左1 丁立松，左2 张笑平）。
这期间我有个意外收获。大概在20 世纪90 年代初的一个春节，去看望张敦书老先生时，他忽对我说，他所积存在家的《天津文史资料选辑》1—45辑，全部赠我收藏。理由是他家中住房紧，没有地方放，知我喜欢文史资料所以送给我。当时，我不知怎么说好！看到老先生真诚的面孔，使我却之不恭，受之有愧。他看我面有难色，又说：“你今天拿不了那么多，下次再来拿！放在我这里实在没有用。”恭敬不如从命。我万分感激地对张老说：“那就由我来收藏，今天先不拿，明天我借辆车一次拉走。”
就这样，我意外地得到了1—45辑《天津文史资料选辑》。(www.xing528.com)
调离市政协后，和乔维熊副秘书长因同是燕京大学天津校友会的校友，经常晤面。和方兆麟同志有时也在相互上下班必经的马场道上相遇。同时还和一些政协的朋友交往。这样与政协之间的联系一直没断。
在外经贸系统的天津新技术开发集团和立达集团一干就是10 年（从1986—1996 年，1991年退休后，又聘任五年）。在这10 年中，也偶尔看到《天津文史资料选辑》，还是对人物和财经、金融等史料感兴趣。如《曹锟家族轶闻》、《我是沙场过客》、《宋哲元自纪》、《宁波帮三银行兴衰始末》以及专辑《沦陷时期的天津》，此辑内刊登了先父所写的《我在日本宪兵队里的囚徒生活》一文。此书出版于1992 年10 月，惜先父已于1991 年谢世，未能生前阅此发表稿，也是一份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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