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文史办工作经历及交往

1985 年，在《科学与生活》创刊五周年之后，我提出了改革计划（即编辑部自负盈亏，向出版社承包）。虽得到同志们的支持，却为社领导所不理解，所以通过周茹同志的关系（周茹同志系原市委统战部长，和先父相熟，时任市政协副主席）调入市政协机关，而到文史办任编辑。又适值乔维熊同志任市政协副秘书长，分管文史委员会工作（乔老也和先父相识）。时文史办由杨大辛、游德昌任主任，办公室的同志有郭璞、温宝钟、张笑平、方兆麟、张玉芳、康明、仉志刚、周桂兰等，还有近十位在旧社会历经沧桑，有着一定阅历和社会知识的老先生：齐植璐、孙家骥、刘炎臣、刘续亨、刘嘉琛、徐秀珍（女）、谢鹤声、沈滨、陈珍（女）和一位老校对张敦书等。令人高兴的是，在文史办见到了50 年代初我在天津《大公报》（时更名为《进步日报》）实习时的导师、资深名记者张高峰先生（他落实政策后，任市政协文史委员会副主任）。想不到阔别30 多年的恩师，又得相见。

1985年秋，文史办部分老先生于刘炎臣老家门口合影（前自右起：谢鹤声、周恩玉、刘炎臣、孙家骥、林放；中：张敦书、刘续亨、刘嘉琛；后：温宝钟、沈滨）。

到文史办后，对安静的工作环境十分满意（给我安排了一间办公室），图书资料室的大量史料，更令人目不暇接，都愿一看。但和在出版社杂志编辑部相比，却又有三个不适应。一是《科学与生活》编辑部每天人来人往，信息灵通。在文史办则太闭塞了。二是在出版社几乎每月都要外出，或采访或开会。北上哈尔滨、长白山，南至广州、南宁市，西往青海湖、峨眉山。一周内去一次北京已习以为常。到文史办后，半年内未出过差。三是文史办的上下班制度，和在杂志编辑部只要保证按时出刊，平时自由自在的工作环境大不一样。

这些不适应，加上个人的性格因素，终于使我在文史办工作了一年多后忍痛割爱，还是要求调动一下。(www.xing528.com)

1986 年，在市政协会议期间，巧遇原在科技出版社时的一位作者凌肇元。这时，他已是外经贸委副主任、市政协常委。他正在筹组一个直属市政府的外贸集团。他见我后，动员我到他新组建的集团工作，主要是负责和国内外搞合作出版。

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搞合作出版，是一项诱人的工作。经向市政协有关领导申请，记得最后由孙维甫副秘书长（他和我弟妹解放前在津参加学运工作时曾是同学、战友）和我谈话，既鼓励我在改革开放的年代去商海闯荡一下，也诚恳地表示，欢迎日后再回来。就这样，以依依之情，转到了外经贸战线。一年后，即会同中国科学院出版社、《华声报》、《世界经济导报》共同出版了《华夏科学家、企业家》一书，在香港发行。

在政协文史办工作的一年中，还只是熟悉情况，没有做什么具体工作，但和老先生们相处甚好，特别是与孙家骥、张敦书两位交往较多。而我家中的《天津文史资料选辑》，已由最初的两辑，而积存到二十多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