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的重要历史揭示

最早看到的是全国《文史资料选辑》中的《冯玉祥北京政变》（第5 辑）、《七七事变纪实》（第1 辑）、《驱逐溥仪出宫》（第4 辑），以及一单行本《戴笠其人》等。记得那时共有7 本全国《文史资料选辑》放在先父的书架上。但在“文革”中，连同全套木匣装的二十四史，都被红卫兵作为“四旧”一并扫地出门，已无踪影。

真正自有的两本《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1、2 辑，是在“四人帮”被打倒后的1979 年，由先父的两位挚友，也是银行界的同仁，又是天津市政协文史委员会特约征稿人朱耀如（原天津浙江兴业银行经理）和祝淳夫前来约先父写稿时赠阅的。

在《天津文史资料选辑》上看到的第一篇稿，也正是天津市政协1978 年后编辑出版第一辑的首篇——《周学熙与北洋实业》，作者淳夫。从这两本文史资料开始，就间断地看到《天津文史资料选辑》。

那时，我已落实政策，归队到天津市出版局，分配至天津科技出版社创办《科学与生活》杂志。工作繁忙，又经常外出组稿，对《文史资料选辑》只是见到时，从先父屋里拿来偶而翻阅。但对《文史资料选辑》中有关科学技术的史料，则必看一下。如《从北疆博物院到天津自然博物馆》、《我参加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制》等文稿。(www.xing528.com)

同时，我对文化艺术史料、晚清史料以及有关北洋和天津的人物小传特别感兴趣。如《李鸿章轶事述闻》、《那桐日记》、《我跟随溥仪二十八年》、《我所知道的袁世凯》、《黎元洪事略》、《一代艺术宗师张大千》、《谭门艺语》、《天津的票友和票房》、《南开话剧拾遗》等。

由于先父曾在天津金融界工作十余年，因此对天津的银行、洋行和工商业史料特别关注。诸如盐业、金城、大陆、中南“北四行”的经理，怡和、太古等洋行的买办，以及有关启新、开滦、东亚、仁立等大企业的史料。因为在这些金融机构和工商企业中，有不少提及的人名是自己所熟知的长辈。

以上这些方方面面的文史资料，不但引起我的兴趣，更增长了知识，开拓了视野，从而产生了退休之后，从事天津近代文史资料研究工作的想法，以得到历史知识的滋养，使自己老有所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