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 璞❋
1978年10 月中旬，政府有关领导突然通知我说：经研究将安排你到天津市政协工作。具体日期另行通知。1979 年2 月上旬又正式通知我：即日办理手续，立即到市委统战部报到。我的心真是激动不已，万言千语不知从何说起。
在市委统战部接待我的是任焕晶同志，他先作自我介绍，说自己是市政协文史办的副主任，同时告诉我政府安排到政协来工作的还有程海和秦进。他说，春节将至，你们在家过完春节再正式上班来吧。
春节过后正式上班，我看到程海、秦进也都来了，任焕晶介绍情况并安排我们三人的工作：程海过去搞共青团工作，就多和外界联系，做宣传统战工作；秦进当过记者，就搞革命史征集工作；对我则安排到资料室工作。随后，我们见到游德昌、杨大辛两位主任，他们正不知疲倦地埋头忙碌着。再后又和所有在文史办的工作人员应伊利（不久即调走）、李安东、王懋辰、刘炎臣、柴寿安（落实政策后，成为正式干部）等人见了面，使我对文史办人事安排有个初步了解。
过去，我是一个中学语文教师，也知政协是搞统战工作的。但具体到文史办资料室的工作我能做些什么呢？我真感到不知所措。后来，通过学习及游、杨二位主任的教导，我才理解文史资料工作的方针与任务。文史资料工作的总方针是：高举爱国主义旗帜，坚持实事求是，存真求实的原则，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其工作任务是：征集自戊戌政变以来至现在的中国近现代史中亲历、亲见、亲闻的重大的、有价值的史料，其范围包括政治、军事、工商、经济、科技、教育、文化、卫生、民族、华侨、宗教及社会等各个方面。通过征集、编辑、出版这些史料，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有借鉴的历史经验，并为研究中国近现代史、历史教学、对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等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服务。
通过学习我才真正体会到“资料”是我们文史办工作的基础，是我们编辑“选辑”的根源，我下决心要把资料室工作做好、做细，使我们的资料室起到它应有的作用。当时我接管资料室工作时，仅有300 多卷稿件，全部是文化大革命前征集来的。据任焕晶副主任说，文革时期政协曾遭到严重破坏，很多物品被抢劫、破坏，可以说一切都荡然无存了。粉碎“四人帮”之后，文史委员会恢复工作，经政协领导多方寻找、交涉，并经市委批准才要回这些稿件！多么宝贵的资料呀！为了抢救历史，为了我们“选辑”的编辑、出版扩大稿源，杨大辛、游德昌二位主任不遗余力四处奔波，经领导、政协委员的推荐，朋友们的介绍等途径，前后用了二三年的时间，陆续找到有各方面经历的老先生为我们献力，至今我想到的人员有：刘炎臣、刘绪亨、刘嘉琛、刘越千、刘行宜、俞志厚、齐植璐、谢鹤声、周恩玉、孙家骥、关迺澂、步丰基、孙立民、吴树元、杨平、陈珍、张敦书、王秀舜、徐秀珍、师静淑、邹仁波、赵桂珍、胡绍芳、冯广臣、李文彬等（此中也有中途走的）。这些老先生一般都是60 岁以上的离、退休人士，都有一定的社会阅历，对解放前的历史都有一定的了解。这些老先生所从事的工作包括各个方面：政界、新闻界、教育界、经济工商界、戏曲界、宗教界等等。这些老先生虽然每月仅领取30 多元的车马费，但他们冒酷暑、战严寒，四处联络、各方探访，征集到很多珍贵的史料，为“选辑”的编辑、出版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些老先生的精神是感人的！在这里还应特别提出陈健、林放和刘一业三位老先生。陈健老者在访问中广交朋友，与台湾作家罗兰女士成为好友，不仅征集到珍贵的史料，而且宣传了党对台湾的政策，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林放老者是一位多才多艺的人，其所作之科普文章不仅曾获一等奖，其影响也很广泛；至于刘一业老大姐，她是接替我的工作。她是市图书馆退休老同志，是科班出身，工作认真、细致，受到文史办所有同志一致赞许。这三位老同志至今仍在文史办勤奋工作。
社会力量发动起来了，就显得干部力量不足，政协领导及时将新毕业的大学生方兆麟、杨争光、江晓敏，后又调来张玉芳充实干部队伍。这些新毕业的大学生朝气蓬勃、思想开朗，充满开拓创新的精神，给文史办带来了活力。很可惜，时间不长，江晓敏、杨争光陆续调离，领导又调张高峰、张笑平、祝淳夫（借调干部）作以补充。由于干部力量的增强，在工作安排上也做了调整：方兆麟负责协助办公室二位主任工作，除审稿外还有对外联系等事项；张笑平、张玉芳负责来稿的初审工作。在此时办公室特别强调了征集工作：任焕晶、秦进（后因病调离）、陈珍为革命史组；科技、文教组由柴寿安负责；张高峰负责工商组，祝淳夫负责经济组，开展更广泛、更深入的征集工作，文史委员会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局面（后任焕晶调文史馆、革命史组与文教组合并）。
我是资料室、图书室的负责人，除了每篇来稿必须进行编号登记外，每月老先生的车马费、每季度来稿的稿酬，都由我统计、造表领取，发放给每个人或邮寄出去。在此要特别说明的是：车马费的标准与稿酬的等级是在文史委员会恢复工作后第一次会议上决定的：车马费每人每月35 元；稿酬按史料价值分甲、乙、丙、丁四级：甲级稿每千字6 元；乙级稿每千字4 元；丙级每千字2 元；丁级每千字1元。另外来稿属全国性的转送全国政协文史委员会，属其他省市的也及时转出；对于毫无史料价值的就退还原作者。另外，为了方便大家查阅来稿，我每两年就编一册《天津文史资料目录》，编写方法是参照文史委员会所指出的任务中各项分别登记，总共编了六册。当我们的“选辑”出到第40 辑时，又编了一本1—40 辑《篇目分类索引》，既方便了查阅已刊出稿件，也方便了读者。
资料室的工作除保管好所有稿件之外，对于已出版的“选辑”必须及时送到读者手中，将所剩余的保存好。我们的“选辑”是宣传党的政策的，是党的统战工作的工具，所以开始时是内部刊物，由第14 辑才改为公开发行。我初到文史办时，第一辑正好出版了，我不知该如何发送，在游、杨二位主任的指点下，我方知“选辑”的赠送分两种：一为真正的赠阅，一为交换，即与各省、市建立交换关系。首先要送给本市四大机关，即市委正副书记、常委；正副市长；人大常委会正、副主任等。我们政协除正副主席、秘书长外，还有政协常委都必须赠送。此外则为交换关系，除市内六区及四郊五县政协，市内各民主党派、市工商联、人民团体如妇联、侨联，都要建立关系。全国政协每期要赠送10 册。至于赠送个人的姓名、住址，由政协秘书处提供。这些问题解决了，在大家的帮助下每一册都盖上了“赠阅”、“交换”图章，装好信封，该邮寄的我就骑车一趟趟送邮局寄，能集体送交的，我就亲自送去，如四大机关、各民主党派、工商联等。如此又使我认识了很多人，并建立了良好的关系。
政协是搞统战工作的，文史办就是其中一个阵地，因此接待外来人员的咨询、查阅资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如南开大学、天津大学、天津师范大学等就常来查阅有关张伯苓、潘承孝等老教育家、名教授的资料，为此我们和他们建立了交换关系，南大校友会不仅送给我们一些书刊，还给我们写了几篇稿子。一些历史人物的后代来查阅其先人在世时的事情，如袁世凯的孙子袁家宾，曾多次查阅有关袁世凯的资料；有的作家也来查阅天津恶霸混混儿的资料作为创作的素材；还有来了解我们征集史料的办法及现存资料数量，我都一一解答，受到他们的好评。
在此还要特别提出的是：北京电影制片厂为了拍摄电影《日出》，特派剧组来津找到了政协文史办了解解放前天津妓院的情况，经领导批准将有关天津妓院资料供他们参考，并由游、杨二位主任及刘炎臣、周恩玉老先生和他们座谈，详细介绍，使剧组人员很受感动，一再表示感谢。
“选辑”所发表的文章，不仅引起了史学界的关注，甚至纠正了已有的“定论”的错误，同时也激发了青少年的爱国热情。
文史办的领导通过各种渠道，约请到孔子第七十六代衍圣公孔令贻的女儿孔德懋的亲生女儿柯兰，根据其母平时口述，参考《孔府档案》写出了《孔府内宅轶事》。此文在《选辑》第13辑发表后，在国内外引起了轰动，特别是身在台湾的孔德成无比激动。
我们还征集到清末太监小德张的孙子张仲忱写的《我的祖父“小德张”》及一些有关“小德张”的史料相继发表，受到各界关注，有的刊物还予以转载。(www.xing528.com)
除了《选辑》受到各界关注、喜爱外，我们每年所出版的“专辑”同样引人注目。如《天津租界》、《天津的洋行与买办》、《沦陷时期的天津》、《津门老字号》以及人物专辑等，都受到好评。这些“专辑”的出版同样凝结着全体人员的心血。特别在征集《津门老字号》一书时，老先生们不顾年老体弱，冒着严寒酷暑，四方奔波、伏案疾书，为此书的早日出版付出了多少心血呀！他们深深感动了天津的企业家。天津电视台据此资料还拍摄了两辑专题片。
政协领导本着“同心相知，同志相从”、“广交朋友”、“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精神和原则，为党的统战事业而奋斗。这一点我是深有感受的。为了争取各方人士对文史办工作的支持，我曾随游德昌主任拜访过方之中将军、戏剧家吴祖光先生，还到北京看望过原天津文史馆馆长陈邦怀，以及曾为我们写过稿的高渤海、傅二虞等老先生；在乔维熊副秘书长主管文史委员会工作时，我曾随之访问并邀请杨固之、张章翔、施公麐等银行界老先生，并在祝淳夫同志家中座谈，由此征集到一批解放前天津各银行的史料。
对于在文史办工作的老先生，文史委员会领导关怀备至。周茹副主席经常和大家谈话，慰勉大家要“劳逸结合”，保重身体，为感谢各位老先生曾亲自在利顺德大饭店宴请大家；政协春节晚会请各位参加。
文史办公室的领导深知老先生们不畏酷暑、不惧严寒的拼搏精神实乃感人至深，为此每年，甚而每季都率领大家游园参观，调节精神。游水上公园时冯百省副秘书长设宴；游人民公园时，乔维熊副秘书长设宴，使老先生们都很感动。
最使大家终生难忘的是经政协领导同意由游、杨二位主任率领老先生们登泰山、参观“三孔”和游大明湖那次活动。我跟随二位主任打前站，得到山东省政协和泰安、曲阜政协的大力支持。对大家的吃、住、行都做了充分安排。二位主任走后，我留守在泰安。按订好的日期、钟点，我备好汽车到兖州车站迎接大家。火车准时到站，杨主任率队（还有干部江晓敏），我看到这些六七十岁的老先生个个精神抖擞、红光满面、笑容可掬，我的担心完全打消了。到泰安宾馆刚安顿好，有的老先生就跑出去参观岱庙，毫无倦意。第二天一早爬泰山，由杨主任、江晓敏前后照顾，老先生们无一人掉队，更无一人出现不适现象，他们说：“泰山的雄伟、美景，使我们忘了一切！”登完泰山，我们坐汽车到了曲阜，住定之后，第二天先参观孔府，然后参观孔庙，最后参观孔林，有的老先生余兴未尽，又去参观颜回庙。最后，我们一同返回济南，住进了山东省人大常委会招待所（在珍珠泉公园内）。第二天大家畅游大明湖、趵突泉（惜当时已无水）、李清照纪念馆等名胜。大家都很高兴，对政协领导的关怀充满感激之情。现年96 岁的刘续亨老先生回忆起这次旅游仍然激动不已。
我在文史办的几年中还有几件值得怀念的往事，其一是每届政协大会召开时我的任务就是将大会文件、每日简报等不论白天、夜晚都得及时送往新华印刷厂复印，并坐等材料印好后马上取回交大会秘书处分发给全体委员，从未耽误大会使用。印刷厂的领导为了配合我们的工作，特抽一部分工人每天24 小时在车间待命，所有文件到来，即时排版、印刷。我除每夜为这些工人送夜餐外还能和工人师傅打成一片并和一厂的徐世贞、二厂的钱荣建立了良好的关系。特别是钱荣同志对我们“选辑”的印刷出版给予了莫大的帮助。
第二件大事是华北五省市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协作会在天津召开。这是全国政协决定的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五省市的工作交流会，目的是总结各省市的经验、遇到的问题、今后的规划等问题。第一次五省市协作会就由我们天津政协文史委员会承办。大会之前我曾随游德昌主任奔赴北京、石家庄、太原、呼和浩特与各省、市政协联系，研究并拟定会议需要解决的问题，以及其出席人员职务，以便我们做细致的安排。会议决定在皇宫大饭店举行。领导令我和赵忠良同志与皇宫饭店领导共同研究，密切配合，对与会人员的食、住，大小会场的布置等都做了充分的考虑与安排。朱子强副主席、周茹副主席，郭金侯秘书长多次到会场与各省、市领导会面，听取意见，学习经验。乔维熊副秘书长一直陪同客人，听取兄弟省市领导的意见及未来的工作设想等等，大会取得了圆满的成功。文史办的老先生们也参加了这次大会。
华北五省市文史大会之后，政协领导为了把会议精神及时传达到天津各区县政协文史委员会，决定召开一次各区县文史委员会大会，地址选在蓟县翠屏湖宾馆，仍然是赵忠良和我到蓟县联系。在蓟县政协的大力支持、密切配合下，做了周密细致的安排。会议期间郭金侯秘书长参加了开幕式、闭幕式，游、杨二位主任介绍华北五省市会议精神，各区县政协领导也介绍了本区文史工作情况、成绩、困难、经验教训及努力方向。通过大家热烈讨论，各区县都提高了对文史工作的重视程度，加强了对文史工作的领导。文史办老先生也参加了这次大会。
市政协文史办张玉芳主任等人到郭璞家中为郭老贺80 大寿。
时光是无情的，转眼我已超过了国家规定的退休年龄了，1985 年5 月我终于恋恋不舍地退休了，我舍不得离开我热爱的工作岗位，更舍不得离开每天在一块拼搏的文史办的领导、同志们以及各位老先生。由于游、杨二位主任的挽留，我又继续在我原来的岗位上工作到1993年我70岁时才正式脱离了政协文史办，心中所剩下的只能是回忆、思念呀！今年我已是80 高龄，当我生日之时，文史办的同志还惦记我，给我祝贺生日，我真想痛哭一场，以表我激动之情。平时我经常回想起先我而走的同志、老先生，不禁黯然神伤，感叹人生苦短啊！
看到今天的文史办虽然人员大大减少了，但队伍却更精干、更团结了，这几年的工作成果就证明了这是一个充满了战斗力的文史工作先锋队。
（作者：天津市政协文史办退休工作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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