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国的政协文史队伍中大家都戏称有“四大名旦”，即上海政协的樊悟纪、辽宁政协的赵杰、河北政协的石玉新和天津政协的我。这个名称怎么来的现已无法考证，记得是在90年代初某一次全国性的文史会上，见我们四人经常在一起喝酒神侃，而且经常妙语连珠，于是有人把我们称为文史队伍中的“侃爷”，后来不知怎么就演变成“名旦”了，也许是从“白唬旦”这个词转化来的吧。我们四人中樊悟纪最年长，可惜55 岁时就英年早逝了。他多才多艺，为人豪爽。有一年开会时青岛政协文史办吕温泉主任一见老樊就开玩笑地说：“你老樊是上海人中难得的好人！”意思是说老樊的豪爽气在上海人中是不多见的。老樊喜欢讲笑话，所以每次开会他那里总是笑声不断，华东地区政协文史办的同志戏称老樊是“华东盟主”，开会没他就不热闹。赵杰虽然比我们晚几年参加文史工作，但他后来居上。赵杰思维敏捷，反应快，又非常幽默，常常把别人逗得捧腹大笑，他却面无表情，这正是他幽默的高超之处。有一次我说他是赵本山的徒弟，他却表情淡淡地说：“不对，赵本山是我的徒弟。”更让人感受到他那幽默的意境。赵杰非常勤奋，这些年来利用工作之余写了大量的研究张学良的专著，成为海内外知名的研究张学良的专家，并且也成为研究东北抗战的专家，把抗日战争历史从过去人们常说的“八年抗战”变为“十四年抗战”（即从1931年“九一八”算起）正是出于他不懈的努力。石玉新更有特点，走到哪里，哪里就一片笑声。他“侃”的范围从大雅到大俗，无所不包，极为幽默。我俩同一年参加文史工作，虽然同庚，但他生日大我两月，所以在我们四人中名列“老三”。有一次他开玩笑对我说：“既生瑜何生亮。”我说：“只有瑜没有亮何来三国呀。”石玉新是文史队伍中的一员干将，能侃，能干，能写，能喝，点子非常多，电影《东陵盗宝》、《新中国第一大案》等就出自他的手笔。其实文史队伍是个藏龙卧虎之地，能干、能写、能说，有思想、有见地的人大有人在，我们四人不过是喜欢热闹、好开玩笑而已。1995 年我们四人都被全国政协授予“优秀文史工作者”称号。
1989年“六四”风波刚刚过去，全国政协文史委就在北戴河召开了全国暨地方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主任会议。我陪同何国模副主席参加了这次会议。会上大家普遍感到，文史资料应该在大力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一天我到广东省政协文史委主任丁身尊房间闲聊，我说咱们两家应联手编点什么好书。他马上说：“我也正有此意，你看咱们编租界方面的专集怎么样？”这个选题1984年在全国政协文史委在太原召开的会议上就已议定，但当时大家对协作意义认识不足，很多议定的题目没有落实。这次丁主任再次提出，我也感到很必要。于是我们当时就议定应该请有关的省市一起参加，共同编这本书。事后我立即请示了国模同志，他说：“这是好事，你们可以先议一议。”之后我又与丁主任商定，请了有旧租界的8个省市政协文史办主任，于一天中午午饭后在宾馆大厅开了个小会，后来大家把这次会戏称为“门厅会议”。当时大家都赞成编这本书，但考虑又有很大难度，因此委托我先行起草一个编辑大纲，然后再研究。
回到天津后，我向杨大辛主任汇报了此事，他曾编过《天津租界》这本书，对租界问题很有研究。他很赞成编这本书。在他的大力帮助下，大纲很快就拟定了，并分寄相关省市征求意见。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查阅了大量的过去研究租界问题的有关资料，结果发现过去的研究成果虽然很少，但对租界的说法却很多，而且把租界、租借地、商埠地、铁路附属地等混为一谈，所涉及范围几乎遍及全国。这样一来这本书仅8个省市就没法搞了。于是我们认为有必要请参加协作的8省市文史办主任开会，商定有关问题。转年初夏，由天津做东，召开了第一次协作会议。会上，杨主任就租界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认为过去的研究成果对租界的概念很模糊，并明确提出租界与租借地、商埠地、铁路附属地的关系与特征。大家在讨论中各自阐明了看法，统一了认识，并对各自现有资料做了汇报。根据会上所谈情况，大家商定各自负责联系相关的省市，提供有关的历史资料，并对一些工作做了分工。会后对编辑大纲又做了修改和充实。这次会既是一次编辑协作会，也是一次学术研讨会，为后来的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90年4 月在天津召开《列强在中国的租界》编委会第一次会议（前排左4市政协副主席何国模，左5 全国政协文史办副主任党德信）。
1990年冬在广州召开了第二次协作会。当时我们因天气原因晚到会一天。一到广州，大家纷纷来我们屋里问候，并说了一些想法。晚上杨主任对我说：其实很多问题在大纲里早已明确，不知怎么又变了。第二天大家在会上又提出各种想法，杨主任拿出大纲说：“这些问题在大纲上早已写清楚了，建议大家再好好看看大纲。”大家又看了一遍大纲，恍然大悟地说：咱们白耽误一天时间，这些问题确实都在大纲里了。以后的工作根据大纲顺利开展起来了。并定名这本书为《列强在中国的租界》。这本书全部编辑完毕后，1991 年夏在青岛召开了第三次协作会，对书稿进行了最后的审定，并交全国政协出版。会上武汉大学专门从事租界问题研究的袁教授非常感慨地说：“这本书匡正了过去租界问题研究中的很多错误，是一本有很高学术价值的书，也是一本很好的爱国主义教材。出这样一本书只有政协能做到，我们在大学搞研究的人就是用一生的时间也不可能收集到这么多珍贵的第一手资料，而且我们只能根据已发表的资料去做研究，这就难免有误。”这本书的出版引起了学术界的高度重视，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因为很多史实如果不是“三亲”史料为证，很难说清楚。在这本书的编辑过程中，很多同志亲自到实地考察，我本人也曾到辽宁考察了沈阳铁路附属地和营口开埠问题，对于编好这本书有很大的帮助。
1994 年全国政协在北戴河举办文史工作培训班，这次培训班的规模较大，杨拯民主任和时任全国政协副秘书长的陈进玉同志亲自坐镇，并请了一些全国知名的专家学者讲课，全国各省市政协都派了二三人参加。会上，各地同志就文史资料工作的出路与发展方向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当时正是全国文史资料工作受到要取消的影响还未完全消散的时候，加之很多地方文史办人员做了调整，因此对文史工作的历史、意义、作用等不甚明了。有的省市按照市场经济的思路，出版适应市场需要的图书，把传统的文史资料选辑改成了杂志，并下大力量搞发行，取得了一定的经济效益；有的省市则按传统的方式，坚持征集史料，发挥文史资料“存史、资政、团结、育人”的作用。发行工作搞得好的省市希望在全国推广经验，让文史资料工作按市场经济的路子发展，把文史资料作为创收的资源；而坚持传统的省市则认为文史资料工作是政协一项有特色的工作，是政协专门委员会之一，是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不能迎合市场而放弃自身优势。在这种情况下，统一思想成为培训工作以及今后的文史工作开展的首要问题。(www.xing528.com)
为此，杨拯民主任命全国政协文史办电召上海樊悟纪、北京贾凯林、辽宁赵杰和天津的我急赴北戴河，共同研究文史工作的大政方针。除樊悟纪当时有事未能来外，我们三人赶到了北戴河。到北戴河后我们听说文史资料要走市场经济道路的观点当时占了主导地位，并且准备写进培训班的总结报告中；一些认为文史资料工作应坚持传统特色的同志则感到心灰意冷，认为这样下去政协文史工作就没有出路了。在参加了两天小组讨论后，杨拯民主任主持召开了讨论情况汇报会，我在发言中提出，全国政协首先应尽快就新时期文史资料工作的意义、地位和作用等问题提出一个明确的观点，以指导全国文史资料工作的开展。贾凯林、赵杰二同志也就坚持文史资料工作高举两面旗帜的方向问题和全国政协应加强对地方政协文史工作的指导等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转天下午，杨主任请我们三人和安徽的陈德辉、海南的符和积到他房间进行讨论。大家畅所欲言，各自亮明自己的观点，杨主任只是偶尔插几句话。我们三人认为文史资料是政协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强调文史资料工作的“三亲性”和“统战性”是政协文史资料工作生命力之所在，按市场经济路子搞发行只是文史资料扩大影响的一种手段，而不是目的，更不能持久，不能以暂时的经济利益换取文史资料长远的社会效益。经过激烈的辩论，最后杨主任肯定了我们几个人的看法，他说：政协文史资料工作走市场经济道路的观点是“屁话”。后来杨主任在他的总结讲话中又重申了这个观点。就这样，一场文史资料工作何去何从的论争就这样结束了，从而为转年的全国文史资料工作会议奠定了基础，使政协文史资料工作重新沿着正确的方向走下去。现在回想起来，这场不大不小的论争竟然起到了扭转文史资料工作局面的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讲也算是我们对文史资料工作的一点点贡献吧。
九届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成立后，李瑞环主席交给文史资料委员会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清理全国政协的库存史料。当时全国政协文史办有号称四亿字的库存史料，绝大多数是没有发表过的史料。由于种种原因，这些史料原稿长年在库房中保存，没有得到很好的利用，潮浸虫蚀，字迹褪色，纸张糟酥，如不再整理出版，恐怕很难面世了。正是基于这种考虑，李瑞环主席高瞻远瞩提出把清理全国政协库存史料作为文史资料工作重中之重的任务。这也是一项抢救性工作。但是这么多史料，就是几十个人看一遍也得好多年工夫，何况还要把有用的史料筛选出来编印成书！全国政协文史办开始时组织了一些熟悉文史工作的老同志抽样看了一些库存史料，并编成内部资料送审。李主席看过后认为这些史料很有价值，应该抓紧整理出版。但送审的史料只是库存史料中极微的数量，要想把这么大量的东西全部筛一遍真是一项大工程。人力、时间等等从何而来？
我和赵杰、贾凯林在参加完杨拯民同志的追悼会后，顺便到全国政协文史办小坐，我们在杨主任生前的办公室中谈及全国政协文史办要承担的这项任务，感到他们压力相当大，可以说不知从何着手。那时听说全国政协文史办准备从政协机关抽调50 人专门从事这项工作，我们认为这是徒劳的，因为这项工作如果不由从事文史工作的人来做，很难选出有价值的史料，况且这是一项非常细致认真，需要有一定史学功底、文字功底和奉献精神的人来做才行。当时我们认为这项工作只有动员全国的文史队伍共同承担才有可能完成。但当时新一届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对地方政协工作不大了解，对文史资料工作有着大协作的优良传统也不太了解，所以我们也只是私下说说而已。
事隔不久，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组织部分委员来天津参观考察，朱作霖主任、宋堃副主任和文史办的同志和我说起此事都感到压力相当大。参观中我与全国政协文史办原主任张文惠和中国文史出版社总编俞兴茂在交谈中谈了自己的想法，因为他们都是文史工作的老领导，彼此熟悉，说话也比较随便，于是我说这件事最好还是动员全国各地政协文史委的力量，采取大协作的方式搞，一是政协文史队伍有这种传统；二是文史队伍有这个功底；三是很多库存史料是过去全国各地送到全国政协去的，情况熟悉；四是可以借大协作把全国的文史工作推动一步。他们问我如果采取大协作，各地政协会不会积极参加？我说当然会，至少北京、辽宁有这种想法，加之全国政协的库存史料别人很难见到，这对搞文史工作的人来说是一个难得的机会；而且各地文史工作正处于半停顿状态，有这个机会当然会参加。他们认为我说的有道理，在全国政协委员考察结束前的座谈会上，他们二人要我在会上说说这个意见，我推辞不掉，简单说了说看法，他们二人又做了补充，认为这个意见值得考虑，也许这样做可以按李主席提出的要求在本届完成这个任务。后来听说他们回去不久召开了文史委主任会，主任们一致认为采用全国大协作的方式清理库存史料是一个切实可行的方案，并向李主席做了汇报。李主席听了很高兴，批准了这个方案。当年底全国政协邀请部分省市文史办的同志召开了征求意见会，到会的同志发表了很多很好的意见和建议，并认领了一部分选题。转年年初全国政协在北京召开了全国性的清理库存史料动员会议，夏天又在北戴河再次召开了清理库存史料工作会议，各省市认领了任务，从而正式开始了耗时4 年的全国政协清理库存史料工作，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2002 年初在海南召开的清理库存史料工作总结会上，朱作霖主任动情地说：全国的文史队伍是一支敬业精神和奉献精神非常强的队伍，是一支能吃苦能打硬仗的队伍，是一支素质非常高的队伍。朱主任这番话绝不是客套话，是几年来他在实践中体会出来的真实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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