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100辑：纵横话文史，挥笔写春秋

2002 年老同志吴振听取文史办汇报文史工作。

对文史工作充满深情的乔（维熊）老曾说：政协文史工作是“好汉子不愿干，赖汉子干不了”的工作。这确实是长期实践总结出来的一句话。意思是征集史料看似简单，不外乎采访、记录、整理材料几个步骤，但真正做起来却是很难的，要做好就更难；那些眼高手低，又不愿付出的人是做不来的。政协文史资料工作的政策性、专业性非常强，必须不断学习才行。记得我刚开始独自搞征集时，不要说人家所谈的内容，有时就连口音都听不懂；及至提问时又问不到点子上，人家不知如何回答，所以就索性不说了；有的人因为以前政策上这样那样的原因，对过去的事闭口不谈，所以碰壁是常事。后来老同志告诉我，征集工作是“一把钥匙开一把锁”，意思是同是一个被采访的对象，不熟悉的人去搞征集也许会被碰回来，而换一个与之熟悉的人去就可以顺利地把史料征来。事实确是如此。但是我想熟悉与不熟悉是相对而言的，关键是如何从不熟悉到尽快熟悉，否则就无法开展工作了。其实做任何事都一样，关键不在于你要做什么，而在于你要怎么做。为了使自己尽快成为一把“万能钥匙”，我边干边努力学习各方面知识，学习统战政策，了解党在各个历史时期的相关政策，同时学习采访的技巧。这样渐渐与被采访者的距离近了，工作也就越来越顺手。

记得有一年我去北京拜访原国民党时期的天津市市长杜建时，那是我第一次去他家，去的目的是想就重新发表他写的一篇史料而征求他的意见。当时我听说杜老身体不大好，而且正为写回忆录的事而心情不愉快，不想见任何人。我得知这个情况后，虽觉得有难度，但还是决定去碰碰运气。杜老听说我的来意后，并未多说什么，只说留下稿子，等他看完后通知我再来谈。之后，我与杜老随便聊了一些其他的事，目的是想侧面迂回打消他的顾虑。当我第二次再去时，杜老说稿子他已经看过了，有几处需要修改。接着让我跟随他进了里屋，并亲手为我冲了一杯咖啡，然后渐渐地说出内心的一些话。他说过去发表他这篇史料时因为是在“左”的情况下写的，因此有些并不真实，不是他真想说的；现在党的政策变了，他要对历史负责，重新更正过来。于是他对我说了要改的地方，其中主要是对蒋介石的态度。杜老曾深受蒋的赏识和提携，且在他身边工作过，所以他说他过去对蒋是忠诚的。他说：“天津战役时，没有蒋的命令我当然不敢宣布放下武器，而且我作为军人，不能放下武器。但是在解放军的强大攻势下，我不愿意看到天津被摧毁，于是我还是违背了蒋的命令，宣布停战，这是我唯一一次没听蒋的话。”杜老这番话确实说出了他当年内心的想法。我听后，对杜老能如此坦言，而且以对历史负责的实事求是的态度说出这番话，深为感动。接着杜老说由于我的诚恳态度，使他改变了想法，因此才决定谈出他当年一些真实的思想活动。杜老甚至还提出要跟我交个朋友，让我多帮助他等等。我当时听杜老这样说，以为是因年岁原因，因为无论从年龄还是其他方面我都不好接受他这个提议。后来看到他确实是很认真的，我无法推辞，就答应他了。后来杜老在来信中还以“兆麟兄”这样称呼我，并说让我一定要多帮助他云云。我觉得能得到这样一位老者的如此信任，心里很受感动。我当时马上就想到了一句成语：精诚所至，金石为开。通过这件事使我越发感到，文史工作是党的统战工作一个很好的载体，坚持党的统战政策，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是做好这项工作的前提，这项工作做好了，党的统战政策就能得到很好的贯彻和发挥，就能做好团结工作。然而这要取决于钥匙是否对路，钥匙对了才能开锁。

1986年夏季一天，我去北京拜访罗章龙老先生，他是中共建党时期的老党员，也是后来党内路线斗争的一个代表人物。当时他已80 多岁高龄，但身体相当好，思维很清晰，话语很宏亮。但凡是找他写回忆录的人，他基本上都不见，我去时他正拒绝了一批到访的外地客人。当他在门口看到我时，高声问我从哪来？有什么事？我说我是天津市政协的，来前已与他写信约过。他一听马上说：“你可以进来。”因为过去《天津文史资料选辑》上曾发表过他领导工运的史料，他对我们的工作评价很高，因此就没拒绝我的访问。在采访中他从参加李大钊的共产主义小组一直谈到在天津和河南搞工运，以及后来他的一些事情，对张国焘自传中的一些自我吹嘘之处进行了批驳。虽然采访之初他有些顾虑，但渐渐地就放开了，在谈到他历史上的错误时，他说：“那时我很年轻，虽然反王明是对的，但是不该在组织上另搞一套。后来我逐渐认识到了这个错误的实质。那时真是太年轻幼稚了。”中午临行前，我正要出门，他忽然叫住我，转身从书架上抽出一本书《为人类而工作——马克思工作生活纪略》送给我，说这是他1980 年翻译的，他说他从1924 年旅欧留学时就想写一本马克思传记，那时陆续收集很多资料，但后来在战争年代大多遗失了。1979 年他还在武汉大学工作时看到一位德国作家写的这本书就将它翻译出版了。罗老应我之请在扉页上题了字。在我从事文史资料工作中能有机会采访这样一位老人，也真是一次难得的机遇和荣幸了。(www.xing528.com)

有一年初冬我和孙家骥到长春去采访原国民党天津市警察局局长李汉元，那年他已经90岁了，是沈阳市政协委员。去之前他家属告诉我李老身体不大好，谈话时间别太长了。我答应了。我见到李老时他正半躺在躺椅上似睡非睡。看见他那老态龙钟的样子，谁能想到当年他是叱咤风云的人物？据说那时天津人一提起“李大麻子”（李汉元的外号，因他小时得天花，脸上留下了一些麻点）无人不晓，当时他在天津也是一跺脚颤三颤的人物。我们说明来意后，他有气无力地说：“这些事过去很多年了，我记不得了，过去我在战犯管理所时写过很多，你们可以到公安部去查查。”我看他谈兴不浓，就拉起了家常，叙起了乡情，渐渐地进入了话题。在以后几天的采访中，他最长时间跟我们谈到两个多小时，而且每当谈到兴致高时，他坐得笔直，两眼睁得溜圆，炯炯放光，非常有精神，与我最初见到他时判若两人。因他当过天津旧英租界警务处处长，英语非常好，所以偶尔还说几句英语。闲谈中谈到他个人生活时他说：我现在生活很好，虽然我在战犯管理所关了十几年，但我非常感谢共产党，是共产党把我保护起来了，我才能活到现在，不然我可能早就没命了。他说他是“文革”前被特赦出来的，不久“文革”开始，社会上很乱，管理所的同志来找他，让他回管理所住。这样，他又回到了管理所。他说：“这次我就像进了大冰箱，把我冷冻起来了，不与外界接触，‘文革’过去我才出来，使我免遭‘文革’之苦，不然我早就不在人世了。所以我非常感谢共产党。”临分手前，我问李老对家乡的朋友有什么要捎的话，他说：“我很想念天津，但我又愧对天津父老。如果天津有人问起我，就告诉他们我现在生活很好。”他顿了一会又说：“过去我手下有一个很得力的人，是刑侦队大队长，叫肖某，他现在在台湾。如果你们以后有机会见到他，就告诉他我盼望海峡两岸早日统一，希望他能为此做点事。”事有凑巧，后来我还真的在天津见到了这位回天津定居的肖某，并当面向他转告了李汉元的话。在此之前，他在天津的亲属看到我整理的李老口述的这篇史料后，把书寄给了在台湾的他，他看完后写信说：符合事实。这也成为促成他后来回大陆定居的原因之一。

由于政协的文史资料客观、公正、真实记述历史，而且内容翔实，因此不仅对研究历史，而且对统战工作等也很有作用。有一年由陈珍同志联系的、定居在美国的著名语言学家李方桂的夫人给我们寄来一篇稿，李夫人名徐樱，是北洋皖系军阀徐树铮的女儿。徐树铮是北洋军阀中一位很有争议的人物，在历史上贬多于褒。她的稿是回忆其父徐树铮，作为后人当然是以光彩的内容为主。当时她认为我们不会刊载这篇史料，因为在她看来像徐树铮这样的人物，特别是正面写徐树铮，大陆肯定不能公开发表，而且那时台湾与大陆还没有往来。因此当我们看了其稿并决定刊载时，她一方面感到意外，另一方面也非常兴奋。那时她正陪其夫李方桂在台湾讲学，李方桂是台湾中央研究院终身院士，因此徐樱接触的上层人物很多，她逢人便讲：“我有一个爆炸性新闻，我有一篇写先父的文章将在大陆天津市政协的文史资料选辑上发表，这真令人难以置信。”后来她收到我们刊载她那篇文章的《天津文史资料选辑》后，非常激动，写来了一封信，她在信中说：通过这件事，说明大陆史学研究从为政治服务变为公正、客观对待历史；从封闭走向开放；对定居海外的人从不接触变为友好。这件事说明政协文史资料在团结人方面所起的独特作用。

1984 年为给一些特赦人员落实政策，公安部两位同志来到文史办查阅资料。他们是想找有关原国民党六十二军军长林伟俦在天津解放前夕曾宣布放下武器的佐证材料，此前他们已经跑遍了国内有关省市档案部门，均一无所获，因此来天津时他们也没抱任何希望。但让他们没想到的是，在文史办库存史料中竟然有两篇当事人写的史料中谈到了这个问题，并且说得比较具体翔实。当时的情况是在解放军即将发起总攻时，杜建时、林伟俦等决定停战并放下武器，但天津市内的广播通讯已中断，无法宣布这个决定，这时攻城部队发起全线总攻，很快就攻克了天津。像这样的史实除了当事人以外，别人很难了解内幕。因此公安部的同志看到这两篇史料后真是喜出望外，说：“我们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后来杜建时、林伟俦的政治待遇都从战犯改为投诚。类似这样的事情还很多，篇幅关系，不能一一列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