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纵横话文史挥笔写春秋

我1982 年于南开大学中文系毕业后，被分配到天津市政协文史办工作。从那时起到今天，一直没有离开这个岗位，转眼间已有21 年之久。虽然我从事文史工作的时间不算早，但到目前为止是天津市政协连续从事文史工作时间最长的了。由于一直埋头于故纸堆，忙着在史海中淘金，因此并没感到时光已从身边悄然溜走。如今蓦然回首，看到身后是堆积如山的阅稿和那些几近等身的文史资料选辑，才恍然感到年华已逝，华发已生，个中甘苦令人感慨万分，又令人感到欣慰。

当年和我一同分到政协文史办工作的，还有另外两名毕业的大学生，一名是南开大学历史系毕业的江晓敏，三年以后她调回了南开大学图书馆，现任该馆古籍部主任。另一位是现已大名鼎鼎的剧作家杨争光，他是陕西乾县人，毕业于山东大学中文系，喜好文学，更喜欢写诗，由于他觉得自己更适合搞写作，两年后调出了文史办，以后又调到陕西省政协工作，后来由于种种原因，搞起了影视创作，现在已成为全国著名的剧作家、诗人，他最出风头的作品大概要算改编电视剧《水浒传》和《激情燃烧的岁月》了，前不久他与金庸、贾平凹“华山论剑”更使他名声大振。那时我和杨争光搞征集工作，江晓敏搞编辑工作。当时文史办没有正主任，副主任有任焕晶（1984 年调文史馆）、游德昌（1961 年起开始从事政协文史工作，1989 年任文史办主任）、杨大辛（1978年调政协文史办，1984 年任文史办主任）、张高峰（曾是《大公报》的名记者，80 年代末病逝）。政协副秘书长乔维熊负责文史资料工作。办公室干部有秦进、柴寿安、郭璞等。除正式在编干部外，还外聘了十几名退休人员，这些人在旧社会有的是军政界人员，有的是工商、经济、金融界人员，还有从事过新闻工作的记者等，他们联系面广，知识丰富，因此在征集史料方面很有办法，他们为天津的文史资料工作立下了汗马功劳。当时还有两名临时工仉志刚和康明，他们负责抄稿、打字和行政后勤的一些事务。

1982 年文史办参观新港部分同志合影（前左起：江晓敏、柴寿安、郭璞、任焕晶，后左起杨争光、方兆麟）。

我们刚到文史办时，游主任为让我们尽快熟悉政协文史工作，让我们每天通读全国政协和天津市政协出版的《天津文史资料选辑》。虽然在“文革”前我就看过很多当时内部发行的《文史资料选辑》，下乡插队时这套书成了知青中最抢手的书，因此我对文史资料并不陌生。但真要搞这项工作，开始时我还真有点不情愿。因为我觉得我一不是学历史的，二是对中国近现代史，特别是天津地方史知之甚少，兴趣也不大，所以最初只是抱着试试看的想法进了政协文史工作的大门。

虽说文史不分家，但从学中文专业改行搞近现代地方史，不仅在知识方面有一定难度，而且从个人兴趣、意识等方面也要有很大转变。那时是初学乍炼，对文史工作的统战意义、作用还不了解，对工作对象的情况更不了解。为了尽快适应新的工作，一方面大量地看书，充实历史知识；一方面请教身边的长者，听他们讲解天津有关的人和事。边学边做笔记，特别是一些北洋人物及其派系一定要强记死记，不然张冠李戴就会闹笑话了。那时我们还通过大量地抄稿子来熟悉历史人物和事件，同时对稿件中的文字做些简单的修改工作。(www.xing528.com)

不久，柴大姐让我参加她正在征集的有关天津东亚毛纺厂和宋棐卿的史料，这是我真正从事征集工作的开始。

开始时是柴大姐让我参加一些东亚老人们的座谈会，我负责录音并整理记录。后来就让我一个去了。这些东亚老人都是当年宋棐卿从山东带过来的人，是和宋一起创业的，他们对东亚的情况非常熟悉。这些人说一口地道的山东话，跟柴大姐一起去时我还没感到有什么困难，因为听不懂的地方有柴大姐给解释。但我自己独立去参加他们的座谈会就感到有些困难了，一是有些方言听不懂，二是他们讲的一些事情背景不熟悉。在这种情况下我反复听录音，熟悉他们的语言；同时大量翻阅有关的历史资料，尽快熟悉那些历史背景和当时中国的经济情况，我甚至翻阅了《资本论》及有关的经济史书籍。这些老者们也非常热心，并没有因为我“说不上话”而冷场，而是非常耐心地给我讲，把他们知道的尽可能都讲出来。有的人还写成书面材料给我，帮我搞清楚一些历史情况。在他们的帮助下，我用了几个月的时间，几易其稿，终于完成了《宋棐卿与东亚企业公司》这篇处女作，后来以这些老者的名义发表在《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29 辑上。通过征集并撰写这篇史料使我对文史资料工作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一方面学到了很多历史知识，另一方面把在学校学到的一些基础知识运用到实践中，使我感到这项工作对于大学生来讲确实大有作为。

为了能让我们尽快熟悉各方面的征集对象，打开独立工作局面，不论是文史办组织的征集座谈会、茶话会，还是政协组织的各种大型委员活动，文史办的老同志们，特别是柴大姐，不厌其烦地给我们介绍到会人的情况，以便我们尽快熟悉这些人物。记得那时参加活动的有北洋军阀时代赫赫有名的军事将领，有北洋政府时期、国民党时期的政要大员，有清末王公贵胄的后裔，有工商经济界的知名人物，还有旧社会知名的地方乡绅等等。这些表面上看上去并不起眼的上了年纪、步履蹒跚、且衣冠又不鲜亮的人，如果没有人介绍，谁能想到他们当年曾是叱咤风云、显赫一时的人物呢？当时给我的感觉是他们的历史与现实反差实在是太大了。当我对他们的历史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后，感到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团结了一大批这样的人物，实在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这些人当时并不一定是政协委员，有的甚至没有工作单位，然而政协通过搞文史资料工作把他们团结在政协周围，并且通过写史料来发挥他们的作用，极大地调动了他们的积极性，他们发自内心地说：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这对我内心产生了极大的震动。记得一位老者在一次茶话会上说：“我生在清末，经历过民国、沦陷、国民党统治和社会主义，可以算是五朝元老了，我觉得只有共产党好、社会主义好！是共产党让全中国人民过上了幸福的生活。”话虽然简单，但却表达了一个经历各种社会制度老人内心的真实感受，没有新旧对比是不可能讲出这番肺腑之言的！这不仅使我认识到政协文史资料工作的深刻意义，激发了我对政协文史资料工作的热爱，同时，通过大量地接触各方面的历史老人和大量的历史资料，进一步加深了对中国社会的了解，加深了对党奋斗纲领的理解，加深了对党的认识。在党组织的培养教育帮助下，我于1984年底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实现了多年的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