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含英:黄河水利专家、水利部副部长

当我以北洋大学为题采访张含英的时候就想到，张含英是著名的黄河水利专家，是建国后第一任水利部的副部长，何不趁此机会顺便提出征稿要求呢！“黄河”可是个大题目。皓发银髯的张含英答应了我的要求，允诺在安排时间后再通知我赴京。

1981年春天，张含英通知我用一周的时间每日半天接受采访。张含英每天上午准8时上班，时年81岁，虽已退休，却每日上半天班。当时我住在天坛东侧同学家中，水利部在广安门外白广路，我需要倒3次车，准时在8点前站到水利部门口等张含英。这是我们的约定，绝对不能迟到。

张老坐在办公室，后面的墙上是一张巨幅的黄河流域图。张老像是在讲课，他给我讲水利，一面讲，一面在纸上画：什么叫水位，什么是流速，什么叫坝，什么叫堤……讲到他的家乡——山东菏泽，讲到他的童年、水患、学习、工作，讲他的理想、愿望；讲他对黄河的见解、研究等等。

我认真地听，认真地记录，张老一个星期整整讲了6 个上午。我很高兴，认为这次是满载而归。回到机关，埋头就写，整理记录。我记得游德昌主任看完后说：“写的倒是还行，就是看不明白，张含英那么大的声望，他到底是黄河哪方面的专家？也没有什么工程啊！”老游这话还真说到点上了。我也蒙了，只觉得脑袋一下就大了。

我想这回可坏了，在国家水利部呆了一个星期，张含英为了和我谈话，把手头什么事都停了。政协这边给我时间、出差费，全力支持我，我愣什么也没弄明白，这怎么交待啊，真急死人！

我想问题还是在自己一方，没弄明白来龙去脉。不错，我对黄河、水利是不懂，可领导让你写这题目，再上北京问张含英：“您是什么黄河专家？”行吗？那玩笑就开大了。

这时我体会到写科技史料，一定自己先弄懂内容，它不像写政治性史料，都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科技史料——黄河，它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必须结合实际，弄懂它的历史与现实。没说的，我下决心读懂张含英的所有著作，方法是笨点，但是已别无选择。

张含英的全部著作如下：《治黄论丛》（商务出版社1936 年），《黄河志——水文与工程》（商务出版社1936 年），《水力学》（商务出版社1938 年），《历代治河方略述要》（商务出版社1945 年），《黄河治理纲要》（未刊1947 年8 月），《征服黄河》（中国青年出版社1955 年），《谈谈治水》（科普出版社1954 年），《关于根治黄河水害和开发黄河的综合规划报告》（1955 年），《我们将怎样改造黄河》（北图编印1955 年），《水利概说》（水利出版社1959 年），《中国古代水利事业的成就》（科普出版社1957 年）。还有1955年7 月18 日邓子恢副总理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所作的《关于根治黄河水害和开发黄河水利的综合规划的报告》。

以上这些书和搜集到的剪报，我从头到尾读了4 遍。第一遍读不进去，枯燥无味；第二遍硬着头皮看，有点明白；第三遍边读边作笔记；第四遍有的书是由若干论文、调查报告组成，如《治黄论丛》和其他书籍，我把刊在各个书上的约二十几篇重要论文按写作年代排出，顺成一条线，便看出张含英治黄思想的形成。其中的精华，凝结在1947 年写成的《黄河治理纲要》一文中（可惜没有出版）。这时，我的思想得到一次升华，恍然大悟，啊！原来张含英是一位黄河规划专家、治河政策的制定者。欣喜之余，又想“对吗？”张老同意不同意？我于1980 年12 月18 日写信给张老。下面是原信中我读张老著作的体会摘要：

……头一稿人家说通过这些材料看不出您是位专家，我想要使读者能看出，首先我自己先得明白您为什么是黄河专家？专在何处？下面我来回答，请您判分数。

一、自清末到解放前，您对黄河的研究代表了这一个时期的研究成果。是划时代的。二、将历代河臣对黄河的看法向前推进了一步。即从治标到标本兼治，上游下游兼治。

三、在中国黄河史上，最先用科学方法进行科学研究，根据水力原理作为治黄依据。

四、重视并开展了对水文资料的搜集、记录和积累。

五、提出了全面治黄纲领。

六、推动中国治黄走向新阶段。

同年12月21日，我收到张含英老人的回信，原文摘要如下：

寿安同志：

十二月十六日来信敬悉，很感谢您，但又甚为不安，自觉长期从事治理黄河的一个普通工作人员，没什么值得多谈，也不愿多谈。多承厚意，花费很大功夫，并总结地提出六点看法，实不敢当，除了个别过奖之词外，无何补充。倒也引起了我的一些回忆，略陈数语，总之，如果我对治河有些微之见，则是由于当时历史的影响和前辈的启示……

得到了张老的认同，我又重写了一遍。稿成后，引起了大家对于科技史料如何写的议论。在天津，此稿送到水利专家王华棠同志和其他同志处审阅，最后寄给张老审阅。

1981年6月18日张老回信说：“来信及‘黄河’均悉。很感谢您，花这样大功夫，实在不安，稿子很好，拜读两遍，全文结构安排，内容介绍，均所钦佩。完全同意。只个别文字稍加斟酌修改即可…… ”(www.xing528.com)

1990年5月10日是张老90寿辰，水利部为庆祝张老生日，原水利部部长钱正英、杨振怀都在当月的《中国水利》分别发表了祝贺的文章。同时出版的张含英所著《我有三个生日》一书，不仅将各方祝寿文章收在书内，还将我为之代笔写的《黄河召唤系我心》一文作为自传也收在书中。

1993年我收到张老秘书梅昌华同志来信，言及张老打听我的地址，事隔13年张老先后赠书两次，一本是1982年1月水利出版社出版的《历代治河方略探讨》，另一本则是1993年4月由水利电力出版社出版的《我有三个生日》。这是我从事文史资料工作最珍贵的回报，我感到非常欣慰。

1981年4月17日，我还在北京采访了曹禺，想了解关于早期他在天津从事戏剧活动的情况，曹禺说太忙，没时间写，要我录音整理。1981年8月底将整理好的原稿寄给他，请他审阅，但长时间没得到回信，后来我照底稿重抄一遍，又去北京找他。曹禺看后说这得查查资料，我一一说明都核对过哪些资料，他很满意。

再有一件事是为了纪念五四运动，去北京采访孙越崎。他住的地方在朝阳门外，我早晨从西直门外乘车出发，到孙老家已经快11点了。结果孙老还不在家，孙老夫人让我进去坐下，我说明来意后，老夫人说：“大老远的，别走了，等会就回来了！”接着老夫人便和我聊起天来。我知道地震时他们老两口在唐山，就问了当时情况。来言去语，谈得挺热乎。说着孙越崎回来了，我想约个时间再来，不想老夫人向孙越崎说：“我留柴同志在家吃饭，太远了，你吃完饭后，跟柴同志说说。”只见孙老连连点头。就这样，一篇稿征到手了！

关于方先之大夫史料

方先之大夫于1968年6 月29 日去世，征集有关他的史料始于1981年5月19日。多亏九三学社的张继东同志帮助才完成。因为天津医院的不少大夫是九三学社成员，曾在不同时期和方大夫共过事，有的还是师生关系。1981年5 月19日这一天，市政协文史办公室在天津医院第一次召开座谈会，请人们回忆有关方先之大夫的史料。那次出席的有郭巨灵、邸建德、费起礼、蓝文正、魏淑贞（方先之夫人）、王学媛。第二次座谈会又请来原手术室护士长王慧、医生陶舜、袁世祥，又分别访问了李瑞宗、张纪正、屈鸿瀚，并到北京中医研究院访问了尚天裕。此外又给骨科培训班已经毕业分散在全国各地，凡能找到地址的人都发了信，希望他们能提供亲身经历的史料，不久，陆续收到从上海、杭州、郑州、石家庄、长春等地寄来的回信。

这事也和写黄河一样，只有事迹不行，还要说明方先之专在何方。方先之人称“骨圣”，他是怎样努力才走上“骨圣”圣坛的？为此我来到市医学情报研究所图书馆查阅方先之发表在国内外的论文。他历年发表的中英文论文共61 篇，其中发表在美国骨科杂志、美国实验生物学杂志《中华医学外科杂志》英文版7 篇，其余54篇大部发表在《中华医学杂志》上。我逐篇仔细阅读，虽不甚解，倒也明白不少。对我下笔很有帮助。

《天津日报》“天津科学家”栏目闻讯后，要我写一短篇介绍方先之，即《骨科专家方先之》，刊登在1983 年2 月18 日《天津日报》第三版。1985年6月《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32 辑上也发表了此文。

关于《天津——一个城市的崛起》

早在1980年初，天津市市政工程局总工、我国著名的水利专家王华棠提出应搜集天津开埠以来的城市建设史料，尤其在地震以后，很多旧英租界和其他地段的工程档案，有的被毁，有的散失，而掌握这些史料的老人已有人作古，有的年纪太大，记忆不清。本着抢救的精神，王华棠同志勇挑重担亲自挂帅，联络、访问、组织开会，记录等事由我负责，王老负责策划，并制定征集提纲，分市政、园林、房屋、排水、道路、桥梁、防洪、海河治理、电力、自来水等专题，每题有专人负责，他们是于邦彦、叶鹤洲、王景彬、唐鸿德、王崇善、张春泽、冯国良、张雅亭、孙承荫等，这些人都是学有专长的高级工程师。后来又有郭廷鑫工程师参加，专写海河干流治理，为此他翻阅了解放前50年英文和日文的原海河工程局的工程年报。

负责写天津自来水工程的李绍泌和倪晋钧两位工程师，在自来水公司领导的支持下，把沉睡在自来水公司的老档案全翻腾出来，写出了天津人从吃河水到喝自来水的历史。市园林局副局长张春泽亲自下去采访，数易其稿，后来在魏德保、傅克勤二位工程师的协助下完成天津园林发展史料。

唐鸿德工程师负责排水专题。他因工作忙没有完成，于是“躲”起来不敢见王华棠。王总叫我去找他，实在躲不过了，他就跑到王总家里毕恭毕敬地去“检讨”。

天津的房屋建筑有世界艺术博览会之称，可就是找不到人写。听说天津大学建筑系卢绳教授曾写过关于天津近代城市建筑史，我通过天津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找到卢绳的女儿卢倓和他在师大历史系读书的儿子卢僎，跟他们讲写天津城市建设史的意义，好容易说通了，结果稿子却让天津市历史研究所给拿走了，这回我可真急了，到历史研究所（那时在马场道）去追稿，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总算要了回来，发表在《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24 辑上。

后来又有周忠钫、冯文仲、王重三、金鸿畴先后参加进来。

前后历时10年，王总年近90，身体日益虚弱，还在家中打电话、约见面催稿。我于1985年退休后，王总还习惯地找我去办事。最后王总想将这些史料出一单行本，文史办公室经费有限，王总找我商量。于邦彦等私下对我说：“王总不看到这本书出版是死不暝目啊！”后来经过大家奔走，市民盟社会服务部拿来2000 元，市政工程局胡晓槐局长支持了1000 元，园林局张春泽赞助了500元，到1990年7 月《天津——一个城市的崛起》终于出版了。可以告慰的是，王总总算在有生之年看到了此书，了却了一桩心事。

文史资料工作是一项十分有意义的工作。我从中受益匪浅：1.增长见识；2.学习人生和历史；3.从实践中学习统战工作；4.锻炼逻辑思维能力；5.学习写叙事文。

我从1963 年开始做文史工作，至今粗算已有30 多年。粗计一下，经我采访写出史料有36篇，约40万字；经我征集、组织的史料百余篇，约一百二三十万字。我今年72 周岁了，自问对文史工作是尽了力的。我还将继续写下去，征集下去，因为这项工作正像李瑞环同志说的那样：政协文史资料大有可为！

（作者：原市政协文史办工作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