粉碎“四人帮”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家父虽已年近古稀，但仍以极高的热忱和高度的责任感全身心地投入到市政协文史资料的编撰工作。当时干部人力极为有限，但大量的天津经济史料有待开发、整理、编辑和刊印，以弘扬天津作为中国第二大商埠和我国北方经贸中心的历史，从而能以史为鉴，为祖国的经济腾飞服务。由于家父在解放前后曾在天津的工商界任职多年，对我市的人文、地域、经贸、银行、金融、保险、证券、信托等行业的业务较为了解，并熟悉和结识诸行业的老年人士较多。因此，在他接受这项任务之后既感到是党和政府对他的信任和重用；亦深感这项工作的庞杂与繁重。与此同时，他也认识到文史工作要为国家的中心任务服务，更应集中力量，千方百计征集和抢救有关天津的经济史料。一方面可为专业部门提供参考资料；一方面通过这项工作可更广泛地联系这方面社会上的老年人士为国家经济建设贡献力量。
当时，“四人帮”虽已被打倒，但极左路线的余毒还在一些人的思想里没有完全肃清，对于撰写工商经济史料，一般还心有余悸，怕“白纸落黑字”，怕“将来再自找麻烦”，怕再被扣上“给资本家树碑立传”、“美化资产阶级”的帽子等。为了扫除思想障碍，以利于史料的征集，家父和同事杨天受、乔维熊等先生，反复向他们宣传党的政策和不扣帽子、不打棍子、不抓辫子的三不精神，特别是贯彻周总理“存真求实”的遗训。同时还向有关人士解释“存真求实”就是实事求是优良传统在文史工作中的具体表现，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提供史料才是对党对人民负责。例如他和周啓圭先生在动员林凤苞先生写原中国银行天津分行经理卞白眉的史料时，林起初答应撰写，后来他又不写了。原来他的女儿劝他不要写，免得招惹是非，弄不好再给扣上为资本家树碑立传的帽子，致使林不肯再写。后来经家父和周啓圭先生反复地做其细致的思想工作，他才应允只提供原材料但坚持不具其名。在答应了他的这个要求后，林凤苞提供了他所掌握的大量有关中行和卞的第一手材料。在提供该史料的几个月后林就逝世了。幸亏抢救及时，否则，这些珍贵的史料就将永远地被淹没，再也无益于世！(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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