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桂兰
《天津文史资料选辑》到今年已发行100辑，这是非常值得庆贺的事。回顾政协文史资料工作开展40 多年所走过的风雨历程和取得的巨大成绩，使我想起了为这项工作曾立下汗马功劳的文史老先生们。这是一支特殊的文史资料征集队伍，他们当中年轻的60 多岁，年长的已80高龄。这些老先生联系着社会各阶层各方面人士，征集了大量鲜为人知的文史资料稿件，联络了一大批文史资料撰稿人，为《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的征集、编辑、出版工作，做出了贡献。我是1986年调到市政协文史办工作的，当时文史办主任是杨大辛同志，游德昌、方兆麟同志任办公室副主任，分配我的主要任务是主管文史书刊服务部会计工作，后来兼做办公室内勤工作。当时在文史办搞文史资料征集的老先生有十几位。由于办公室内勤主要职责是组织各项会议和参观考察活动，这样就使我和老先生们的接触比较多。这些老先生们都把文史工作当成自己的事业，在工作中认真负责和默默无闻的奉献精神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文史办的老先生们晚年生活都很好，他们参加文史工作并不是为了挣多少钱，而是想通过他们的辛苦劳动，为后人留下有价值的史料，这是他们最大的心愿。当时，政协每月发给老先生们60 元车马费，后来涨到100元，现在是150 元，钱虽然很少，但老先生们从不在乎，他们是凭着对文史工作的热爱和对历史负责的态度全身心地投入工作。每天早8 点半上班，可8 点一过就陆续都来了，直到下午5 点多，有的6 点才回家。他们上班本来不记考勤，可这些老先生从没有无故迟到早退的，有什么事总是提前请假。由于文史资料要求“三亲”特色，即亲身经历、亲自听闻和亲眼所见。所以他们通过各种渠道联系，找有关当事人征集史料。这是很辛苦的工作，有时为一篇稿子要跑四五趟，甚至更多。回来以后还要认真核对史实、修改文字，他们真是把文史征集工作当做自己追求的事业。陈健老先生现已80高龄，仍为文史的征集工作奔忙，联系面涉及到香港、台湾、美国、法国，在文史资料海外征集工作中功不可没。林放先生也是对文史征集工作很热心。他从文史办调到出版社工作，退休后为文史办征集了大量的史料，与陈健老先生一起联系着各个阶层的人士，现在也是文史征集队伍的主力军。刘一业老大姐从图书馆退休后到文史办负责史料的保管工作十几年，用图书馆的管理方式，使史料保管条理化、规范化，方便办公室和社会上研究者们借阅查找，为文史资料的编辑出版工作做出了贡献。
在这些老先生们中，特别值得我怀念的是三位已故的同志，他们一直工作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徐秀珍老大姐是从市商委退下来的老同志，退休后一直在文史办工作，负责工商史料的征集。她工作非常认真。天津是老工商业基地，在这个领域有很多名人大事。很多在旧社会的工商业者都年事已高，和她一起工作过的同志很多都年过半百，面临着严峻的史料抢救工作。为此，她每天都要骑自行车跑很多路，加紧联系这方面的人士，为文史办征集到很多宝贵的文史资料。1994 年市政协重建办公大楼，文史办在政协俱乐部后院办公，由于条件所限，老先生们不再天天坐班，而改为定期在办公室开碰头会。有一天徐大姐告诉我，在老干部体检中发现她得了胃癌。这使我非常震惊，而徐大姐很平静地告诉我她相信医生的诊断，要积极配合医生治疗，早做手术，身体康复后继续工作。徐大姐做胃切除手术后在家休息，政协主管文史的领导和办公室的同志去看她时，她还惦记着文史的征集工作，告诉我们她又联系了一些工商界的老人写回忆录，并让撰稿人直接送到文史办。后来徐大姐病情恶化，办公室的同志们去看她时，她还是念念不忘文史工作。
文史委视察新港（摄于1991 年5 月11 日。左2周桂兰，左3师静淑，右2柴寿安，右3舒倜，右4 沈滨，右6步丰基，右8 齐植璐，中为刘一业）。(www.xing528.com)
步丰基老先生兢兢业业地为文史工作，70 多岁了，每天骑自行车积极联系各方面的人士。后来他得了食道癌，化疗后身体很虚弱，他家住的离政协机关比较近，隔一段时间就拄着拐杖到机关来给我送征集到的稿件，每当我问他病情时，他总是说见好，表现得非常坚强。到生命的最后几天他还在坚持工作。
柴寿安老大姐也是热心于文史工作，从文史办退休，对文史工作有着特殊的感情，做了大量的文史征集工作，有时为了征集稿件要跑很多路，还要做写稿人的思想工作，一篇稿件要往返好几次。但当她拿到稿时心里特别高兴，不回家，直接到机关来交给我并及时给编辑们看。后来柴大姐病重在医院做透析时，我们大家去看她，她还和方主任说她在住院期间又联系了一篇稿，过几天送来。她的生命已快到尽头，可想的还是工作。
在工作中接触的这几位老先生的为人和工作态度至今仍让我感动不已。我们将永远怀念他们！
（作者：市政协文史办副处级调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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