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横话文史：令人难忘的天津文史老人

◆师静淑

近闻天津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主编的《天津文史资料选辑》（以下简称《选辑》）在2003年底要出版到第100辑了。我听了真是一阵惊喜。上世纪80年代后期，我曾有幸在文史资料委员会办公室（以下简称“文史办”）参加过数年征集工作，我刚去的时候《选辑》才出版到40辑左右。十几年过去了，在众多的文史专业干部和业余撰稿人的勤奋耕耘下，《选辑》茁壮成长，发表了大量高质量、有价值的史料，在社会上得到较高的评价，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

我在文史办参加征集工作的时间不长，但结识了一些可尊敬的文史老人，听到一些感动人心的史实。我今年已78周岁，记忆衰退，手边又没有积存有关资料，仅根据已经发表的篇目，把一些浮光掠影的回忆写些片断吧！

1988年春，我正在原工作单位新蕾出版社办理退休手续。那年我63岁，已是超龄退休，想退休后轻松消闲一下，做个逍遥的自由人。一天，我在南开大学中文系同班的同学郭璞从文史委给我打来电话，说：“文史办的二位主任同意约你来这里参加征集工作，赶快来上班吧！”我刚领到退休证第三天，正好是“三八”妇女节这天来到文史办报到。见到游德昌、方兆麟二位主任后，被安排在征集组。组内有七八位从各工作岗位上退下来的老先生，有的年近80岁了，我这60多岁的还算是“少壮派”呢！使我高兴的是征集组内有南开大学经济系老同学徐秀珍大姐，还有曾与我家长辈相识的刘续亨老先生，这让我减少了陌生感。他们经常向我介绍征集工作方法和经验，游主任还给我一些有关征集文史资料的文件和已经征集来的、还未整理的原始文稿，让我先熟悉这项新的工作。

记得第一次参加征集的是工商业方面的史料。工商组组长刘续老让我协助他征集的选题是天津寿丰面粉公司和经理孙冰如先生。早年天津的居民都知道市场上供应的“绿桃”牌面粉是寿丰面粉公司的产品，而孙冰如先生的女儿孙会敏是我在中学的挚友。不过那时代，同学们都不太过问彼此之间的家庭状况。这次征集寿丰与孙先生的史料，一定能有机会更多地了解他们。于是，我陪同刘老踏上采访之路。我们先是前往河东区贾家沽道孙家几代人居住过的故居，访问了孙家本族人孙明山、管家张树森，他们都是八九十岁的老人了。通过与他们交谈，了解孙家上溯几代人都曾经营面粉业，可以称做“面粉世家”了。我们还到由孙冰如资助兴办的贾家沽道小学看了看。

接着，刘老又带我拜访两位知情人士。

第一位是乔维熊先生。乔老是原市工商联主委、民建主委、全国数届人大代表，当前又是政协文史委的副主任。更重要的是，1945 年抗战胜利以后，乔老从北京来到天津，应孙冰如先生之聘，任寿丰面粉公司福利课主任。他是年轻有为、思路开拓的革新派，经过努力，把一个老式的企业“寿丰”改造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近代民族企业，在天津及华北成为楷模。

乔老应我们之邀，将寿丰面粉公司几十年的变迁，孙冰如的家世等写了很详细的资料，这些珍贵史料即成为后来我们整理、编写《回忆孙冰如先生》一稿中最基础的“三亲”原则的依据。

乔老还建议我与孙会敏联系，发动她的兄弟们提供有关他们父亲的素材。当时，孙会敏住在吉林市，我以老同学的身份，要求她发动家属来给我们征集稿提供鲜为人知的资料。孙会敏非常感激天津市政协文史委能给他们父亲编写正史，使具有爱国主义的民族资本家不幸含冤而死之后的数十年，终于有了正确的评价。她不久就将收集到兄弟们的信函和北大著名历史教授侯仁之先生回忆孙冰如先生的材料陆续给我寄来，这些有价值的素材，基本上都用于后半部叙述孙冰如先生如何掩护党的地下工作者、送二儿子奔赴延安参加革命以及对子女教育等方面，充实了内容。孙会敏提到其父去世后，只有4000元的存款，被人称为“不爱钱的资本家”！

当我听说孙冰如掩护的那位党的地下工作者刘仁术先生还健在时，我在90年代前期因事去北京时，从国务院参事室打听到他的住址，以我个人的名义去拜访了他。当时，刘老先生已年近九十岁了，身体较虚弱，坐在轮椅上。我自报家门并说明来意以后，刘老先生一再强调年老许多事已记不清楚了。但是我问及他在天津得到孙冰如的掩护以及托人护送孙冰如二儿子奔赴延安之事，得到他的肯定，不便多打扰，告辞而退。在路上想起他们当年抗日战争中冒着生命危险干革命，敬佩之心油然而生。

第二位是原天津市委文教部部长、南开大学党委书记、天津市顾委常委王金鼎教授。王部长在天津文教界声誉很高，我虽早已闻其名，但从未接触过。刘续老带我去王部长家访问时，听说他刚做完手术，正在家休养，我心中有些忐忑不安。没想到当我们说明来意后，他不顾病后体弱，给我们提供了许多关于孙冰如老的资料，为了不影响他休息，我们分几次拜访，陆续记录了他提供的素材。王部长对孙冰如印象很好，认为他是个很开朗、直爽、诚恳的人，不像商人、资本家，倒像个学者。他列举三件事：1.1943年，教育家卢木斋之弟卢慎之因做手术急需巨款而欲将家中珍藏古籍卖掉时，孙冰如以2万元（伪联币）买下，但仍交卢老先生使用，保护了这批古籍。2.1948年秋天，平津解放之势已成，国民党天津市市长杜建时传达蒋介石命令要各企业一律南迁。孙冰如这时已接受地下党组织一定要把企业保护好的指示，他对地下党组织负责人王金鼎坚定地表示：“我连一个螺丝钉也不搬！”（王部长讲到这段，还用手势模仿当年孙冰如慷慨激昂的样子。）最终带领全厂职工迎来了解放。3.1948 年天津解放前夕，王金鼎根据党的指示，争取国民党警察不抵抗以减少解放阻力，警察局长以索要30000袋面粉的条件答应不对解放军开枪。在紧要关头，孙冰如答应承担这30000 袋面粉，按当时市价每袋3 元计，共达90000 元。在天津的解放战争中，果然警察未向解放军抵抗。解放天津，孙冰如确实功不可没。

我们先后采访了二十多位知情者，他们提供寿丰面粉公司及孙冰如先生的资料，共约4万余字。历经3年左右才完成了《回忆孙冰如先生》一稿。此稿完成后没能收录到《选辑》中，直到1999年，天津市政协文史委编辑出版了《近代天津十大实业家》（此稿以《面粉巨子孙冰如》为题正式发表）。对这位爱国的民族实业家终于有了正确的评价。

在《近代天津十大实业家》即将完稿付印前，听责编说，九位实业家的照片都收集齐了，惟有孙冰如先生的照片无法找到，也不知他的后代在何处。我听到后，鉴于孙会敏已于前几年去世，她的子女在马来西亚定居，我按地址联系，幸好孙会敏的女儿从她母亲遗留的相册中翻找出她外祖父一张照片，及时寄来，使孙冰如先生的照片得以刊出。

在征集组内，我负责科技、文教和医药卫生方面的史料。

自从我和王金鼎部长相识以后，得知他多年来主管天津高教工作，掌握天津文教界大量史料，又是一位热心支持文史工作、和善的好先生，我就“得寸进尺”地要求他多给我们提供“三亲”史料。王老体弱多病，讲话细声慢语，但一提到天津教育界的历史演变，经历的挫折，他就来了精神，并且主动给我拟了几个选题。如：《国立津沽大学的建立》、《解放初期天津高等学校的接管与改革拾零》等。因为王部长撰写长篇稿件有困难，我就约请天津工学院院长办公室主任、文史办特约撰稿人王家琦同志和我一起倾听王部长口述，然后由王家琦同志整理出来再请王部长审阅修改。为配合上述《拾零》，王家琦同志又编写了《解放初期天津高等学校简况》，两篇文章配合起来就把天津市高等教育界的全貌真实可靠地描绘出来，填补了这段历史的空白，十分珍贵。

王部长还主动代替我们定选题、约稿。他和我说过，天津医学院院长朱宪彝教授提倡在南开大学创办医预科，是为培养高水平的医学科学工作者而服务的，是件新鲜事，意义重大。他直接约请原南开大学副校长吴大任先生撰写了《朱宪彝教授与南开大学医预科》一稿，我连吴大任先生面也没见到，就收下了这篇文稿（刊于第57 辑）。

让王部长花费了大力气的还是约吴大任先生写的自传稿。开始，我由南开大学校友总会的张书俭同志陪同去访问吴校长。吴大任和夫人陈先生很热情地接待了我，但是谈到写自传，他们婉言拒绝，一是身体不好，二是正在忙于翻译德文的数学著作。一点可商量的余地都没有。我只好又到王部长那里去求援。他们一是南开大学副校长，一是南开大学党委书记，二人私交也甚笃。就是这样王部长去动员也碰个软钉子。这个选题计划搁浅了将近两年。一次，王部长忽然叫我去他家，他告诉我，不知谁给吴先生搞了一套口述史（自传）的录音带，他借来了。但吴先生要求保密，外人要听不能超过3 分钟。王部长拿出这套录音带（共3 盒），他真的遵守诺言让我听了3 分钟。我们都很高兴，这是个良好的开端。不久，王部长居然把录音带的全部文稿拿到手了，可是吴先生还是不同意发表。他和夫人来到王部长家中解释不发表的原因，王部长和夫人邵淑蕙到吴先生家动员吴先生争取发表的理由，这次为了吴先生这篇自传，两对老夫妇竟乘汽车从八里台到马场道互相往返四五趟！最后，吴先生终于同意把这篇自传交给文史办。吴先生是数学专家，他治学严谨，对文字也一丝不苟，他对这篇自传几经推敲，曾为几处个别字句或标点符号给我写过三封信要求更正。历经三年，吴先生的《我的自述》终于在《选辑》第63 辑上刊出，编者还加了按语，以示此稿来之不易并向王部长致以衷心谢意。(www.xing528.com)

王部长给《选辑》提供过五六篇史料文稿。听邵淑蕙大姐讲，为治癌症他曾做过六次手术，他以顽强和乐观的精神一次次战胜病魔。记得我去医院给他送新出版的《选辑》时，他刚经历了一次手术，身体非常虚弱，但他还是很高兴地翻着看了看。告别时，他紧紧握着我的手。出了病房门我就流出了眼泪。不久王老就病逝了。这位在革命道路上历经风险，解放后为天津文教事业做出卓越成绩的老干部，晚年还支持我们的文史工作，提供了大量珍贵史料，他会在人民心中风范长存！

征集稿件有时也要抓住“机遇”。记得1993 年秋，我和南大校友们为校庆集会以后，大家去看望鲍觉民教授。他是知名的人文地理学家，在南开大学执教61 年，是该校绝无仅有的、执教最长的一位教授。我们到了鲍老家，他首先兴奋地告诉我们一件大喜事：他实现了多年的夙愿，终于在今年75 岁高龄时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原来因“国民党少将”头衔被揪斗多次、蒙受不白之冤也已经平反了。大家都为之祝贺，那天鲍先生很兴奋，红光满面。没想到，1994 年6 月，鲍先生因病溘然长逝。他的得意门生，在南开中学任地理教学的田鹏老师（也是特约撰稿人）给我打来电话告知这个噩耗。我约他赶快写一篇纪念文章，一周后，田鹏把《永怀业师人文地理学家鲍觉民教授》文稿送来了，正好刊在即将排版的《选辑》第61 辑上，这是全国发表纪念鲍先生最迅速的一篇文章。

在中等教育这个范畴，《选辑》已有一些文章陆续介绍几座著名的中学，可是还没有五个重点中学之一新华中学（前身为圣功女中）的介绍。我就选定了全国人大代表、天津特级教师、原新华中学王福重校长撰写。王福重从1932 年在圣功小学读书到1940年在圣功女中高中毕业留校，历任化学教师到副教导主任、副校长，由小学生到副校长，在母校学习、生活、工作50多年，可算是撰写“三亲”史料最合适的人了。我向她约稿时，她已年过60岁，社会活动仍甚繁忙，经我许以“不限时间，但要扎实的史料”的条件，她才答应下来。她以认真负责的态度又回到母校，查阅了所有能找到的档案材料，又召开了几次知情的老教师座谈会，历经三年之久，终于完成了《我所知道的天津新华中学》，为天津著名的五所重点中学之一新华中学留下了较完整的史料。

在科技方面，我一直想约我的二弟师其英写一篇他参加第一颗原子弹试制成功的史料。二弟在南开中学是个品学兼优的学生，五年连续考试名列第一名，被保送到南开大学化工系，后因院系调整，在天津大学化工系毕业。上世纪50 年代初，党中央着手开辟核工业的建设，从全国各地选调精英大学生。二弟被调到核工业部并担任一个核心实验室的负责人，亲历了我国第一颗原子弹试制成功的全过程。退休以后他住北京，有时来天津，我常和他谈这个选题，他总是笑笑说，都是绝密的资料不能写。我说，你把当时进行研究、试制时，全体技术人员、职工的艰苦奋斗精神写下来，对后人也是个鼓励啊！

在我几次催促之下，他终于写出《我参加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试制》这篇“三亲”史料。文稿中有一段谈到1960 年由于当时中苏关系破裂，苏联专家背信弃义地将有关资料完全带走而只给中国留下厂房四框……二弟曾经对我说：“局长传达周总理的指示，要做好欢送苏联专家的工作，我们这些技术员相约，宴会上要使劲用酒灌醉他们，能使他们留下点什么资料。可是我们轮流敬酒，宴会开到快10点，那些专家们一个也没醉倒，资料还是没有留下……”

1964 年10 月16 日在我国西部戈壁滩上第一次升起了蘑菇云，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事隔20 年以后，于1984 年二弟才收到我国核工业部发给的荣誉证书，第一句是“师其英同志为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做出了贡献……”1992年国务院颁发的证书上写着：“为了表彰您为发展我国工程技术事业做出的突出贡献……发给政府特殊津贴……”

师其英仅是国防工业中千万个科技人员之一，但他们把自己的青春年华献给了祖国的原子事业，。为了祖国的事业，师其英顾不了自己的小家，妻子在产房即将分娩时，他却登车奔向大西北。2000年春天，他第一次去美国探望妻子儿女，由于多年积劳，体弱多病，于2001 年4 月在美国去世。

在医学方面，天津市是中西名医辈出的城市之一。尤其在1941年太平洋战争以后，日军封闭了北京协和医院，许多卓有成就的名西医移居天津开办私人诊所或联合办起医院，多年来他们在各医科上都有所建树，使天津的西医水平大大向前推进一步。

几年来，我征集医药卫生稿件已发表的有8 篇。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医学博士孙璧儒，他诞生于1899年3月，于2001年2月去世，可谓长寿医生了。1993 年我和特约撰稿人王慰曾一同去访问孙老时，他已经是跨过两个世纪的老人了。使我们惊讶的是，如此高龄的老人，思维非常清楚，记忆力特强。他着重向我们介绍他被官费保送赴法国留学的经过。已经过去70多年的经历，老医生叙述起来条理清晰，细节也不忘。每次去访问，孙院长和老伴儿邢文静都热情地招待我们，有时也叙家常。后来我们知道孙老有个练脑的“秘方”，就是多动脑筋，常想事儿。有一次，我无意中谈起解放前滨江道上有许多私人医生，没想到过了几天孙老给我一份《解放前天津医院、医生的片断回忆》，将在旧法租界开业的私人医生概况罗列一个名单，他能将六七十年前天津中西医约五六十位人的姓名、地址、概况一一列出，可粗略地描绘出当年劝业场一带名医云集的盛况，档案馆中也查不到如此完整的资料，真是弥足珍贵。十年后，经过我略做加工整理，在文史委编辑的《近代天津十二大名医》一书中做为附录刊出。

王慰曾同志将孙老青年时代在国外留学生活，写成《负笈求学记》发表在第61 辑中。我俩与孙老约好，待他过完102 岁生日后，写一篇“活过三个世纪的老人”。没想到，孙院长在过完102岁生日后的第三天（2001 年2 月25 日）仙逝，使我们倍感遗憾。这位现代医学的先驱，早在1990 年92 岁时就立下遗嘱，死后捐献遗体，用于医学研究。其高尚的医德、医风，感人至深。《今晚报》等媒体都做了报道。

征集我国现代肿瘤医学创始人金显宅医生的史料，面临最大的难题是，他坚决不同意写自传或回忆录，甚至表示生前决不允许谁写，也拒绝采访。据说从内蒙特意来天津专门采访金医生的两位记者，从上午等到下午他也不接见，反而问：“谁请你们来的？”硬把记者给倔回去了。

当我准备访问金医生时，他已经住院，更难以和他交谈了。于是我多方打听和他接近的人。除了登门拜访他的夫人吴佩球外，还找到金医生的侄女任淑同志，她原是天津护士学校校长，已退休。任淑问明我的来意以后，热情支持。几次交谈，任淑介绍了金医生幼年时怎么被人用背篓从汉城背到中国境内的，怎么投奔他的哥哥（即任淑的父亲），直到后来成长为著名肿瘤专家的经过。我又找到金显宅的“四大金刚”（四位大弟子）之一的王德元教授，还有在天津肿瘤医院主编《肿瘤月刊》的过卫钧大姐等等，根据各方面提供的素材，终于写出了一份初稿，托任淑同志拿到医院内请金院长过目。没想到，金院长居然同意发表他的传记了，他只在原稿上用红笔修改和订正了几个字句，就通过了。这篇《中国肿瘤医学之父——金显宅》刊登于《选辑》第56 辑中，署名为王德元等。这是我在征集医药卫生稿件中，惟一没有见过被访者本人的一篇。

耳鼻咽喉头颈外科专家林必锦，从事卫生防疫工作40年的屈鸿钧大夫的资料，都是由他们本人撰写稿件，比较顺利。还有一生从事防盲工作的田大文，从事细菌化验工作的朱世英，著名老中医哈荔田等中西医因本人均早已故去，由他们的家属后代撰写，均分别刊登于《选辑》各期。遗憾的是有些有所建树的名医，因史料散佚不全，其学生或后代人无法撰写，如妇产科专家柯应夔（我曾和有关人士商谈十余次，前后有4 年之久，毫无收获）、外科名医屈鸿钧、内科刘绍武等等。尽管多方面想办法，寻找知情人，亦未能如愿，最后只能算是未完成的作业吧！

光阴荏苒，流年似水。我退休后没有做个“自由人”，而是参加了文史委的征集工作，直到已届古稀之年才离开了文史办。我觉得这些年过得更有意义。短促的七年好像夜空中的流星一闪而过。我征集的文史稿件约在50 篇上下，而在《选辑》中刊出的不足20 篇。这点滴成果说来微不足道，但对我个人来说，受益匪浅，不仅在晚年还能为社会贡献点余热，还有如自己又进了一次大学校，增加了许多文史知识，开阔了眼界。我是土生土长的天津人，每当看到天津在近代史中出现了这么多英杰，由衷地感到骄傲和自豪。他们的英雄模范事迹、高尚的情操和风范，为祖国的献身精神，我将永远铭记在心中。

我也感谢在做征集工作中所有曾经帮助过我的新老朋友们！

（作者：天津市文史研究馆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