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协文史工作所以取得比较令人满意的成绩，不可忘记一群帮助工作的老年人士，其中有资深银行家、工商业者、银号经理、中学校长、新闻记者以及旧军政人员，先后有20 多位被聘请来帮助工作。他们大多年事已高，具有丰富的社会阅历，社会联系广泛，不辞辛苦地访贤问老，征集各行各业的史料。“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选辑》内容涉及门类范围之广，揭示行业奥秘之深，而且来稿源源不断，就得力于这些老先生默默无闻的辛勤工作。
在这些老先生中，我接触比较多的是从新闻界退下来的记者们。他们的优势：一是社会见闻广，二是征集线索多，三是文字功底深，最适合做文史资料工作。
1988 年张高峰于家中。
张高峰（1918—1989），是《大公报》的资深记者，1943 年他采访河南灾区，就所见饿殍遍野与国民党将领汤恩伯虐政，撰写了《豫灾实录》一文，在重庆《大公报》上发表以后，引起社会震动，致触怒蒋介石悍然勒令《大公报》停刊三日，张高峰因此一举成名。1978年他调政协工作，任文史办副主任，负责工商经济史料的征集与编辑工作。张高峰见闻广，善交游，和他交往，真有“与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的感觉。我们共同耕耘《选辑》这块小小园地达10 年之久，相处十分融洽。
俞志厚（1911—1985），从事新闻工作多年，曾任《益世报》采访部主任，识多见广，负责征集新闻、租界与军政史料，不辞辛劳，笔耕不辍，一直干到最后卧病不起，是一位可钦可敬的文史老人。
孙立民（1912—2000），原《庸报》采访部长，抗战胜利后投奔冀中解放区参加革命，分配到《冀中导报》工作。1949 年天津解放，进城参与接收《国民日报》，任《天津日报》时事编辑科副科长。后因在《庸报》的那段历史问题被调出报社，下放某工厂，离休后到文史办帮助工作。1981 年袁东衣组建编译委员会，他因通晓日文转而从事翻译工作，译有上百万字的日本侵华史料，为研究抗日战争史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资料。
齐植璐（1913—1991），曾任重庆《新经济》杂志主编、上海《经济日报》主编，学识渊博，文笔精练，主要负责军政与经济稿件的编辑工作。他编辑的《天津近代人物录》，收入近千名各界人士的简历，是一部颇具参考价值的工具书。齐老热心文史，带病坚持写作，直至生命息止，可以说是“鞠躬尽瘁”了。
刘炎臣（1908—1996），旧时历任多家娱乐性报纸的影剧记者。刘老熟知地方掌故，广交耆老乡贤，10 多年间征集地方史料超过百万字。1994年刘老不幸患病半身不遂，失去写作能力。我去看望时，他含泪对我说：“我的手不能拿笔了，我还有许多材料没有写啊！”老人家心里装的只有文史工作，令我唏嘘不已！
还有两位女记者，柴寿安（1926—2003）与陈珍（1922—1994），都是征集工作能手。柴寿安在抗战胜利后曾在《民生导报》、《新星报》任记者，建国后在民盟工作，1978 年落实政策安排在政协文史办。她工作认真，多思多谋，善于做征集对象的思想工作，而且重视史实查证，《选辑》发表的许多重点史料如《孔府内宅轶事》、《张作霖父子当权时对苏关系和中东铁路内幕》、《黄河召唤系我心》等篇，都出自她手。陈珍原是《天津日报》记者，后转入教育界，退休后到文史办帮助工作。她擅长采访专家、学者，使文史资料“更上一层楼”。《选辑》刊出的有关姜立夫、张克忠、吴大任、李漪、施锡恩、金显宅、林崧、周叔弢以及演艺界的骆玉笙、马三立、曾国珍等人的史料，都是经她手整理的，堪称“大手笔”。
政协文史办拥有这样一支热心文史的征集队伍，使编辑工作左右逢源，水到渠成，我怎能忘记他们的贡献！需要申明的是：本文以题目所限，没有提到健在者的业绩，就是故去的老先生也未能一一叙及。他们均有所建树，功不可没。(www.xing528.com)
出席第四次全国文史资料工作会议的人员合影（摄于1983 年9 月，后第三排左7 游德昌，左8 杨大辛）。
“流水淘沙不暂停，前波未灭后波生。”我在1992 年离休，接班者勤恳敬业，与时俱进，多有创新，业绩昭著有目共睹，勿庸我饶舌了。
“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我衷心祝愿这块文史园地枝繁叶茂，松柏常青！
补记：2003年春夏之交，“非典”疫情蔓延肆虐，我与乔维熊同志通电话，一来致以问候，祝愿安康；二来希望他为《选辑》百辑写篇纪念文章。我们回顾二十多年来政协文史工作的成就，异常兴奋，相约届时一定欢聚畅叙一番。讵料金秋九月，乔公遽然病逝，忆及我们交往半个多世纪，一朝诀别，悲痛不已。
我与维熊同志初识于1947年。当时他在寿丰面粉公司工作，与我在的知识书店一河之隔，常来买书，我们又同是《新生晚报》的撰稿人，志趣相近，心意相通。《新生晚报》有基督教背景，社长常小川邀请维熊同志主编“宗教论坛”专刊，得知他是一位热心的基督教徒。1951年我从书店调到市人民政府主管宗教工作，当时的中心任务是发动宗教界人士掀起反帝爱国运动，以彻底摆脱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教会的控制，这是一场十分严肃而复杂的政治斗争，维熊同志挺身而出，积极参与，我们不期而遇，黾勉有加。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市政府宗教事务处撤销，机关干部被驱赶到“五七”干校劳动，维熊同志也从市工商联下放干校，我们同属统战系统，编入一个连队，逆来顺受，风雨同舟，历尽烈日寒风之苦。
1978年我调入市政协从事文史工作，维熊同志出任市政协副秘书长，分管文史，是我的顶头上司。我们携手共事，无论是日常的史料征集与编辑工作，还是制定计划、总结工作、对外联系等诸多方面，维熊同志承上启下，全力支持我的工作。我们一起去北京出席全国文史工作会议，一起去山西大同参加华北文史工作协作会，一起涉足史学界各种活动，几乎是形影不离了。1984 年维熊同志调市工商联主持工作，我们共同耕耘文史园地有6年之久，相处融洽，毫无芥蒂，留下许多美好的忆念。维熊同志为人忠厚，严于律己，胸襟坦荡，作风正派，在政治上是非分明，在思想上与时俱进，在工作上尽职尽责，是一位可钦可敬的知识分子。就我们之间的多年情谊而言，引用唐代诗人李商隐的诗句“平生风义兼师友”，可以说是恰如其分了。
本辑付印在即，征得编者同意，略为补记如上。情系亡友，寄托哀思！
市政协文史委参观石家大院（前排左起：卢鹤纹、乔维熊、何国模、杨大辛、康明）。
（作者：天津市文史研究馆馆员，市政协七、八届文史资料委员会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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