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四位副主席，见证文史纵横

我深切怀念曾领导过文史工作的四位已故副主席：周茹（1919—1998），朱子强（1919—1984），娄凝先（1910—1984），黄炎智（1930—2002）。

人民政协机构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停顿达10 年之久，1977年12月天津市政协全面恢复工作，曾在周茹同志主持下对政协库存的文史稿件进行了梳理与编写工作。周茹同志在文化大革命前担任市委统战部部长，我们有过工作接触，但并不熟识，经老友徐景星的引荐，他点名把我调来政协从事文史工作，时在1978 年6月。我在文化大革命中，因说了一句闲话，将《语录》比作《圣经》，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关了半年“牛棚”，又被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四年半，分配到工业展览馆干些写写画画的杂活，一干就是5年。人生最美好的青春岁月，就这么打发走了。我到政协工作时已经53岁，到老来重操编辑旧业，真是“别有一般滋味在心头”！我的后半生在文史事业上能有所作为，首先要感激周茹同志对我的“收编”。

我到政协文史办公室的首要任务就是编辑出版《选辑》，刚一到任，就被推到风口浪尖上：如何看待政协文史资料的价值？全国政协出版的《文史资料选辑》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批判为“替国民党反动派、牛鬼蛇神树碑立传”的“大毒草”，如今恢复工作，有的同志囿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束缚，不免心有余悸，因此主张：对政协文史稿件必须以批判的、阶级斗争的观点重新改写，不可原封不动，那样做要犯政治错误；与之对立的观点是：政协文史资料的特点就是亲身经历，不拘观点，秉笔直书。我内心倾向于后者，不赞成“上纲上线”。周茹同志在会上回避矛盾，未置可否，但私下却对我表示：要存真求实。我很理解他的处境，因为他当时尚未正式落实政策，没有多大的发言权。后来，传来全国政协董一博同志的意见：“政协文史率由旧章。”这场争论得以澄清，我的编辑工作也就有了明确方向。

周茹同志政治上慎小谨微，对准备刊用的稿件一一过目，并叮嘱送市委统战部审定；其实每次送审都是原封退回，不记得提出过什么异议。周茹同志在工作上尊重下级的积极性，从不泼冷水，也不固执己见，而且非常关心同志。我举几件小事：周茹同志深知编辑工作的辛苦，经常对我说的一句话：“大辛大辛，大大的辛苦啊！”虽是调侃戏言，却无形中密切了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1985年我住院做胆囊切除手术，周茹同志腿有残疾行动不便，派哲嗣持亲笔信到医院问候，使我深受感动。有一次我陪他因公外出，他执意要到我家坐坐，在司机小刘的搀扶下艰难地走上楼，坐定后观察我的居住环境，了解我的生活状况，问候我的家人。他对下属的亲切关怀之情体现了老一辈革命者的风范。

朱子强同志1980 年调政协任副主席，他从事宣传工作多年，对文史工作特别关注，《选辑》每辑必读，还不时加以点评，他对《孔府内宅轶事》一文评价很高，表扬我们征集工作做得出色。我送稿件请他审定，他的回答是：“我不给你们当总编辑。你们要我审稿，是真审呢，还是假审？要真审的话，我就陷了进去拔不出腿来；要是假审，不过是走过场，搞形式，有什么意思。审稿拖延时间，影响你们工作，该由谁负责谁就负责，我不审。”朱子强同志快人快语，一针见血，既表示了对我们的信任，也加重了我们的责任感。朱子强同志对文史工作有许多高瞻远瞩的指示，如：”征集工作要把网撒得大些，不怕材料粗浅，征集上来再加工。”“一定要扩大文史资料范围，向各条战线纵深发展，要克服差不多的自满情绪，如民主党派史料、科技史料、私营工商业改造史料，代表性人物的回忆录，就是资本家的发家史也可以征集，要广征博采。”“你们可以搞一部天津百年人物录。”“现在解放30 多年了，不又是新的征集领域吗？”后来的工作实践证明，他的意见具有前瞻性，都是非常正确的。

有一件事需要特别提出，就是《选辑》的发行问题。全国政协出版的《文史资料选辑》，从一开始就定为“内部发行”，各地援例而行。其实，文史资料并未涉及什么国家机密，“内部发行”不过是出于政治上审慎，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措施。这种自我封闭状态，导致书店不能公开陈列，海关查验不予放行，无异于作茧自缚。1980年12月，我参加全国政协第三次全国文史工作会议，王首道副主席到华北组参加小组讨论，我提出这个问题，他表示：“公开发行还是内部发行，可以根据情况来决定。”归来后我向朱子强同志汇报此事，他当即明确表态：“公开发行，我看没有什么不可以，你们政治上谨慎些也就是了。”于是，1981 年天津率先改变发行办法，面向社会公开，以后全国与各地政协的选辑相继都改为公开发行了。未曾料到的是，《选辑》公开发行以后可以出口，很快就流向香港、台湾、新加坡、日本、美国等国家和地区。日本花园大学教授小野信尔曾在一篇题为《走向客观评价历史的时代》的文章，评论中国历史研究的新去向，其中有一段话：“政协天津市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辑、天津人民出版社发行的《天津文史资料选辑》从第十四辑开始在国外也可以买到了。它那充实的内容使我们获益非浅。”台湾的《传记文学》从1982年开始多次转载或摘引天津的文史资料。这样，《选辑》的影响扩展到台湾与海外。朱子强同志果断负责、雷厉风行的工作作风，令我十分钦敬。

娄凝先是我的老领导。解放前我在地下党领导的知识书店工作，经历了国民党统治的艰险，坚持到天津解放，当时娄凝先是中共天津工委宣传部副部长，负责领导书店工作，因处于地下状态，我并不清楚。建国后娄凝先出任新闻出版处处长，我们才有所接触，1950 年9月他派我与李克简同志去北京出席第一届全国出版工作会议，归来后责成我向全市图书业传达会议精神，娄凝先同志在总结讲话中提到了我：“杨大辛同志解放前在党领导的知识书店工作，冒着极大的风险，与国民党特务周旋，敌人抓不到他的把柄，最后只好以‘抓壮丁’的办法把他抓走，送进保安旅。”这一番话表明他对我的了解与关怀，当时听了内心很激动。

娄凝先同志(www.xing528.com)

1951年我从书店调到市人民政府，负责宗教管理工作，娄凝先同志当时是市政府副秘书长（后任副市长），我又一次在他的领导下工作，直到1964 年他调南开大学任副校长。1952 年我结婚时，请他当证婚人，婚礼后他亲自用车送我们夫妇回家，倍感亲切。

1983 年娄凝先同志在政协工作，任副主席兼文史资料委员会主任。我第三次在他直接领导下工作，异常兴奋。娄凝先同志是文化人，向他汇报工作有共同语言，许多指示切合工作实际。需要特别提出的一件事，就是建立文史书刊服务部。1983 年12 月全国政协第四次文史资料工作会议上，得知重庆市政协办了一个文史书店，引起各地的兴趣。归来后，天津是否建个文史书店的问题便提到工作议事日程。当时我强调一无资金，二无铺面，有畏难情绪。娄凝先同志的态度明朗，曾先后三次督促我尽快拿出方案把书店搞起来，有一次甚至很郑重地对我说：“你是干过书店的，当年知识书店不也是条件很差吗？没有铺面可以先从内部搞起来，‘酒香不怕巷子深’嘛！”经娄凝先同志的一再督促，我们在文史办楼下腾出一间屋子，于1985年4月文史书刊服务部开业，读者闻风而至，络绎不绝。遗憾的是，娄凝先同志已于1984 年11 月9日逝世。文史书刊服务部开业至今18载，成为独具文史读物特色的小书屋，很为广大读者称道。每思及此，怎不令人怀念娄凝先同志！

1997 年在石家庄西柏坡炎智同志与文史办同志合影。

黄炎智同志于1993年到政协工作，以副主席兼文史资料委员会主任，我早于一年前离休，所以未能在他的领导下工作。由于我还挂了个“顾问”虚衔，因此与文史资料委员会藕断丝连，有时参加有关的会议。黄炎智留给我的印象是：敬业、认真、谦和、果断。他主持政协文史工作五年，成绩十分突出。我举出两件事：一是出版《近代天津名人丛书》，一是出版纪念香港回归专集。文史办提出编一套关于近代天津名人的丛书，几个同志私下交换意见都很赞同，但又感到这是一项系统工程，工作难度大。黄炎智同志为此召开了一系列座谈会，广泛征求意见，反复论证，最后拍板定案，尔后亲自参与制定规划，确定入围人物，审阅文稿，工作之深入与细致，令人叹服（该丛书至今已出版八册）。1997 年香港回归，事前文史办决定编一本纪念性的史料专集，黄炎智同志极为关注此事，待稿件汇齐后，为书名一事就两次召集有关同志讨论，大家七嘴八舌议了几个书名，难以取得一致意见，最后我建议：“大陆与香港都是炎黄子孙，一脉相承，可否起名《天津·香港一脉情》？”黄炎智同志沉思了一会，果断决定：“一脉情好，就这么定了。”《天津·香港一脉情》出版后，我的一位朋友说：“‘一脉情’这三个字，表达了民族凝聚力与深刻的感情内涵。”报纸、电视台都用“一脉情”这个词形容天津与香港两地关系，可见影响之广。

1997 年夏我突患脑栓塞导致半身瘫痪，处于生与死的十字路口，我万万没有料到黄炎智同志到医院看望，祝愿我早日康复。党的亲切关怀使我不由得热泪盈眶！

我怀念四位副主席，不单是他们的革命业绩，还有道德情操与人格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