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文史资料选辑，支持天津史研究

罗澍伟

俗话不俗。古人说，“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又说，时间如“白驹过隙”。现在感受这两句话更加深刻。《天津文史资料选辑》从创刊到今天，转瞬间已经经历了25个年头，发行至100辑了。

岁月送走了记忆，却带来了思念。

回想起上个世纪70年代末，工作在天津文史资料岗位的诸多领导和前辈，大半已经作古；中年的早已离退在家，安享天伦之乐；青年人呢，也已步入中年，或向老年迈进。但正是他们，用自己的双手，开拓了天津文史工作的蹊径；用自己的人生蜡炬，照亮了天津文史研究的坦途。正是有了默默无闻的他们，才有了今日百辑荟萃的辉煌。《天津文史资料选辑》作为省市一级政协的出版物，在25 年的时间里，连续出版了100 辑，其资料价值之宝贵，内容之丰富，影响之广泛，在全国也应是名列前茅的。

历史文献在史学研究中一向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一般来说，史学研究成绩的大小，是和史学工作者所掌握的文献资料是否有足够的数量和准确可靠的程度成正比的。天津是中国近代第二大工商业和港口贸易城市，在北方则首屈一指，在近代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天津文史资料选辑》创刊以前，天津史的研究由于资料准备的缺乏，没有引起社会太多的重视，研究力量也很是薄弱。在一定意义上说，正是有了《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的连续出版，在许多重要方面，诸如九国租界、洋行与买办、租界寓公、日本侵华、城市建设、商业贸易……积累了丰富的资料，从而拉动了天津史研究的发展，出现了今日天津史研究的繁荣。在已经出版的有关天津史的各项成果中，可以说没有一项成果没有《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的资料支持。《天津文史资料选辑》从创刊到百辑的巨大贡献，于此可见一斑。当然，从另一个角度来理解，也说明了历史文献必须进入研究过程，才能发挥出重要的作用。我想，今后文史资料征集和开发工作的重要方向之一，便是紧紧配合各项研究之所需。

文史资料的最大特点是“三亲”，即作者的亲见、亲历、亲闻，因而可以发挥补史、证史和纠谬的作用，而且这种作用是其他资料无法替代的。比如，1939 年汉奸程锡庚在天津英租界被刺，过去限于条件，一般认为是地下党组织或地下党领导的革命组织进行的暗杀行动。但《天津文史资料选辑》刊出了1931—1939 年曾在天津英租界工部局警务处任副处长的李汉元先生的回忆，证明此事乃是国民党“军统”华北区负责人之一曾澈组织的“抗日锄奸团”所为，从而澄清了一段公案。再如，上个世纪80 年代中，中央电视台积极筹拍根据《我的前半生》改编的《末代皇帝》电视连续剧，他们对于溥仪居津期间淑妃文绣的状况全然无所知，主创人员十分焦急。来到天津后，他们得知文史办刚刚征得文绣外甥女傅嫱所写的《末代皇妃文绣的一生》，且尚未刊发，于是如获至宝。该剧关于文绣生活的所有内容，都是根据这篇文章改编的。后来，剧组的王近庸先生特意在《天津日报》上刊发了一篇感谢文章；作家柳溪则根据这篇文章提供的内容和线索，专门写了一篇关于文绣的报告文学。这些，都可以说是《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直接作用到史学研究和文艺创作的生动事例。

文史委同志与日本留学生照内由纪子（右四）座谈长芦盐业后合影。右1 罗澍伟，右2 为刘续亨，左1 方兆麟，左2 杨大辛，左3 刘炎臣，左4 姚惜云。(www.xing528.com)

25 年来文史资料工作和文史资料工作者直接作用于文史研究和社会现实的事例也是有的。1987 年专门研究直隶高阳土布生产的日本学者林原文子来到天津，通过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收集到许多保存于政协的有关高阳土布的珍贵资料，她非常满意。此后，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原所长戴逸先生的日本籍博士研究生照内由纪子，通过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找到天津市政协文史委，因为她的博士论文题目是清代的长芦盐业，希望能够得到帮助。文史委热情接待了她，为她组织了熟悉天津盐务的姚惜云等老先生举行了座谈，使她明白了许多书本上没有记载的情形，收集到不少珍贵的口述资料，她和她的导师都非常感谢。1996年，毕业于耶鲁大学历史系的美国MTI 公司天津总代表孙约翰先生，根据胡佛传记提供的照片和地图，希望能够找到美国第31 届总统胡佛在天津的故居。此前，很多美国友人曾到天津试图解决这个问题，但都没有结果。市政协文史委的专家经过多次的研究、调查和踏勘，确定原重庆道小学的两幢楼房即是胡佛故居旧址；然后又找到了该校的老教师和老毕业生进行了确认。《今晚报》和《天津青年报》记者进行了跟踪采访。消息发出，引起了新闻界的普遍关注，据中国新闻社的不完全统计，海内外有数十家报纸刊载了这一消息。此后来重庆道小学造访的中外人士络绎不绝。1999年，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力分校博士研究生史瀚波拿到了一个研究基金项目，为天津东亚毛纺厂的创始人宋棐卿撰写传记。他在宋棐卿家属的陪同下来到天津，希望能够进行实地考察，市政协文史委特别为他们组织了宋氏老家山东青州之行，受到青州市政协的欢迎。当宋氏家属看到青州地区的一些地方还比较落后时，决意拿出资金，帮助家乡群众脱贫致富。

文史资料的大规模征集整理工作，是周恩来总理生前亲自倡导的，前无古人，非常具有中国特色。如果不是由政协这样的机构精心组织此项工作，任何单位和个人也无法完成。不过往远一点说，我国历朝历代的史学家都是非常重视这种亲见、亲闻、亲历史料收集和整理的，这是中国优良的传统，古人说：“十口相传为古”，可见有文字记载以前的历史，就是靠代代的口授才流传到今天的；而且，往往可以弥补文献记载的不足。像西汉大史学家司马迁，为了撰好《史记》中的“世家”，亲自走访了被秦所灭的六国后裔；北宋大史学家司马光，为编写《资治通鉴》，收集了许多亲自采访和实地调查的资料。已故著名清史专家郑天挺（天津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首届委员），为了详究清代的典章、制度和社会生活，结交了一批有学识的皇室后裔和旗籍学人，像惇亲王之后溥忻（雪斋，清末御前侍卫），晚清学部尚书荣庆之后赵元芳（盐业银行董事）等等，从他们口中得到了许多历史记载以外的珍贵见闻。已故著名史学家邓之诚藏有近人崇彝所著《道咸以来朝野杂记》稿本。崇彝系蒙古族旗人，巴鲁特氏，字巽庵，他的祖父就是道咸年间的大学士柏俊，曾任戊午顺天乡试的主考官，因家人舞弊，为御史所参，被处极刑。崇彝出身旗籍世家，曾任户部文选司郎中，耳濡目染，闻见博洽，所记均为官私载记所不见。邓之诚先生高度评价了这部书稿，说：“巽庵先生撰《道咸以来朝野杂记》，字字珍秘，皆亲见亲闻，当与《啸亭杂录》并传，非《天咫偶闻》等书所能望其肩背也……殚见洽闻，既详且赅，此事当今无第二手，当仁不让，万勿妄自菲薄，千秋事业，即在此数卷书。”其实，当今我们从事的文史资料征集、出版这一伟大的系统工程，又何尝不是高出崇彝百倍的百代不磨的“千秋事业”呢！

无独有偶，国外史学界从20 世纪初开始，也提出了史学研究的资料多元化和与其他学科加强联系的问题。比如著名的美国中国历史学家费正清，就主张史学研究应建立在多元资料的基础之上；另一位史学家鲁滨孙（J·H·Robinson）和他的学生，干脆把许多与史学相关的学科称为史学的同盟军，到了70年代美国还创办了一份《多学科史学杂志》。国外的口述史大约兴起于20 世纪50年代前后，工作内容大致与我们的文史资料征集整理工作相接近，有些方式方法也确实值得我们效法或借鉴，《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60辑就刊登有美国史密森研究院档案馆馆长威廉·W·莫斯的《口述史》一文，是为莫斯在南开大学的讲演稿，可见天津的文史资料工作者一直是非常虚心，并着意渴求工作的进步与完善的。而我们的一些学者，特别是青年学者却往往不太注意文史资料这样一个庞大、宝贵资料库的价值与应用。其实，伴随着我们国家社会经济的不断发达，“文化回归”必将到来，而文史资料工作的重要性和巨大意义，也必将日益鲜明地表现出来。

孙约翰先生信笺。

适值《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百辑出版，市政协文史办的张玉芳主任非让我写几句不可。我想，在这百不一遇的宝贵时刻，谨祝《天津文史资料选辑》这套百读不厌、且具有百世之利的煌煌巨帙，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真正成为史学界的百代文宗。

（作者：天津文史馆馆员、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原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