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100辑）：纵横文史，写下精彩片段

□南炳文

我是一个历史工作者，很早就知道天津市政协编辑的《天津文史资料选辑》，对于研究天津近现代史是不可不读的宝贵文献。但是，最初我对于天津政协的文史资料工作，所知仅限于此。1993 年春，我荣幸地被推荐为市政协委员，并任市政协常委和文史资料委员会副主任至今。11 年（前5 年属天津市政协九届委员会，接下来的5 年属天津市政协十届委员会，最后一年属天津市政协十一届委员会）的政协文史资料工作经历，使我增加了对天津市政协文史资料工作的了解，学到很多知识，受到深刻的教育，感想颇多，而其中最主要的一点是，我体会到天津市政协的文史资料工作一直处于蒸蒸日上、奋进不止、与时俱进的态势，其水平在不断提高。

当1993 年春天津市政协九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召开时，我正在日本访问，因此我第一次参加市政协文史委的活动，已是当年7 月回国之后。当时，由于政协委员的组成与以前有所不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即已参加工作的人大大减少，原来以征集、编辑、出版建国前亲历、亲见、亲闻资料为主的政协文史资料工作已与现在的政协委员不太适应，政协文史资料工作面临向何处去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外地有些政协，对于文史资料工作消极起来，甚至取消文史资料委员会，将之与其他委员会合并起来。然而这时的天津市政协文史资料工作却没有消沉下去，而是继续蓬勃发展。经过反复学习政协的章程和周总理生前关于政协文史资料工作的指示，认真分析政协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天津市政协文史委的全体同志一致认为，面临的具体情况虽有变化，但政协文史资料工作的优势仍旧存在，其“存史、资政、团结、育人”的功能仍然十分重要，这项工作只能加强，不能削弱，更不能取消。在此基础上，大家分头调查研究，广泛征求委员意见，最后渐渐形成了继续开展工作的明确思路：第一，要继续征集建国前的有关资料，鉴于随着时间的推移，掌握这类亲历、亲见、亲闻资料的人士越来越少，对于这项工作要以抢救的姿态，抓紧进行。第二，将征集资料的范围扩大至建国以后，拟定有关专题，邀请政协委员或相关人士踊跃撰文。第三，编辑近代天津名人丛书，反映天津在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地位，宣传天津，提高天津的知名度。第四，结合重大政治活动、重要纪念日，组织座谈会，编辑出版纪念文集，举办各种宣传、纪念活动，开展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第五，继续编辑、出版《天津文史资料选辑》，扩大政协的影响。以上几条思路，使天津市政协的文史资料工作，具有了明确的前进方向，从而不仅没受其时一些地方政协文史工作所笼罩的低迷气氛的影响，反而信心倍增，大踏步地开拓向前。全国政协文史委了解了天津的思路，十分重视，杨拯民主任曾亲赴天津考察、指导，并通过各种方式，肯定天津的想法，向其他省市介绍、推广。而在天津的工作实践中，也得到了极为喜人的成效。在九届市政协期间（1993—1997），除了按期出版20 辑《天津文史资料选辑》，适时举办了多次有关纪念活动、征集了几百万字的建国前和建国后的亲历、亲见、亲闻资料外，还推出了内容丰富、可读性强、极受国内外读者欢迎的《天津·香港一脉情》、《天津租界谈往》、《天津老城忆旧》等专题文集，紧密地配合了1997 年迎接香港回归等重大政治活动的宣传、教育工作；开展起包括《近代天津十大企业家》、《近代天津十大买办》、《近代天津十大戏曲家》、《近代天津十大影剧家》、《近代天津十二大报人》、《近代天津十二大教育家》等十几种名人专传的“近代天津名人丛书”的组稿和撰写工作，启动了规模空前的从一个侧面描绘近代天津五彩斑斓风貌的重大文化工程，由之而形成了天津市政协文史资料工作发展至新阶段的一个明显标志。

市十届政协的5 年中，文史资料工作进一步开拓前进。这一时期，每年4 辑的《天津文史资料选辑》仍在按时出版，建国前及建国后的文史资料仍在以只争朝夕的精神进行征集，结合重大政治活动、重要纪念日的各种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宣传教育仍在认真开展，“近代天津名人丛书”的编撰仍在有条不紊地进行，并将其中已完成的8 种正式出版。而尤其值得注意的有如下两点：一是大家齐心协力开展起了总结、宣传天津历史文化名城的专题活动。二是大力加强了关于保护、利用历史文化遗存的宣传和呼吁，为提高天津的文化品位而努力奋斗。这两项工作，无庸讳言，在1998 年之前，文史委就已进行过。但是，这一时期是在新的认识的基础上进行的，即将之视为参政议政的一种实践形式，是为了落实市委关于进一步提高天津文化品位、促进天津跨越式发展的号召，而不是再像以前那样，仅仅将之看做一般性的文史资料工作。此外，这时天津市正处于改革开放空前深入、经济社会发展空前迅猛之时，形势也迫切需要加强历史文化遗存的保护和历史文化名城的宣传。思想认识的飞跃和客观形势的呼应，使之呈现出与以往大不相同的面貌，其深度和广度皆非以往所能比拟。为了使人们对天津历史文化名城的内涵加深了解，文史委组织有关专家开设了系列讲座，与电视台联手制作了专题电视片，与报刊合作连载了专题文章，从而以多种形式回答了天津为什么是历史文化名城的问题，充分展示了天津厚重的历史文化底蕴。为了充分保护天津的历史文化遗存并利用之为现实发展服务，文史委轰轰烈烈地开展起了保护历史文化遗存重大意义的宣传，多次通过视察和座谈会等方式，呼吁人们重视对名人故居、历史上的建筑精品、重大历史遗迹的保护。这一时期，大沽炮台等遗址的修复受到了重视，李叔同故居、梁启超故居等名人故居的保护引起了注意，五大道的建筑等得到了修整……如此等等，都对天津文化品位的提高，发挥了积极作用，而这些成果的得来，无不或多或少与文史委的努力有关。1998 年天津市在大直沽进行了考古发掘，1999 年后市政府又将正在搞房地产开发的大直沽天妃宫遗址购买下来，并在这里建造了一座博物馆，这无疑对人们了解天津的早期历史，体会天津的历史文化传统，具有极为重大的作用，而这一连串工作的发起和落实，又皆与文史委的呼吁有相当关系。这一时期天津市政协文史资料工作的成就，就是这样在一步步增大，其影响在一天天加强，事实无可争辩地表明，它在继往的基础上又跨上了一个新台阶。

2003 年初天津市政协十一届一次全委会召开后不久，十一届文史委很快成立。新一届文史委在上届文史委工作的基础上，总结经验，继承传统，精益求精，继续前进，把文史资料工作再次引上了更高的一个新台阶。这一届文史委的工作，到目前为止，虽然才不过接近一年的时间，但已充分显示出崭新的姿态，出现了令人兴奋不已的发展势头。除了按时编辑、出版《天津文史资料选辑》、“近代天津名人丛书”等日常工作外，更以空前的热情和干劲，积极参加参政议政活动，形成了一个十分鲜明的特色。如果说，十届文史委开创了以文史资料工作参政议政的新局面，十一届文史委则将这种参政议政工作做得更加自觉、更加经常、更加深入，计划性大大加强，从而更加富有成效。为了把天津市建成北方经济中心、著名的国际港口大都会，落实中共天津市委提出的三步走战略部署和开发海河经济、开发海洋经济等五大举措，市政协常委会将开发海河经济和开发海洋经济定为2003 年两次专题参政议政协商会的中心议题。文史委积极参与其事，将之当做本年工作的重点，围绕这两次专题常委会，根据自己的特点和条件，组织全体文史委员，依次展开了关于海河两岸文物保护利用、利用文化资源发展滨海旅游两项专题调查，得到了大量一手资料，弄清了许多关键情况，写出了有分量的报告，提出了很好的建议，受到有关部门和领导的好评。2004 年是天津设卫建城600 周年，为了藉此机会总结经验，弄清市情，凝聚人心，鼓舞斗志，宣传天津，提高天津知名度，为天津的继续发展创造更为有利的环境和条件，中共天津市委和市政府决定届时举行盛大的庆祝纪念活动，于是一系列筹备工作在2003 年成为全市上下的一项重要任务。面对这一形势，文史委也将自己的工作与之紧密结合，精心设计，认真落实，又是搞关于天津历史的电视片，又是策划编辑歌颂天津、显示天津文化底蕴的《画说天津600 年》（暂名），更组织广大文史委员发挥特长，积极就有关工作向市委市政府和有关部门建言献策，在社会上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这成为2003 年文史委工作中发挥优势、围绕中心、有计划参政议政的又一个亮点。作为多年参加市政协文史委工作的老委员，目睹十一届文史委一年来热火朝天、生气勃勃的新局面，无不欢欣鼓舞，工作方向更加明确，对工作的前途更加充满信心，从而干劲倍增，参加活动的积极性空前提高。

天津市政协文史资料工作为什么能够长盛不衰、不断提高、与时俱进呢？我是学习和研究明清史的，对天津的历史不甚了了；我虽担任天津政协文史委的副主任，但基本上是个书呆子，对社会工作是名副其实的门外汉。所以，无论从知识的角度，还是从对工作规律分析的角度，我均不敢说对这个问题能有真知灼见的回答。但是，为了总结经验以利再战，我还是愿意从自己亲见亲闻的角度，谈谈粗浅的想法和体会。市政协领导的重视，是天津政协文史工作不断取得新成绩的很重要的原因。九届市政协主席刘晋峰、常务副主席李长兴，十届市政协主席房凤友、常务副主席张好生，以及十一届市政协主席宋平顺、常务副主席卢金发，都对文史资料工作很关心。我曾经当面聆听过刘主席对文史资料工作重要性的论述；“近代天津名人丛书”的编撰受到过他的大力支持。十届一次全委会会议期间，我第一次有机会与房主席交谈，他所谈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关心文史资料工作如何开拓新局面；总结、宣传天津历史文化名城专题活动的开展，得到了他的肯定和支持，其中许多具体做法，还是他亲自想出来的高招。李副主席和张副主席只要有条件，就抽出时间参加文史委的活动，张副主席在一次率领文史委视察时勉励大家努力工作的语重心长的讲话，至今想起还令人激动不已。宋主席和卢副主席都在不同场合多次强调充分发挥文史工作参政议政职能的问题，2003年市政协两次常委参政议政专题协商会上安排文史委作专题发言，即是得到了他们的大力支持。分工主管文史资料工作的副主席，九届市政协是黄炎智，十届是张永根，十一届是叶厚荣和蔡世彦，他们对文史资料工作更是倍加关心。他们都经常亲自参与文史委的活动，对文史委的工作做面对面的指导。黄副主席还兼任了文史委的主任，每年年初计划的制定、年终总结的撰写，他都亲负其责。“近代天津名人丛书”的总主编也由他亲自担任，投入大量精力，从事具体工作。其他副主席及秘书长同样对文史资料工作很关心。例如十一届市政协副主席曹秀荣2003 年在百忙中经常亲自主持过问文史委担负的庆祝天津设卫建城600 周年《画说天津600年》画册的各项筹备工作；市政协秘书长陈福顺则对文史委的每一项具体计划和活动都极为关注，给予具体指导。市政协副秘书长中配合主席、副主席分管文史资料工作的，九届至十届均是田桂林，2002 年以后，改由易水金担任。2003年十一届开始后，易水金继续留任。他们都是事业心很强的同志，代表政协领导站在第一线，充当前线指挥官，全程参与文史资料工作，忠实准确地具体贯彻领导意图，把握工作的方向。特别是田副秘书长，不仅认真负责，而且点子多，思路广，几乎文史委每一活动都凝结着他的智慧和心血。此外，他作风朴实，待人真诚，对于团结有关同志搞好工作发挥了极大的作用。易水金同志因工作经历的原因，最初对文史资料工作并不熟悉，但他有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不耻下问，学习认真，很快就成为文史资料工作的行家里手。加之他有很高的理论水平，每次研究问题、制定计划，他都能在调查研究和充分听取大家意见的基础上，发表恰到好处的意见，令人口服心服，有效地发挥了领导作用。市政协的领导如此重视文史资料工作，其能够与时俱进实不足怪。(https://www.xing528.com)

市政协文史资料办公室是一支特别能战斗的队伍，这对于天津市政协文史资料工作不断取得新成绩，也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这个办公室，人数不多（前后有方兆麟、周桂兰、杨志武、张柱、张玉芳、丁立松、康明等同志，同时任职人数最多时也不过三四人），但能量很大。他们个个任劳任怨，埋头苦干，能文能武。每年年终总结时，皆可发现他们除了大量的接待、组织工作外，仅其所经手审阅、编校或撰写的文字，每人每天平均不下一万字。九届、十届的办公室主任是方兆麟，十一届由张玉芳、张柱分别担任正、副主任，他们是办公室全体人员的领头人，也是其优秀的代表。他们热爱文史资料工作，不计名不计利，总是孜孜不倦地工作着，或组稿，或写作，或与办公室成员并肩奋战，或在政协领导与文史委委员、有关专家之间穿针引线。特别是方兆麟，对天津历史极为熟悉，说起天津历史文化遗存如数家珍。正是以这些主任为首的这个特别能干而苦干的办公室，使天津市政协的文史资料工作，找到了顺利进行的可靠依托。

文史资料委员会的委员和有关专家，忠于职责，努力工作，是天津市政协文史资料工作不断取得新成绩的又一个重要保障。文史资料委员会的委员和有关专家，多数对天津历史和文化有特别研究，而且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因而能够积极参加有关工作，并竭诚献策献计。诸如德高望重的乔维熊、杨大辛、李树人、周根会、万新平、罗澍伟、崔锦、张春生、陈雍、翦安、孔祥玉、陈忠新、贾炳公、林开明、郭凤歧、黄殿祺、聂兰生等老委员和老专家，在任职期间，无论是烈日炎炎的酷暑，还是朔风刺骨的严冬，几乎是有会必到，有活动必参加，并且来则发言，尽其所知，畅所欲言。他们的发言使人大开眼界，许多难题往往是由于他们的只言片语而顿时化解。除此之外，他们还不顾年高体弱，尽其所能承担许多具体任务，为文史书刊提供了许多高质量的作品。这些博学而尽职尽责的文史资料委员会委员和有关专家，为天津市政协文史资料工作的高水平运转，做出了巨大贡献。

以上所述三个方面的原因，总括起来不外乎“上下一心、埋头苦干”八个大字。这八个大字对于做好其他各种工作是否也有重要意义？看来是值得思考的。

（作者：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博导，市九至十一届政协常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