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文史资料选辑：恢复发展时期1974-1988

天津的文史资料工作恢复得比其他各省市为早。在“四人帮”尚未被粉碎的1974 年，当时的“市革委”派高长春、王久到市政协计划逐步恢复工作。经过研究，根据当时环境，首先恢复文史工作，但并未成立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由秘书处指定任焕晶、乔维熊、谢天培、吴同宾、袁东衣、徐景星、韩天耀7人组成文史组，由任焕晶负责，并借调来4名干部，共同搞文史工作。办公地点临时设在九龙路（即九三学社市委会现址）。河西区政协推荐梁叔达，和平区政协推荐李安东，随后祝淳夫、徐继仁等也来参加。1976年搬到和平区桂林路（农工民主党市委会现址）办公，人员同上。鉴于当时的政治环境，这个阶段工作主要以过去征集来的稿件为基础，进行核实、整理，编辑了《天津市文史参考资料简编》共15辑，铅印刊行。同时还整理编写了内容较为丰富、文字较长、带有专业性质的《天津文史参考资料》4 辑，油印刊行。以上两种刊物均为内部资料，印数不多，仅供有关部门参考，现已罕见。

2002 年6 月乔维熊先生在家中。

这个阶段的文史资料征集工作颇感困难，进展迟缓，从1974年到1978 年11 月约5 年时间，仅征集来稿件56 篇，共43 万字。因为写稿人瞻前顾后，不敢轻易下笔，有些勉强征集来的稿件，也多带有“左”的思想倾向，上纲上线，大大影响了文史资料的质量。这种现象一直到1976 年粉碎“四人帮”后才得到逐步扭转。到1977 年五届政协以后，文史工作才正式恢复，走向正规。

1978年11月，市政协五届委员会重新成立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主任委员由市政协副主席樊青典兼任。副主任委员10人：王煜文、韩震、何宗谦、黄逖非、黄钰生、吴廷璆、方之中、李麦、周茹、李周行。委员共43 人，包括面较广。文史委下设4 个业务组：革命组、政治军事史料组、工商经济组、科技文教组。

文史委和文史办迁到解放南路399 号（现为社会主义学院，前身为天津政治学校）后楼办公。市政协副秘书长王久、乔维熊负责主管日常文史工作。文史办公室副主任是游德昌、任焕晶，编辑组负责人是杨大辛。

在1978 年天津市内和平、河西、河东、南开、红桥、河北6 个区的政协相继成立了文史组，后来又逐步发展成立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按照各区地方特点征集史料遴选稿件送市政协，扩大了稿源。各民主党派成立文史组的有民盟、民革、民建、工商联，他们各展所长，各成员以亲身经历写出了许多很有价值的史料，为文史资料研究工作做出了贡献。(www.xing528.com)

1980 年7 月市政协六届委员会组成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主任委员于致远，副主任委员11 人：娄凝先、韩震、黄逖非、黄钰生、杨天受、郑天挺、吴廷璆、王煜文、方之中、李麦、李周行。文史委员会共55 人，下设5 个业务组：革命史组、政治军事组、工商组、经济组、科技文教组。文史办公室副主任游德昌、任焕晶、杨大辛，市政协副秘书长乔维熊主持日常文史工作。文史办公室下设征集组、编辑组、行政组和资料室。至此文史办公室已发展到有工作人员31 人（包括专职干部6 人，借调干部4 人，文史专员1 人，聘请退休人员和社会人士20 人）协助工作。

1983 年3 月市政协七届委员会组成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主任是娄凝先（后来娄主委病逝，由周茹副主席兼任），副主任李麦、乔维熊、谢天培、杨大辛。委员共20人：王华棠、左健、刘及三、刘瑞明、齐植璐、孙五川、张高峰、张章翔、张同礼、杨固之、杨骏昌、吴云心、吴同宾、林开明、祝淳夫、徐继仁、袁东衣、凌勉之、韩世奎、董少臣。文史办公室主任杨大辛，副主任游德昌、方兆麟。市政协副秘书长乔维熊分管文史资料工作。

这时期增加了征集革命资料的工作内容，设置了专门征集小组，在老党员、老红军、老干部中间积极开展工作，前后与50余人取得联系。在历时4年时间里，征集到革命史资料245万字，其中有些稿件史料价值很高。如徐彬如写的《回忆周恩来同志在天津主持顺直扩大会议》，萧永正写的《从麻城起义到西入川陕》、《长征路上与张国焘分裂主义的斗争》，李华生的《张家口抗日同盟军事变的前前后后》，李运昌的《回忆冀热辽抗日根据地的斗争》以及罗龙章等老同志写的《有关早期北方工人运动的回忆》等。发表后受到普遍重视，填补了革命史的空白。后来中共天津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建立后，为了避免在征集上“撞车”，做了分工，将党史部分交给党史办，政协保留征集有关民主革命时期围绕统一战线发展的革命活动史料，如革命群众运动、反帝反蒋斗争以及民主党派活动等史料。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落实了各项政策，解放了思想，消除了顾虑，人们决心把失去的时间补回来，文史战线上的同志们以满腔热忱投入工作。“文革”期间工作停顿，不少老人“人去史亡”，尚在世者均年事已高，如不抓紧征集，也将遭致无法弥补的损失，所以工作重点放在“抢救”史料上。在征集工作上沿袭“按题找人，因人设题”、“广泛发动，重点征集”、“一把钥匙开一把锁”以及组成专题史料小组等办法来扩大稿源。根据天津地区特点，着力于征集北洋史料、帝国主义侵略史料、资本主义工商业发生和发展，以及相应时期的科技、文教、民族、宗教、社会生活等方面的史料。这个时期共联系了各界老年人士达600 余人。自1978 年重建文史委以来至1988 年10 年间征集史料2400 多篇，约1900多万字，数量和质量、深度和广度均大大超过“文革”前。除上述革命史料外，在军政方面也征来很多珍贵史料，如《孙中山三次天津之行》、《天津事变》、《七七事变后天津战役纪实》、《从接收到垮台》、《天津特刑庭与“职业学生”案》以及有关袁世凯、黎元洪、徐世昌、曹锟、孙传芳、王怀庆、靳云鹏、张作霖、徐树铮、李景林、张作相、褚玉璞等人的历史资料。工商经济方面联系到许多老年原工商业者和银钱业者，大家分别组成了几个专题小组，通过学习讨论认识到，总结以往艰苦创业和奋斗发展的经验，对建设四化有很多借鉴作用。写稿热情高了，分别写出了一些行业史、工商老字号史和个人奋斗史料，如卞白眉、范旭东、侯德榜、周学熙、周叔弢等人事迹。再有银钱业的杨固之、谈在唐等均系耄耋老人，仍热情地不辞辛苦邀人合作，写出了不少天津的银行与钱庄史料。文教与科技界的老人先后征集来有关北洋、南开、北洋女师、河北女师、耀华、木斋、达仁等学校创建史以及马大夫医院、德美、水阁、防盲、结核病等医院的创建发展史料。在文化艺术界征来许多有关天津京剧、昆曲、评剧、河北梆子、话剧、曲艺、电影、年画等史料，都很珍贵。

从1978 年底，在保证继续往全国政协输送稿件的同时，开始编辑出版有天津地区特色的《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编辑选稿严把“三关”（政治关、史实关、文字关），内容既有重点又兼收并蓄，形式是专题编组和长短文章结合，既集中又多样。“选辑”每年基本出版4 辑，每辑16 万字左右，由文史办公室负责编辑和发行。初期的目的是供领导及历史研究部门和有关单位参考，故限于内部发行。“选辑”出版以来，获得很高的评价，读者队伍迅速增加，有很多单位或个人开介绍信前来购买，大有供不应求之势。由于社会的需要，从1981 年第14 辑起，改为公开发行，增加印数，面向社会，受到广大文史爱好者欢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