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创时期：天津文史资料选辑

1959年为响应周总理的号召，天津市政协文史资料工作开始起步。当时借鉴全国政协的工作经验，根据天津的具体情况，先在政协委员中征集文史资料。当时尚未成立正式专业机构，由秘书处负责抓此项工作。征集到一些有价值的历史资料后，转送北京全国政协。初期的征集工作重点多着眼于解放前旧军政方面的史料。

经过一年多的摸索与探求，积累了一些经验，根据工作发展需要，于1960 年11 月，河北省政协与天津市政协联合成立文史资料研究工作组（其时，天津市为省辖市），组长齐璧亭，副组长3 人：李子寿、李敬仁、张羽时。到1961 年秋，在市政协第二届委员会期间，成立了河北省暨天津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共有委员21 人。主任杨亦周（河北省副省长、天津市副市长、省市民革主委）。副主任6 人：姜战春（省政协副主席）、胡毅（市政协副主席）、廖安邦（省政协副秘书长）、黄逖非（市政协副秘书长）、朱继圣（市民建主委）、王光英（市工商联主委）。同时又成立了委员会的办事机构，即“文史办公室”。委员会每年召开一至二次会议，听取工作报告，研究确定工作计划。平时根据各委员专长，分别参加征集、审稿以及其他咨询工作。首任文史办主任凌勉之，副主任袁东衣，另有专职干部2 人：孟广琨、游德昌，并聘请了谢天培、吴同宾前来协助整理史料。文史办办公地点设在解放南路273 号（现市政协俱乐部）。委员会办公室成立后，很快打开了天津市工作的局面，工作开展颇为顺利。当时联系了不少可以提供史料的人士，如张绍曾、陈文会、谢宗陶等，提供了许多宝贵的资料。但这些所联系的人士的情况也不同，有的脑子里确实存有大量资料，但要求本人写成文章有困难。只有很少数人能写出合乎要求的文稿，多数人只能口述而不愿写稿。当时写稿普遍存在的问题是思想顾虑不少，由军政和工商界人士谈起自己经历来多是瞻前顾后，畏首畏尾，特别涉及到港台及海外关系的人和事，就语焉不详，难以形成完整的史料。这就需要讲政策，摆道理，谈征稿的重要性，多做思想工作，而更重要的是要有人按照要求代替这些人写出合格的文稿。为了工作需要，急需一批能说会写而又有相当阅历的“写手”来做具体征集工作。经过上级批准，由各有关方面推荐，陆续请来纪华、李鹏图、胡君素、俞志厚、李云汉、李树芬等10 人来担任此项工作，每月酌给车马费。这些老年同志知识渊博，阅历丰富，联系面广，他们按照计划有针对性地进行采访组稿、记录、查对、核实、润色整理，坚持“三亲”和“存真求实”的原则。一直到“文革”前，撰写整理了大量的文史资料。根据征集重点，在文史委员中成立了5个业务小组：1.北洋组；2.政治军事组；3.文化经济组；4.宗教组；5.民族组。组内都是各该界的知名人士，根据自己的特点，回忆往事，兢兢业业地在文史工作这片土地上辛勤地耕耘。光阴流逝，如今已过去近40 年，已有一些老人仙逝作古，而给我们留下的遗产是珍贵的文史资料。

1963 年12 月，市政协换届为第三届委员会，河北省暨天津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委员扩大到32人。主任杨亦周，副主任10人：齐璧亭、朱继圣、廖安邦、李子寿、李敬仁、周叔弢、李杰、王光英、凌勉之、胡毅。文史委中的业务组也有所更改，各组的组长为：经济史料组朱继圣；租界史料和社会史料组袁东衣；政治史料组和审稿组黄逖非。文史办公室主任袁东衣，专职干部2 人：刘振宇、梁国棣。此时根据工作发展的需要，聘请的“写手”逐渐增加，最多时曾有20 人。“文革”前市政协没有单独的文史经费，征集来的稿件全部转送全国政协，稿酬也由全国政协付给。当时全国政协要求天津市政协文史办公室将居住在天津的解放前各个历史时期的军政人员所了解、所经历的过去的政治内幕，有计划、有步骤地发动他们撰写成史料。为此文史办公室想方设法疏通渠道，尽可能地与这些人士接触，动员他们写史料。

天津文史资料初期的征集工作是根据全国文史资料工作会议精神，以征集北洋时期以来的军政史料为重点，兼顾其他。后来通过实践，感到有必要进一步扩大征集面。因为天津是华北重镇，京畿门户，历史悠久。天津又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典型城市，有过九国租界的辛酸史，帝国主义在这块土地上横行霸道，制造“国中之国”。天津自开埠通商以来即形成北方商业枢纽，工业建立也最早。长期以来天津又是北方金融中心，有过多种形式的银行、银号；文化、教育均很发达。近代史上许多著名事件发生在这里，如“天津教案”、“洋务运动”、“小站练兵”、“八国联军”、“壬子兵变”以及“孙传芳被刺”、“便衣队暴乱”等等，这些重要的历史事件，当时尚存在于不少目击者的记忆之中。有很多前清遗老遗少及北洋政府时期的军阀政客在天津做寓公，他们的后代和亲朋长期在天津生息经商或败落。更有许多洋行买办，租界工部局华人职员也是天津的长期住户，他们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历史见证人。在旧社会，天津又是形形色色的帮派会道门以及混混们的盘踞之所。如汉奸恶霸袁文会的罪行，人人痛恨。在沦陷8年期间，天津发生过许多地下抗日的事迹，革命青年及爱国人士抛头颅、洒热血，可歌可泣。所有这些史实，多未见诸文字记载，都需要我们文史工作者去征集、记录、挖掘、整理、核实和汇编，传之后世。如果我们这一代不抓紧征集、整理，随着时间推移，这些历史事件中曾亲身经历的老年人相继去世后，这些宝贵资料也将随之化为乌有，岂不成为永远的遗憾！(www.xing528.com)

面广事繁，工作量浩大。在征集工作中，我们采取了以专人联系、“一把钥匙开一把锁”的方式向特定的对象进行访问写稿；同时将熟悉某阶段历史情况或知晓某项历史事件的知情人士组织起来，进行座谈，互相印证、补充，由专人记录整理，分工合作，撰写各专题史料。一直到1966年以前，文史办曾组织过若干次这类的座谈会，写出了许多极有史料价值的文稿。如《黎元洪与段祺瑞的矛盾与府院冲突》、《天津壬子兵变》、《驱逐废帝溥仪出宫始末》、《中东路事件记实》、《高星桥发家史》、《天津典当业》、《法币和金圆券的崩溃》，以及永明漆厂、永利碱厂、北洋纱厂、恒源纱厂、天津东亚公司、仁立公司、启新洋灰公司、英美烟草公司、中华国货售品所及北四行的创建与发展等史料。以上这些文稿写成后陆续送往全国政协，分别在全国政协编辑的《文史资料选辑》上发表。从全国来看，除北京人杰地灵、文史人才荟萃外，以天津所提供的稿件数量最多。为了联系感情、扩大稿源，天津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经常举行各种活动，如在水上公园内举行文史联谊会，大家畅谈心得体会，互相交流信息，促进了工作的开展。有时组织参观历史文物、看电影、听京剧等活动。邀请来参加活动的都是文史爱好者，通过活动广交朋友，扩大稿源。经过连锁介绍，文史队伍不断扩大，包括政治、军事、经济、科技、文教、卫生、民族、华侨、宗教及社会等各方面的社会人士。这些人都是提供各类文史资料稿源的核心力量，更是《文史资料选辑》的热心读者与传播者。

正当文史队伍逐步扩大、稿件源源而来、文史工作以其独有的地方特色而蒸蒸日上、不断蓬勃发展之际，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由于文史工作专门从事于研究、征集、撰写统战对象的历史资料，所写的人和事也包括帝王将相与军阀政客、巨贾和实业家，自然很容易被扣上“封、资、修”和为剥削阶级“牛鬼蛇神”树碑立传的大帽子而遭受批判。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政协工作暂时停止，文史资料工作也陷于停顿了。“文革”前共征集各类史料1046篇，计1100多万字，给后来的文史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