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建筑概述：建筑初步

中国古代建筑在世界建筑界地位超然。中国古代建筑是一个大建筑的概念，是集书法、绘画、雕刻和建筑于一体的综合艺术。中国古代建筑的发展演变，可以从近几百年上溯到六七千年以前的上古时期。

1.上古时期

上古时期建筑分为巢居、穴居和庐居三个类别。巢居，是三大形式中的主流。它经历了在单一棵树上筑巢到在四棵相邻树上筑巢，最后到木结构的直接建造架空建筑的过程，形式类似于现在的东南亚常见的“干栏式”建筑。穴居，就是居住在山洞里。如周口店北京猿人的山顶洞，还有现在北方黄土地区几千万人居住的窑洞。庐居，是临时建筑。它主要是为游牧民族所有的一种居住形式。在西亚它被认为是主要的“原始屋”。

2.夏商周时期

夏商周时期是中国建筑的一个大发展时期。公元前21世纪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夏，夏朝的建立，标志着中国跨入了“文明时代”，进入了奴隶社会。《史记·轩辕本纪》有黄帝“筑城邑”的记载，《竹书纪年》有“夏桀作琼宫瑶台，殚百姓之财”的记述。现在考古已发现了两处夏朝城址和两处夏朝宫殿遗址。中华文明初始期的建筑踪迹，已经可以通过遗址的发掘来追寻。特别是河南偃师二里头一号宫殿（如图2-1至图2-4所示）遗址，是至今发现最早的规模较大的木架夯土建筑和庭院的实例，是晚夏时期的宫殿遗址，堪称“华夏文明第一殿”。整个建筑东西长108米，南北宽100米。原地表不平，北高南低，整个建筑建造在低矮、平整的夯土台上。庭院北部正中的主题殿堂，东西宽30.4米，南北宽11.4米，下部有宽大的夯土台基。柱洞排列整齐，组成面阔8间、进深3间的殿身平面。殿堂内柱不存在。遗址未发现瓦片，构造方式是以茅草为屋顶、以夯土为台基的“茅茨土阶”形态。中国木结构建筑体系的许多特点，都可以在这里找到渊源。

图2-1　偃师二里头一号宫殿遗址

图2-2　偃师二里头一号宫殿鸟瞰图

图2-3　偃师二里头一号宫殿立面

图2-4　偃师二里头一号宫殿平面

商朝的建筑已有较成熟的夯土技术。商朝后期，建造了规模相当大的宫殿和陵墓，与当时奴隶居住的穴居对照，强烈地表现了阶级对立的情况。商代早期的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和后期的安阳殷墟遗址，是两种不同性质的建筑遗址，也许前者是“朝”，是规模宏大的公共场所。从它的柱础的排列可以判定它是以木结构为骨架，使用纵架形式。殷墟大墓葬的墓室，都是井干式结构形式。这两种结构形式，在中国建筑以后的发展中，都曾发生重大影响。宫室以晚商安阳的殷墟为典型，已沿中轴顺序排列祭祀、朝廷与后宫三群建筑。一般居住建筑大多为地面房屋，半穴居甚少。条状及多室建筑已相当普遍。统治阶级的淫奢享受，大大推动了宫殿、离宫、苑囿的建设。由于当时未解决木石材料的多层结构问题，因此上述建筑大多建造在高大的土台上，这就是后来所谓的“高台建筑”。在建筑材料用于构造和装饰方面，已制作并使用了覆盖屋面的陶瓦、铺砌地表的陶砖，以及少量的金属（铜）构件。这是建筑中的重大进步。衡量建筑尺度的标准也逐渐规格化。如周代对道路的宽窄以“轨”度之，城墙高宽以“仞”“雉”“寻”度之，一般建筑用“丈”“尺”“寸”度之，室内面积则称之以“筵”，筵即席也。建筑外观总的比较低平，这是因为当时尚未能解决高层结构问题。但后来出现了高台建筑，使建筑外观有了很大变化。已知当时建筑的屋盖形式有四坡（即“四阿”）、攒尖、两坡等多种。

周朝遗留的一个铜器上表现出了当时建筑的局部形象，如栌头、门、勾栏。尤其是东周战国中山王墓中出土的一件铜案，四角铸出精确优美的斗拱形象。由此可知，周代建筑上已经使用斗和拱，并已有简单的组合形式。位于山西凤雏村的凤雏西周建筑遗址（如图2-5至图2-7所示）中轴线上依次为屏、门屋、前堂、穿廊和后室。它是迄今发现最早的四合院，是最早发现的两进式组群，是第一次见到的完成的“前堂后室”格局。春秋战国时期，掀起一股“高台榭、美宫室”的建筑潮流。台榭建筑的基本特点是以阶梯形土台为核心，逐层架立木构房屋。

图2-5　凤雏西周建筑平面

图2-6　凤雏西周建筑鸟瞰

图2-7　凤雏西周建筑纵剖面图

春秋战国时期的建筑，也同其他艺术门类一样取得了很高成就。各诸侯国为着本身的生存和扩张，都不惜人力物力精心营造自己的都城，使之成为军事、政治、文化的中心。因各国都城所处的地理位置不同，营建时因地制宜，所以各有特点。但在很多方面又都是一致的或者是近似的，如宫城都由城墙和濠沟包围着，全城由宫城和郭城两部分组成，宫城的王宫处在全城中轴线最显要的位置，郭城内均有市（商业区），宫城与郭城隔开，左右对称布局，主要建筑按中轴线左右分布，等等。从建筑成就来说，当时发明了多功能的砖瓦，为建筑的发展提供了极大的方便。斗拱的发明与使用，奠定了中国古典建筑特有的美感形式，台榭建筑是那个时代独有的建筑类型。建筑纹饰向两个极端发展，一是带有威严神秘气氛的兽面纹变为简练的几何纹，一是描绘现实生活的场景。装饰手法，纹饰刻镂更浅细，前期之粗花变为工整的细花。春秋战国时期，人们开始对建筑色彩设计有了很好的认识，而且人们都会在建筑物上涂抹油，或一些彩绘，使得建筑物看起来显得更加多样化、民俗化。河北省平山县战国时期中山王墓中出土了一张《兆域图》，傅熹年据此图和王墓的发掘资料绘出详细复原图，不仅表明当时的制图水平，还告诉人们当时的建筑是先绘制出平面图才施工的。这组图生动地显示出台榭建筑组合体的庞大体量和雄大气势，也标志着战国时期大型组群所达到的规划设计水平。

在建筑装饰纹样方面，如同心圆、卷叶、饕餮、龙凤、云山、重环等纹样，常见于瓦当及空心砖上。而铸于铜器、漆器上的纹样就更加精美，如三角形、波形、涡形等，其中若干亦已用于建筑本身的装饰。

色彩方面，除柱按等级着色外，又有墙面刷白、地面涂黑的做法。

3.秦汉时期

秦汉时期我国古代建筑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秦始皇一统天下，大兴土木，建造了规模很大的宫殿群落。在咸阳发现的秦咸阳宫遗址建于阿房宫之前，6米高的台体，形成上下两组殿屋。上组是使用中间立柱支撑的两层主殿，下组是使用回廊相连的生活设施，包括卧室、浴室等。阿房宫虽不如后人所写《阿房宫赋》那般气势，但现仍在发掘的阿房宫遗址也有一个横阔1000米的大土台。据当时的规划，前殿可容纳万人，并有阁道直达终南山，山顶成为宫殿群大门的阙楼。阿房宫虽未建成，但是现在还能大致看出主体建筑的规模。

秦汉时期建筑可分为屋顶、屋身和台基（如图2-8所示）三个部分，与后代的建筑非常相似；结构的做法和梁柱交界处斗拱和平坐、栏杆的形式都表现得很清楚，说明我国古代建筑的许多主要特征在此时期形成。

图2-8　先秦时期的建筑

秦代瓦当以莲纹、葵纹、云纹最多；秦宫遗址出土的巨型瓦当饰以动物变形图案，与铜器、玉器风格相近。纹饰主要有米格纹、太阳纹、平行线纹、小方格纹等图案以及游猎和宴客等画面。也有用于台阶或壁面的龙纹、凤纹和几何形纹的空心砖。有的秦砖上刻有文字，字体瘦劲古朴，这种古砖十分少见。汉代瓦当以动物装饰最为优秀，除了造型完美的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神以外，兔、鹿、牛、马也是品种繁多。 也有各种人物、车马、狩猎、乐舞、宴饮、杂技、驯兽、神话故事以及反映生产活动的画面。

秦朝的彩绘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汉代将色彩与阴阳五行理论相联系，并用色彩代表五行及方位。色彩上多运用红、绿、黑、黄、紫等各种颜色。

4.魏晋南北朝时期

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政治不稳定，战乱频频，社会生产的发展较汉代缓慢一些，这样的影响也投射在建筑上。从建筑发展来看，这一时期有几个值得关注的进展：一是东南地区城市建设和建筑活动的崛起。二是佛教的盛行和佛寺、佛塔、石窟寺建筑的盛行。这一时期佛教的传入引起了佛教建筑的发展，出现了高层佛塔的建筑形制。外来文明还带来了印度、中亚一带的雕刻、绘画艺术，使得中国的石窟、佛像、壁画等有了巨大发展。三是形成皇家园林和私家园林并立的格局。四是由于“胡坐”的传入，中国家具从适应席地而坐的矮足型开始向适应垂足而坐的高足型转变，由此引发了中国建筑室内空间和室内景观的变化。建筑风格总体趋于圆润，较为成熟。这一阶段楼阁式建筑相当普遍，平面多为方形。斗拱有卷杀、重叠、跳出，人字拱大量使用，有人字拱和一斗三升组合的结构，后期出现曲脚人字拱；令拱替木承转，栌斗承栏额，额上施一斗三升柱头人字补间铺作，还有两卷瓣拱头；栏杆是直棂和勾片栏杆兼用；柱础覆盆高，莲瓣狭长；台基有砖铺散水和须弥座；门窗多用版门和直棂窗；天花常用人字坡，也有覆斗形天花；屋顶愈发多样，尾脊已有生起曲线，屋角也已有起翘；梁枋方面有使用人字叉手的和蜀柱现象，栌斗上承梁尖，或栌斗上承栏额，额上承梁；柱有直柱和八角柱等，八角柱和方柱多具有收分。

图2-9　北魏洛阳永宁寺塔平面

图2-10　北魏洛阳永宁寺塔剖面

图2-11　北魏洛阳永宁寺塔外观

以北魏洛阳永宁寺塔（如图2-9至图2-11所示）为例，它是北魏永宁寺佛塔，建于北魏熙平元年（516年），在北魏国都洛阳城内，现已不存，其遗址位于今洛阳市白马寺东，310国道与陇海铁路交叉口处。据杨炫之《洛阳伽蓝记》追述，永宁寺塔为木结构，高九层，100里外都可看见。据其他记载，塔高49丈或40余丈，合今136.71米左右，加上塔刹通高约为147米，是古代最伟大的佛塔。永宁寺塔平面正方，每面各层都有三门六窗。塔刹上有相轮30重，周围垂金铃，再上为金宝瓶。宝瓶下有铁索四道，引向塔之四角，索上也悬挂金铃。晚上和风吹动，10余里外都可听见。塔的装饰十分华丽，柱子围以锦绣，门窗涂红漆，门扉上有五行金钉，并有金环铺首。永宁寺塔已进行了考古探查，基础由夯土筑成，约百米见方，上有包砌青石的台基，长宽均38.2米，高2.2米，周边原有石栏杆，四面中部各有一斜坡道。塔身四角加厚成墩，使塔显得十分稳定。塔建在永宁寺内中心，四周包围廊庑门殿，是早期中心塔型佛寺的代表。

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传入，彩绘和雕刻技术日趋完美，色彩辉煌夺目，丰富多彩，即使是同种颜色也有了深浅明暗变化。琉璃瓦开始出现，呈黄、绿色。

5.隋唐时期(www.xing528.com)

隋唐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高潮时期，建筑技术和艺术也有巨大发展。隋唐建筑的风格特点是气魄宏伟，严整开朗。

在单体建筑方面，自南北朝中后期出现的使用侧脚、生起、翼角、凹曲屋面的手法更为成熟，做法开始规范化。风格由汉式直线形的端严雄强，变为由曲线和斜度微有变化的直线形的流丽遒劲与更富于韵律。这时的艺术处理多在结构构件上进行。如柱身做成梭形、八角形，梁做成中间微拱起、底背均是弧线的虹梁，挑檐和承室内顶棚的斗拱都做出内凹或外凸的弧面，使其组合协调而富韵律。屋顶做成凹曲屋面和起翘翼角后，成为最有特色的部分，庑殿、歇山、悬山、攒尖、圆锥等屋顶形式均已出现，宫殿屋顶使用经渗炭处理的黑瓦，用黄、绿色琉璃做屋脊和檐口，色彩鲜明，与屋身的朱柱、绿窗、白墙形成唐代建筑最典型的色调。为了使所用的曲线规格化，这时还出现了“卷杀”的手法，把曲线的两轴分别划分为三至五段，相应之点间连线，形成近似于所需曲线的折线。

隋唐时期在建筑组合上也有较大的发展，在主建筑的四面都可接建，在左右侧的称“挟屋”，在前后的称“对垒”，局部向前后突出的称“龟头屋”。不仅单层建筑，楼阁也可建成组合体。唐代建筑中最著名的组合体是大明宫麟德殿，在敦煌唐代壁画中也可以看到组合体的形象。组合体由若干辅翼的次要建筑簇拥主体，屋檐或曲折连延，或上下叠压，翼角错落，屋身有大有小，虚实结合，比单体建筑更富于艺术表现力。

院落式布局是形成中国古代建筑特色的最重要手段。在主体建筑前方建门，左右建附属建筑，用廊庑环绕形成封闭院落。大型建筑群由多个院落组成，且有一个主院落为主体。院落布局的优点是主建筑面向庭院，不直接对外；可按需要设计院落的形状、尺度，造成开敞、幽邃、严肃、活泼等不同环境效果，可通过门和道路组织最佳观赏路线，可通过重重廊庑增强纵深感。院落式布局的特点和优点在隋唐时期已完全形成，并沿用到明清，成为古建筑最具有特色的部分。

佛光寺（如图2-12至图2-16所示）创建于北魏孝文帝时期（471—499年），隋、唐时寺况兴盛，声名远扬长安、敦煌等地，在日本、东南亚地区颇有影响。东大殿在佛光寺内东向山腰。雄伟古朴，居高临下，俯瞰全寺，为寺内主要建筑。根据殿前石幢刻字与殿内梁架上题记核证，于唐大中十一年（857年）在弥勒大阁旧址上重建。 殿前基址甚高，有片石砌筑，其上筑以台基。殿向面宽七间，进深四间，单檐四阿顶形制。前檐当中五间安有大型板门，两尽间及两山后间安直楼窗，便于殿内后部采光。殿内外柱上有古朴的斗拱托上部梁架和深远翼出的屋檐。殿内天花板将梁架分为明状（露明梁架）和草状（隐蔽梁枋）两部分。梁枋嵌消规整，结构精巧，局部还保存有早期彩绘痕迹。殿顶全用板瓦仰俯铺盖， 脊兽全为黄绿色琉璃艺术品，一对高大的琉璃鸱吻矗立在正脊两羰，使殿宇更加壮丽劲健。祖师塔在佛光寺内东大殿南侧，是魏孝文帝时建佛光寺的初祖禅师塔。塔身古朴，用青砖砌筑，高约8米。 平面六角形，两层，第一层中空，正西面开门，门上有火焰形券拱， 塔檐用砖叠涩垒砌。上层各角砌有束莲式倚柱，正面饰以火焰式券拱假门，侧面雕砖破子楼窗，顶部置有覆钵、莲瓣及宝珠。无论外观形制、局部装饰和细部手法，均属北魏遗构，这是佛光寺创建时期保留至今的唯一实物。

图2-12　佛光寺总平面

图2-13　佛光寺总剖面

图2-14　佛光寺大殿平面

图2-15　佛光寺大殿横剖面

图2-16　佛光寺大殿实景图

建筑、雕刻、绘画都达到了相当的水平，建筑木结构外露部分都用了朱红，墙面用白粉，采取赤红与白色的组合方式，红白衬托，鲜艳悦目，简洁明快。

6.两宋时期

宋代建筑，泛指在公元960年至1279年的宋朝时期北宋及南宋境内的建筑，一如以往的朝代，继承着前朝的建筑传统。

宋朝在经济、手工业和科学技术方面都有发展，使得宋代的建筑师、木匠、技工、工程师、斗拱体系、建筑构造与造型技术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建筑方式也日渐趋向系统化与模块化，建筑物慢慢出现了自由多变的组合，绽放出成熟的风格并且拥有更专业的外型。为了增强室内的空间与采光度，采用了减柱法和移柱法，梁柱上硕大雄厚的斗拱铺作层数增多，更出现了不规整形的梁柱铺排形式，跳出了唐朝梁柱铺排的工整模式。

宋朝建筑物的类型多样，其中杰出的建筑都是佛塔、石桥、木桥、园林、皇陵与宫殿。由于注重意境的园林设计特意追求把自然美与人工美融为一体的意境，所以这一时期的建筑一改唐代雄浑的特点。建筑物的屋脊、屋角有起翘之势，不像唐代浑厚的风格，给人一种轻柔的感觉。油漆得到大量使用，使颜色十分突出。在窗棂、梁柱与石座的雕刻与彩绘的变化十分丰富，柱子造型更是变化多端。

北宋东京汴梁宫城是在唐汴州衙城基础上，仿洛阳宫殿建造的。正门宣德门，墩台平面呈倒凹字形，上部由正面门楼、斜廊和两翼朵楼、穿廊、阙楼组成。从宋徽宗赵佶所绘《瑞鹤图》（如图2-17所示）上可见到宣德门正楼为单檐歇山顶的形象。宣德门前有宽200余步的脚街，两旁有御廊，路心列杈子，辟御沟，满植桃李莲荷，显现出颇有特色的宫前广场。

图2-17　宣德门正楼顶（《瑞鹤图》局部）

数千年来，建筑智慧多依靠口耳相传，子承父业传承下来，但关于建筑的文献亦早已存在，在传世的中国画中描绘的建筑物也让历史学家更好地了解宋朝建筑的配搭。宋朝的建筑文献——《营造法式》对施工和度量的描述非常深入，比以前的文献更有组织，为后世朝代的建筑提供了可靠依据。另一方面，朝廷设立了专门负责建筑营造及相关的官职与机构——将作监以掌管宫室建筑，使建筑技术的传承更加系统。

两宋时期，建筑色彩注重清淡高雅、表现品位，强调色彩的冷暖变化，重视色彩的整体构图与局部的映衬关系。

7.辽、金、元时期

公元1115年，崛起于东北的女真族建立金国，1125年灭辽，次年攻入宋都汴梁。宋室南迁临安，史称南宋，形成南宋与金的对峙局面。此外，西北地区还有党项族的西夏国（1038—1227年）占有今宁夏以及陕西、甘肃的部分地区。辽、金、元时代，中国南北建筑风格逐渐产生差异，但都趋向华美繁复、细腻精致，发展出多种装饰手法。

契丹族原是辽河上源西拉木伦河流域游牧民族，建立辽国后设置五京：上京临潢府（今内蒙古林东）、中京大定府（今辽宁宁城）、东京辽阳府（今辽宁辽阳）、南京析津府（今北京）、西京大同府（今山西大同）。辽上京、中京城（见辽中京）遗迹尚存，辽陵在上京附近。辽南京城是明清北京城的最早基础，附近有大批辽墓、 辽塔（北京天宁寺塔、 易县泰宁寺塔、涿县智度寺塔等）。从蓟县独乐寺山门和观音阁木构楼阁，可以清楚地看到辽对唐代建筑的继承关系。辽宁义县的辽代奉国寺大殿，是现存古代最大木构建筑之一。西京大同及其附近，留存下来一批珍贵的辽代木构建筑，如华严寺下寺薄伽教藏殿、善化寺大殿、应县佛宫寺释迦塔等。释迦塔历经地震、大风、炮击的危害，屹立近千年，为中国仅存的大型木塔。总之，辽代建筑保留了浓厚的唐代作风。但是，密檐砖塔则很特殊，形制多是实心，底层立于须弥座、平坐勾栏和莲瓣之上，塔身八角或六角，仿木构的斗、柱、枋、门窗，上作层檐。辽塔一般色白或浅黄，极醒目。金代颇多仿建。

金朝立国后，先建都上京会宁府（今黑龙江阿城），后迁中都大兴府（今北京，见金中都），最后迁至南京开封府。中都建设规模宏伟，宫殿用汉白玉为台基栏杆，绿琉璃瓦，色彩强烈，装饰华丽，奠定了元、明宫殿建筑的基本风格。现存重要的金代建筑有大同善化寺的三圣殿和山门、五台佛光寺文殊殿、朔县崇福寺、繁峙岩山寺等。后二者还保存大幅金代壁画，是现存最早的寺院壁画遗物。金代统治者崇儒，修复曲阜孔庙，又修理诸岳庙、渎庙和后土庙。重修后留下的镌刻平面图碑，是关于古代建筑群的重要资料（见金后土庙碑）。金代建筑颇富创造性，所谓“制度不经”，如采用大额承重梁架，大量减柱移柱（如佛光寺文殊殿、崇福寺弥陀殿），对元代建筑颇有影响。

元朝是蒙古族建立的幅员辽阔的多民族国家。元代建筑上承宋、辽、金，下启明、清，有如下成就。

色彩方面，辽、金、元时期，在两宋时期的基础上有所发展。

8.明清时期

明清到达了中国传统建筑最后一个高峰，呈现出形体简练、细节烦琐的形象。官式建筑由于斗拱比例缩小，出檐深度减少，柱比例细长，生起、侧脚、卷杀不再采用，梁枋比例沉重，屋顶柔和的线条消失，因而呈现出拘束但稳重严谨的风格，建筑形式精练化，符号性增强。

明清时期，官式建筑已完全定型化、标准化。清朝修订了一部建筑法典，原书书脊书名印为《工程做法》，而封面书名写作《工部工程作法则例》，两名通用。 此书由清工部会同内务府主编，于雍正十二年（1734年）刊行，是继宋《营造法式》之后又一部官方颁布的、较为系统完整的古代营造术书。

图2-18　八达岭长城平面图

图2-19　八达岭长城立面图

由于制砖技术的提高，此时期用砖建的房屋猛然增多，且城墙基本都以砖包砌，大式建筑也出现了砖建的“无梁殿”。由于各地区建筑的发展，使区域特色开始明显。在园林艺术方面，清代的园林有较高的成就。明清时期，城市数量迅速增加，都市结构也趋复杂，全国各地均出现了因各种手工业、商业、对外贸易、军事据点、交通枢纽而兴起的各类市镇，如景德镇、扬州、威海卫、厦门等，此时大小城市均有建砖城、护城河，省城、府城、州城、县城，皆各有规则。明清时期有代表性的建筑有北京紫禁城、北京故宫三大殿、北京故宫后三宫、北京故宫屋门、北京故宫太和门门院、盛京宫殿、北京天坛、北京地坛、北京社稷坛、北京太庙、明十三陵、明长陵、青城山上清宫、拉萨布达拉宫、承德普陀宗乘庙、明长城、八达岭长城（如图2-18、图2-19所示）、北京皇城御园、承德避暑山庄、北京颐和园、苏州拙政园以及苏州留园等。

现保存比较完好的是明西安城墙。它始建于明洪武三年至十一年（1370—1378年），是在唐长安皇城的基础上扩建而成的，明隆庆四年（1570年）又加砖包砌，留存至今。明西安城的西、南两面城墙基本与唐长安皇城的城垣相同，东、北两面墙向外扩移了约1/3。城墙高12米，顶宽12～14米，底宽15～18米。城呈长方形，南垣长4255米，北垣长4262米，东垣长1886米，西垣长2708米，周长约13.7公里。城四面各筑一门，每座城门门楼三重：闸楼在外，箭楼居中，正楼最里，为城的正门。箭楼与正楼之间与围墙连接形成瓮城。在城墙四角各筑角楼一座。城墙上相间120米还有敌台（马面、墩台）98个，台上筑有敌楼，供士兵避风雨和储存物资用。城墙顶部外侧还修有雉堞（垛墙）共5984个，上有垛口和文口，供射箭和瞭望用，内侧修有女墙无垛口，以防行人坠落，城外有护城河环绕。整个城墙气势雄伟，构成一个科学严密的古城堡防御体系。

明清时期的建筑色彩的等级区分更加明确，清代的宫殿、庙宇色彩的丰富绚丽，多用油漆彩绘装饰，青、绿、红等色运用广泛。而同一时期的民间建筑则是尽显质朴、淡雅的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