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本书希望以黎族“合亩”制研究为主题，完整地呈现一个黎族村落的社会结构，以及在历史变迁背景下地方社会运作逻辑的延续，以此来回应以往黎族研究对“合亩”制所具有的文化意义、社会结群意义以及维持社会再生产意义的忽视。同时笔者也试图表明，偏居一隅的海岛少数族群在国家化、市场化乃至全球化进程中，并非被动接受外部力量的改造，在积极应对社会变迁的同时，也保持着本民族、本地域社会的固有逻辑与文化传统。这一研究抱负是笔者从选题到田野考察再到全文撰写一直想努力实现的，但囿于“合亩”制本身对村民来说已成为久远的记忆，亲历当时社会生活的老人已多数不在，因此，从当地民众口中获取1950年前“合亩”制时期村落社会情况的设想受到一定制约。同时，由于黎族早期社会只有语言而没有文字，所以难以从地方志、族谱、碑刻等史料去考证当时的社会状况，这对田野材料的获取提出了挑战。因此，本书在一些章节的分析上倚重二手资料，同时兼顾考察与田野点共享同一文化圈的其他黎族村落。笔者试图通过整合各方面材料，做到在论证上有说服力，然而，综观全文，笔者还是有种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感觉，对材料的全面把握与深度挖掘仍显欠缺。
其次，人类学田野研究始终倡导对当地族群语言的掌握，这是因为语言本身承载了地方文化，尤其是对于相对封闭的中部黎族社会，熟知地方语言，不仅为融入村落生活带来更多的便利，更重要的是能够对黎族地方性知识进行深刻理解，理解当地人的行为意义，实现对黎族文化的准确体认。然而，很遗憾的是，笔者一直没有学会杞黎方言，在田野作业期间无法与当地黎民直接沟通，不得不靠田野报道人的二次翻译，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对当地文化的理解与诠释，没有很好地观照到黎民个体的心理和主观体验，对当地人历史主体性的呈现仍显不足。(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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